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房山石经刻造概况

唐代房山石经刻造概况

林元白

一静琬刻经题记的发现

关于房山历代刻经的一般情况，我在去年曾就初分过目的石经拓片作了一次简略的报道[附注1]。当时因为石经山九个石洞所藏的石经尚未全拓，不能对它作更全面的调查和研究。现在除了云居寺压经塔下所埋藏的辽、金所刻经版未拓印外，石经山各洞经版已全部拓完。据初步不完全统计，单是石经山经版共计4，196片、拓片8，221张（洞外残石拓片未计在内），其全貌是大略可以看见了。房山最古的石经虽开刻于隋代，实际上是到唐初才陆续刻成的。本文拟就唐代二百余年间房山所刻石经，按其先后成就加以介绍。

房山石经最早见于历史记录的，是唐贞观二年和八年静琬自己刻下的两块题记。贞观二年（628）的题记现嵌雷音洞前左壁，石已残缺，幸而在元代贾志道的:“重修华严堂经本记”碑上留下一些记录，互相对照起来，才清楚地知道了静琬的意图[附注2]。贞观二年题记开头所缺的“释迦如来正法像法凡千五百余岁，至今”（贞观二年）十几个字，是元朝高丽僧慧月到石经山时亲见之于堂户首刻而为“经本记”所引用的。其下文大意“迄贞观二年已浸末法七十五载，静琬为护正法，率诸门弟，谨化檀越，即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经本记”作“刊经版不胜其数”），冀于旷劫济度苍生一切道俗。”二者的内容大体一致（见拓片一）。

贞观八年（634）静琬的题记，一部分原石已失，现在只留下它的拓片。从它“世若有经、愿勿辄开”的文意看来，应该是石洞外壁的题记；但日本“东方学报”第五册副刊“房山云居寺研究”（1935年出版）插入图版第五C说明作为“贞观八年经末题记”，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明周忱“游小西天记”说:“其左洞有静琬贞观八年碑记，嵌于门上”；清孙星衍“京畿金石考”说它在“石洞壁上”是比较正确的[附注3]。果然；最近在许多残缺拓片中发现了这块题记的前一部分（见拓片二），这就把它的全部意义弄明白了。其文字如下:——

（静）琬敬白末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惠眼，出离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恒明。”（下衔接）“咸闻正道，□□□□，乃至金刚，更□□□。此经为未来佛□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贞观八年岁次甲午□月乙卯十五日已（下缺）

从贞观二年的题记看来，静琬所刻的石经似乎有“华严经”等一十二部。但究竟哪十二部呢!这就无人能说了。据唐元和四年（809）刘济的“涿鹿山石经堂记”说:“沙门静琬睹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国朝贞观五年，涅盘经成。”这样看来，“涅盘经”是十二部经之一了。但从来未见关于涅盘经原始的题记，到了契丹清宁四年赵遵仁撰“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才提到了它。然而这次石经拓印中却从两块残石上发现了涅盘经堂的题记，这在决定静琬和涅盘经的关系上是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的。（见拓片三）题记的文字如下:

“此堂内唯有石涅盘经一部，更无余物。本为未来悬远无佛法时，留为（经）本，开生慧目。静琬□头，来。”（下缺）

我们如从“涅盘经”（全部藏在第七洞）“华严经”（全部藏在第八洞）所藏的石洞推测、则上举两石刻应该是第七洞和第八洞石壁的题记。此外，雷音洞（第五洞）壁上所嵌的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观无量寿经、弥勒上生经、八戒斋法、华严经净行品百四十愿等一百四十五碑，向来公认是静琬所刻的。从各经的字体看来，法华经、八戒斋法、无量义经等近于华严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弥勒上生经、华严净行品菩萨百四十愿等则全与涅盘经相同。因此这些石经也许是属于静琬所刻的十二部经的。

［拓片一］静琬的贞观二年题记，现仍嵌在雷音洞（第五洞）洞门外壁左上角。

［拓片二］静琬的贞观八年题记上半段残石，从洞外乱石中发现；“成闻正道”以下半段，原石已失，现据日本“东方学报”第五册副刊摄影拼合，以成完璧。

［拓片三］静琬刻涅盘经题记，系两块残石合拼摄影而成。前六行残石从洞外发现，后段残石存第四洞。

二、房山的“涅盘经”和“华严经”

