中国历史上的比丘尼

一、引言

作为人类二分之一的存在，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男性无法替代也不可卑视的角色，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的贡献有目共睹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然而，宗教中的女性问题或说女性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的确是一种遗憾。由于女性对生命问题的敏锐观察力和切身体验，以及女性不同于男性的身心特征和各种责任，加上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致使女性与宗教结下不解之缘，普遍对宗教保持着很严肃和虔诚的态度，佛教女性更是如此。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女性问题进行考察。信仰佛教的女性分在家和出家两种，本文仅打算就佛教的出家女性——比丘尼，主要是中国历史上比丘尼的状况作一回顾和分析，或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关注这个曾经遭贬损、被忽略的女性群落。但恐笔力不济、资料缺乏、时间仓促而有违初衷，遗漏疏误不妥处，切望指正。

二、印度比丘尼僧团的成立及发展

根据多种佛典所载，印度最早的比丘尼僧团是由佛陀的养母兼姨母大爱道瞿昙弥殷切求法而成立的，时间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然而，大爱道的出家却颇为曲折。据说佛陀曾两度拒绝大爱道出家的请求，但她这个意愿仍十分坚决，甚至自行削发与五百名释迦族妇女一起追随佛陀游行，直至到达舍卫城祗洹精舍。大爱道第三次恳请，但还是没有被接受。后经阿难尽力说情，佛陀考虑再三，遂提出以遵守八敬法为条件同意让女众出家受具修行，佛教的比丘尼僧团由此成立，乃至不断壮大。佛经中曾有六千大比丘尼的说法，可见当时尼众僧团的发展及势力。这方面的情况，律典与阿含部诸经中有一些零散的记录，比较集中和详尽的记载则见于南传大藏经巴利文三藏。其经藏小部有《长老尼偈》，包含71位长老尼和两个长老尼集合（三十长老尼和五百长老尼）所讲的73组偈颂，共521偈，反映了佛陀时代比丘尼出家与修证的一般状况及古印度的某些社会现实。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印度出家的妇女来自各个种姓，尤以婆罗门或刹帝利等王室妃嫔、贵族商贾为多，同时也有农民猎户、仆隶、妓女等低种姓的代表，不过她们出家皆是基于对佛法的信心。尽管很多人也经历过灾变祸患、丧亲失子等世间苦难，她们出家的动机却不只是逃避苦难，而是为追求宗教理想。因此出家后都能精进修行，有不少人证得圣果。除了《长老尼偈》，汉译《增壹阿含经》卷三《比丘尼品》和《阿罗汉具德经》也列举了数十名长老比丘尼的名号和成就。

三、比丘尼戒律的传入与中国比丘尼僧团的成立

繁苛的部派佛教戒律反映出比丘尼僧伽在部派佛教时期即初具规模，且可推知，公元四世纪已相当成熟和完备。正是在此时，比丘尼僧制东传入中国。据梁宝唱撰写的《比丘尼传》，两晋之交的净检在西晋建兴年间（313—317）从西域沙门智山受十戒，为中国有沙弥尼之始。净检随即与同其志者24人在洛阳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则为中国第一座尼众寺庙。此后到东晋咸康年间（335—342），沙门僧建从月支国带回《僧祗律》尼竭磨和戒本，是为专本完整的比丘尼戒法初传中国，不久便大略译出，于是净检等4人又从外国沙门昙摩竭多受具足戒，方为中国比丘尼从大僧受具足戒之始。而净检成为中国最早依戒出家的女性，被看作中国第一位比丘尼。虽然《大宋僧史略》卷上曾载洛阳妇女阿潘早在东汉明帝在位（58—75）时即听命出家，但因当时戒法不全，阿潘出俗也只限于剃发受三皈五戒而已，尚不能称为比丘尼，因之净检出家便意味着中国比丘尼僧团的正式成立。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尼众只从比丘僧受戒。尽管那时传译入中国的戒律大都主张比丘尼从二部僧受戒（女众先从比丘尼，再从比丘受具足戒，并且授戒的尼师至少得十人），八敬法也有相同的规定，却因没有合资格的尼师和其它条件不成熟而无法实行。到刘宋元嘉六年（429），有外国舶主难提自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载来八名比丘尼，到达宋都后住在景福寺。其时景福寺尼慧果等人欲如大爱道之缘（大爱道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尚）重请受戒，因之别请难提再邀师子国尼来满十数。嗣后，元嘉十年（433），难提复载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来满十数。这时，先至诸尼已通宋语，于是便请僧伽跋摩与铁萨罗等尼师一起，为宋都比丘尼三百余人在南林寺设坛结界次第重受具足戒，此为中国比丘尼二部僧受戒之始。中国的比丘尼戒由此开始通过师子国比丘尼谱系与大爱道相连，又经大爱道与佛陀本人联系起来，所以在佛教徒看来，南林寺这次正统的大规模集体受戒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比丘尼僧团再度合法如律地成立。

四、中国历代比丘尼概况

（一）东晋南北朝——比丘尼僧团的鼎盛期

我们知道，比丘僧团在逐步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先是吸纳了普通民众，后来才征服社会上层人士；比丘尼僧团则相反，似乎一开始就吸引了后者，这正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尼众僧团势力渐次增长的情形。比如东晋支妙音“权倾一朝，威行内外”，甚而参预朝廷机要；刘宋宝贤尼首任京邑尼僧正，掌管京城一带的尼僧事务，“甚有威风，明断如神”，宋文帝用四事供养她。其间南朝比丘尼不但出入宫廷，而且还能向皇族王公大臣们讲经说法。这个时期可说是中国比丘尼僧团发展的鼎盛期，比丘尼们在自身修行的同时，还与社会各阶层广泛交往，对于推动晋宋以来朝廷上下归敬佛法、礼接僧尼的风气的形成，对扩大佛教的势力和影响，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尼传的编集也与南朝比丘尼人才辈出和积极旺盛的活动力相关。从《比丘尼传》和别的史料综合起来看，当时女性出家，或是出于内在信仰，含家庭影响和自身领悟两种情况；或是由于各种外界因素，如灾祸、婚变、离乱、疾病等。概言之，既有个人和家庭原因，又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特别是在那样一个政局迭变、干戈横起的时代，女性遭受着重大的痛苦和折磨，出家便成为极少数可供选择的生路之一。这些比丘尼出家后大多深信佛法，游心经律，精勤苦修，涌现出不少“弘震旷远”、“尽禅观之妙”的法师、经师、禅师，亦有“立志贞固”、“穷苦行之节”、舍身供佛、造经像行苦节的；甚或有修证后显神通异能者。这当中道馨被视为中国第一个讲经说法的比丘尼，她诵《法华》、《维摩》，清谈尤善《小品》，“一州道学，所共师宗”。惠曜则是第一位烧身奉佛的汉族比丘尼，法辨、昙晖、僧述等皆有极深的禅定功夫，宝贤、法净为有史可查的仅有的比丘尼僧官。总之，东晋南北朝的尼众僧团由于内外因素配合而迅速发展，比丘尼们一面自己修学，一面积极从事讲经弘法、聚徒授业、赈济饥寒、游行教化等工作，确实发挥了其宗教和社会职能。