房山的涅盘经和华严经竟究哪一部先刻呢?照贞观二年题记“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看来，好像华严在前；但据刘济“石经堂记”所载，涅盘经刻成于贞观五年，而华严经堂题记系在贞观八年，则似涅盘在前。“帝京景物略”也说“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盘经成”，可见涅盘是开刻于隋而完成于唐初的。总之，华严、涅盘是佛教两部重要大乘经典，静琬得到隋炀帝皇后萧氏与其弟内史萧瑀等有力施主的施助[附注4]，或是同时进行刻造二经，而“涅盘经”先“华严经”完成的。雷音洞的法华、维摩、胜鬘等经，也许是同一时期先后所刻的。

“涅盘经”有南北二本:北本四十卷、十三品（昙无谶译）；南本三十六卷、二十五品。房山石刻“涅盘经”，从它的品目看来，比较完整的是属于南本涅盘经。已经发现的有“纯陀品”第二、“哀欢品”第三、“长寿品”第四、“四相品”第七、“四依品”第八、“四谛品”第十、“四到品”第十一、“鸟喻品”第十四、“月喻品”第十五等。但是其中却混杂着北本涅盘经所有的”“寿命品”第一、“现病品”第六、“圣行品”第七、“迦叶菩萨品”第十二等品目。辽代韩绍芳当时偶尔发见北本的一、二品目，因之断定这部涅盘经为四十卷的北本涅盘经，实际上是南北二本俱有的。南北两本涅盘经的不同，还可以从彼此的经题看出。北本经题作“大般涅盘经”、南本作“大般泥洹经”，两本石经都没有卷数和条数。南本涅盘经的碑下偶尔发现“一石”、“二石”等石条数字，但大多数已经漫漶，非经仔细校勘，无法分别次第。尤其特异的是南本涅盘经碑石的面、背刻字，并非顺序连刻，因此面、背的两张拓片虽合在一个编号，经文却不能连贯起来。如第7.120号拓片，其石面刻的是“大般泥洹经序品第一”，而石背刻的却是“大般泥洹经鸟喻品第十四”。在“憍陈如品”第二十五最后石面余地附刻“佛说出家功德经”一卷，可惜全无题记。南北两本石涅盘经有无残缺，尚需进一步校勘。

此外，“大般涅盘经后分”的“憍陈如品之余”及“机感荼毗品“等也同时发见。“涅盘后分”共四品半，是唐麟德中（664）若那跋陀罗和会宁在日南波陵国所译，至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才奉敕编行[附注5]。因此，这“涅盘后分”当非静琬所刻而为他的弟子们续刻的。

汉译“华严经”有三个译本。“六十华严”、罽宾国沙门佛驮跋陀罗译于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八十华严”、于阗国沙门实叉难陀译于唐则天武后圣历二年（699）。“四十华严”、般若三藏译于唐贞元十四年（798）。辽赵遵仁“四大部经记”指房山大华严经一部是八十卷，应是“八十华严”。但“八十华严”译于静琬入寂（639）后的六十年，当然不是他所刻的。

现在第八洞拓出的“华严经”，全部是晋译“六十华严”。此经共三十四品，字体遒劲，经题下直刻正文，无卷数，无条数，也无译者，完全是最初刻经的方式。从拓片看出的品目已有“世间净眼品”第一、“卢舍那品”第二、“佛升须弥顶品”第九、梵行品”第十二、“初发心菩萨功德品”第十三、“兜率天宫菩萨云集赞佛品”第二十、“金刚幢菩萨十回向品”第廿一、“十地品”第廿二、“十忍品”第廿四、“寿命品”第廿六、“佛不思议法品”第廿八、“普贤菩萨行品”（今本作“普贤行愿品”）第三十一、“入法界品”第三十四等。经文前后全无题记，如果没有前述的两块题刻，就难断定它是什么时代的石经了。

“八十华严”的拓片，现在只发现经首第一石，字迹好像近于晚唐[附注6]。如果辽“四大部经记”所载无误，则“八十华严”的二百四十条经石应该属于尚未发现之例的。“金石萃编”作者王昶知道房山有石刻华严经，曾托他的外甥蒋云师访拓。据说那时经碑聚于瓦砾中。洗剔尘沙须数十人和数十日之功，结果力不能办而止[附注7]。但他对于这部“华严经究为“六十华严”成“八十华严”也没有说清楚。