（二）隋唐五代——内尼僧团的兴起与扩展

隋唐五代时期比丘尼僧团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内道场尼寺的兴起与扩展。所谓“内道场”，又名“内寺”，是指设置于宫庭内用以举行宗教法会的场所，属于皇室私用的佛寺或道观，是政教关系密切时的一种特殊制度，与尼众僧团有直接关联。据《大宋僧史略》卷中，内道场起于后魏，到隋朝才有内道场之名。隋炀帝改僧寺为“道场”，改道观为“方坛”，内禁中的僧寺则称为“内道场”或“内寺”。内寺常有群僧法集，讲述经论，敷扬禅要，而由比丘尼负责内寺的杂务。隋代正式建立内道场制，一方面沿袭内寺形态，另一方面配合官寺系统和僧官制度，完成中央集权的宗教政策。内道场定型于隋朝，而盛行于唐代，尤以武则天治下为最。由于内道场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很适合长期居住在后宫的宫人修学佛法。内尼僧团的基本成员也的确来自宫人后妃，唐肃宗的韦妃就曾于内道场出家，这和其他受贬谪或被打入冷宫的嫔妃宫人一样，皆因失意或被强制出家。也有宫女志欲习道而自愿出家的，如隋吏部侍郎薛道衡之女薛德芳因才华出众被选入唐太宗宫中，后发心出家，太宗为她造内鹤林寺，并设“内临坛”授戒，首开“内临坛”先例。还有少数是因为祥异被延进宫中的。御用内道场的设置，主要功用在于提供皇室专用的宗教服务，和安置出家的宫人。这些宫人除少数有纯正的宗教理由，大多由于负面原因不能不出家，武则天便是一个典型事例。况且虽然内尼的数目颇众，但却鲜有如法澄那样能讲经说法、译述经典的，多数只是内道场的执役者。长居禁中，与世隔绝，使她们失去了与一般人接触弘法的机会，难以发挥尼众僧团应有的宗教功能。所以尽管对宫人而言，在内道场出家也许是个可供安全终老的好选择，但对整个比丘尼僧团的发展却不见得有好的作用。

除了内尼僧团，这个时期民间信佛的妇女亦渐次增加，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中不乏修净修禅卓有成效的比丘尼。如《佛祖统纪》所记往生高尼中即载有唐朝的净真和悟性，另如《续比丘尼传》和灯录里还记载过好些著名的女禅师。在她们当中，末山了然是《景德传灯录》里唯一被单独立传的比丘尼禅师，曾使志闲比丘服膺。此外尚有实际禅师，曾对以“一指禅”着称的俱胝和尚的证悟有所助益。玄机答雪峰以“寸丝不挂”，在禅法上同样不让须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唐诗》中还收有唯一一首比丘尼的诗作，便是西蜀海印写的五律《舟夜》，海印也因此被录入省志。同时，这期间仍有修苦行或舍身焚化者。如五代时的昌志“苦行清修，至老不倦”；唐荆州比丘尼姊妹“同诵法华”、“鮨期自焚”。此外还有隋朝智仙，因与隋文帝的特殊关系以“神尼”着称于世，本身的修为也颇高。