三、玄导时代所刻的石经

静琬寂后，其弟子导公（即玄导）继承他的刻经事业，这是辽“四大部经记”所明记的。他的一生刻了几部石经，从来未见记载。从一九五七年雷音洞石楣上所发现的唐总章二年（669）玄导题记看来，他遵静琬遗训曾刻了“大品般若”四十卷、“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佛地经”一卷等四部经律。题记的拓片虽然只见“楞伽、思益、佛地”三经（“楞伽”上文似缺数字），但无论从“四部经律”的部数及上文残缺，或从静琬已刻的华严、法华、涅盘来推测，再证以拓出的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即大品般若）的题记，则“大品般若”为玄导时代所刻是无疑的[附注8]。

“大品般若经”，鸠摩罗什译，共九十品，分别为二十七卷、三十卷、四十卷三种不同。但房山石刻大品般若经只有品目，没有卷第和条数。它的品目和高丽本、宋、元、明本等很有出入，而日本正仓院藏唐代所写圣语藏本却和石经相同较多，但也不完全一致。将来用这部石刻大品般若来校勘木板通行本一定可以校正许多脱误的字。照拓片的品目看来，它自“奉钵品”第二、“相应品”第三，至“萨陀波仑品”第八十八、“昙无竭品”第八十九，全部九十品中，约有一半的品目已经发现。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求那跋陀罗译，共刻石十五条，大体完整。此经刻法已略为进步，石版的条数和面背分别刻在上下左右:如“第四石面”刻在碑下，“第四石背”刻在左角；“第十三石面”刻在左角，“第十三石背”刻在碑上。但因历时千载，有些题刻已经模糊不清了。

“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罗什译，共刻石十四条，个别石条略有残缺，但大体是完整的，未发现经上的题记。

“佛地经”一卷，玄奘译，共刻石二条。第一行经题下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题记，紧靠第一行仅看出有“比丘”二字，余都风化；但经文字体完全和楞伽、思益相似，从雷音洞总章二年题记所列四部经名的最后一部“佛地”看来，应属玄导时代所刻；问题是此经系静琬寂后六年才从印度来的玄奘所译，不知静琬在给玄导的“遗训”（见总章二年题记）中何以能预先提到，这是尚须加以考证的。

以上般若、楞伽、思益、佛地四部石经，石条都是面背俱刻，书法端美。细看各经虽少题记，但字体都极似总章二年题记的风格。同时从拓片的编号看来，这四部石经完全藏于第八洞。可见当时洞内藏了静琬所刻六十华严以外，尚有玄导所刻石经即陆续纳入。因此，总章二年题记可能是玄导效他老师静琬在刻了涅盘、华严之后，就藏贮石经经堂镌写题记而刻造的[附注9]。这样的推想如果不错，那末，这四部经应该为玄导于静琬寂后至总章二年（639－669）之间所刻。

此外，从可靠题记看来，玄导时代还刻了“胜天王般若经”和“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各一部。这两部经是玄导得到瀛州常乐寺僧惠庆和范阳县令梁玄祚、慎州刺史李怀仁等的施助而刻的。

“胜天王般若经”七卷，陈月婆首那译，共刻二十一条。这部经末有这样的题记:“此经总七卷，用石廿一条。检校经人常乐寺僧惠庆、云居寺僧玄导、尼正因、尼法成、尼智琼等。范阳县令梁玄祚、夫人寝氏、息国子明经……，涿州府司马诸葛行楚……。”此经经序为我国现存各种藏经所未收，我曾据它校正了大正藏所载同序二十六个误写和脱字[附注10]。将来校勘全经时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十卷，唐玄奘译，共刻二十八条。此经序品第一条碑侧一边题记:“云居寺寺主僧玄导供养、大经主瀛州常乐寺僧惠庆供养”；另一边题记是”慎州刺史李怀仁、夫人靖、息文义府长上果毅师感、妻郡君严、息上柱国处泰刺史、妹龙华寺尼善遇、女尼善贤、女净光寺尼善胜供养。仁弟高陵府长上果毅道海、（妻）郡君刘、息上柱国师秀、妻孙；海安龙华寺尼善威供养。”