（三）宋元明清——比丘尼僧团的民间化与尼众参禅

宋元明清时期，由于禅净二宗大行其道，深入民间，尼众僧团的重心也逐渐从上流社会转移到了一般庶民层次，出现了许多有修有证的平民比丘尼，可惜有关史实却多半湮没无闻。不过，从有限的能搜寻到的材料，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于前期的情况。比如出家的原因，有越来越多的比丘尼因家贫为求生存而削发为尼，另有数量较多的比丘尼系生活受挫、丧失了希望才出家，或在兵燹动乱中破家为尼，或因夫殁少寡为尼，或因夫妇失和而为尼，甚或有娼妓优伶皈依佛门者；当然也有部分女性因特殊环境的熏陶，基于真实的信仰才出家，不过所占的比例已大为减少。再如修证方面，从多门兼备转向了以禅净二宗为主。尤其是净土宗的盛行且历久不衰，使得女众更多地修习念佛法门。《佛祖统纪》上载有能奉、慧安等往生高尼；另如明高僧舃宏之妻舃锦，其夫出家后即开始精勤修行，晚年亦出家并念佛往生，曾仿舃宏《七笔勾》写过一首妇女的《七笔勾》。此外，尚有不少其他有名无名念佛往生的比丘尼。不过，尼传和灯录里所载禅尼的数量同样颇多。其中南宋无著妙总禅师极为有名也极具造诣，曾参大慧宗杲，开悟后升座说法，“声闻四方”。无著乃丞相苏颂的孙女，另外苏颂的孙媳智通（又名惟久）也是一位气度不凡的禅尼，她在一首《洗浴偈》中写道：“一物也无，洗个什么?纤尘若有，起自何来?……尽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尘。直饶水垢顿除，到此亦须洗却。”精到地揭示出禅的妙谛。智通死时盘膝书偈而化，身后留下一册《明心录》。这期间还有一些比丘尼禅师曾有语录传世，但能入藏的并不多，清朝行刚的《祗园刚禅师语录》和醒彻的《季总彻禅师语录》却都被收进《嘉兴藏》，可见其价值不菲。行刚是临济宗南岳门下第三十五世，为参“本来面目”“呕血数升不辍”，开悟后辟禅堂，门下弟子一音、一揆、伏狮等都是名列禅谱的得法女禅师。此外，清朝济苻亦有《祖揆苻禅师语录》梓行天下，行致惟极禅师则被载入《五灯全书》。从以上数例可知，即便在属于上根利器的禅宗，亦不乏能与比丘并驾齐驱者，甚而有超过比丘的。与禅尼相对应，宋以后还产生了较多能诗能文、善用诗偈体现禅理的比丘尼。这当中首推以梅花诗闻名的宋朝无名尼（或称梅花尼），她那首脍炙人口的诗偈曾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另外，宋朝正觉和祖勤，元朝妙湛，明朝悟莲，清朝明本、超具、无我、妙惠和宛仙，皆有诗文传世。其他如《历代妇女著作考》曾列出13名比丘尼的17部诗文集，但是除海量（或称量海）《影响集》尚存并收入《续藏经》之外，其余的全部佚亡。海量还作过一篇《警众语》，对尼众“披肝沥胆，勉励有加”。其实，历史上有智有才、能诗能文的比丘尼远不止这些，然而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桎梏，和世俗女性一样，比丘尼的诗文著述常因不受重视而隐没，实在是传统文化的一大损失。

此外，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两位做出了特殊贡献和志业的比丘尼：一为智首，曾与另两名尼僧跟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开比丘尼海外弘法之先例；一为法珍，断臂首倡募刻佛经总集《赵城金藏》，三十年始成，其护持法宝的精神，感人至深，足可钦敬。

五、结语

纵观近两千年中国比丘尼僧团兴起、发展的历史，佛教尤其为那些不乐婚嫁和婚姻受挫（离婚或早寡）的女性提供了一种守节的凭藉、一个稳妥的去处乃至维生的方式。有些时期，比丘尼甚至成为贞洁守节的象征，其影响深入民间。就算在最受俗人笑骂之时，比丘尼形象仍较道教女冠保守。同时，比丘尼的宗教身份也赋予了女性以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追求自我存在价值乃至宗教理想的权利。中国出家女性一般说来比世俗女性享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多的自由，在社会关系方面所受的限制较之印度比丘尼为少，因而在僧团内部表现出卓越的管理和组织才能，还可发掘出其他各方面的能力，亦有影响到僧团以外的。正因为这样，才会有如此多的女性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投身佛门，且在出家后多能忠实于自己的信仰，难行能行，难舍能舍，精勤为业。特别是那些彪炳史册的大德比丘尼，她们或严守戒律、宁死毋犯，或辩才无碍、善说法要，或深得禅悟、解行相应，或智识超群、诗文俱佳，或心怀悲悯、慈济群生，在中国佛教史上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业。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有众多默默无闻的佛教女性，包括大量无名比丘尼，她们在奉侍服务、社会教化、弘法利生、度人淑世方面都有过卓绝的贡献，不容抹煞也不可怀疑。

主要参考书目：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22、49、54册。

《长老尼偈》，金陵刻经处1991年版。

《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佛教的女性观》，释永明着，佛光出版社1990版。

《唐代的比丘尼》，李玉珍着，***1989年版。

《菩提道上的善女人》，释恒清着，***1995年版。

《尼姑谭》，蔡鸿生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佛教》第四辑，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佛典精解》，陈士强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