还有唐玄奘译的“解深密经”五卷（藏第三洞），“说无垢称经”六卷（藏第八洞），也未见题记，可能也是玄导所刻的。前者共刻石九条，后者共刻石十六条。“解深密经”的每一条石开头有接续的说明。如“无自性相品”第五条开头有“此经头是（在）第四石背上”，“地波罗蜜多品”第七条有“此经头在第六石背上”的题记。比较以前没有经题起讫的刻法，在形式上是进步了。但“说无垢称经”第一行的刻法是先条数而后卷第，如第三卷第六条首行题记是“第六条石面、卷第三”，其余各条大致相同。后来开元末年所刻的“正法念经”的首行题记先条数后卷第的格式正是仿此。

玄导在刻了以上几部大乘经典之后，到了咸亨年间（670－672）又刻了许多戒本和羯磨经。计有“僧羯磨经”五石、“比丘尼羯磨经”五石、“佛说四分戒本”一卷、“比丘戒本”一卷、“比丘尼戒”一卷、“四分大尼戒本”一卷、“菩萨受戒法羯磨文”一卷等七种。在“僧羯磨经”第一条石第十二行末有“于大唐咸亨三年（672）七月十五日，云居寺僧玄导勒石传后”的题记。“菩萨受戒法羯磨文”碑下的题记:“范阳县丞田玄达、妻成，合家供养。范阳县尉魏贞合家供养。固安县尉郑敬思供养。卢龙镇副阎去愁并妻合家供养。经主净念寺尼智圆、经主涞水县乡长郦德演、妻李合家供养。”玄导得到这些当地长官的施助，其事业之顺利进行是可以想见的。这些石刻律典对于校订各种藏经律部的误脱具有极高的价值

此外，玄导时代刻经有年号、施主、住僧可考的，有唐显庆六年（661）涿城府左果毅都尉杨社生及其一家施刻的“心经”[附注11]麟德二年（665）石山贵施刻的“四分戒本”和幽州长史裴公等施刻的“佛说高王观世音经”[附注12]、总章二年（669）幽州录事参军郎余令施造的心经[附注13]、咸亨二年（671）张惠施刻的“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附注14]等。通过这些石经的题记可以看出当时刻经的风尚和云居寺住僧的情况

四、武周时代的刻经与新字

武后在位的二十一年间（684－705），房山石经虽继续镌造，但未见刊造大部头的佛经。现存的有垂拱元年（685）庞德相造的罗什译“金刚经”[附注15]，天授三年（692）刘行举造的“佛说当来变经”、“施食获五福报经”[附注16]，长寿三年沙门正智造的“弥勒下生成佛经”和张任德造的“观弥勒上生兜率经”[附注17]，长安四年（704）汤怀玉造的罗什译“金刚经”及“普门品”[附注18]，还有虽没有明确年月的清信女宋小儿造的“金刚经”碑及周文奭造的“佛说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但因为前者有武周新字及奉为“圣神皇帝”称号而后者题记字体相似，应该认为是武周时代的刻经。此外固安县冲相寺沙门玄觉率诸有缘刻的”大方广宝箧经”上下二卷，共刻石六条（缺第二条）。此经虽无年月题记，但字体为盛唐风格，且其题记有武周新字“觉”之“”（正）字出现[附注19]，当为武周时代的刻经。

武周新字，据“宣和书谱”所载，有天、地、日、月、星、君、年、正、臣、照、戴、载、国、初、圣、授、人、证、生十九字。明毛晋加以说明说:“当时臣下章奏与天下书契，咸用其字，然独能行于一世而止。唐之石刻载其字者，知其在则天时也[附注20]。”但武后称制最初的光宅、垂拱、永昌（684－689）时期，尚未改字，至载初（690）以后无不用新制字[附注21]。从房山石经拓片看来，垂拱元年的金刚经尚未见新字，而天授、长寿、长安时代所刻各部石经的题记都可见新字。如天作，授作、年作、月作或、日作、正作等，这些对于考证武周新字都是极宝贵的资料。

五、开元时代惠暹、玄法的刻经

玄宗开元以后，惠暹继续进行石经事业。他在雷音洞下新造两个经堂（石洞），以贮藏新刻石经[附注22]。在开元初年所刻的石经，有先天二年（713）幽州总管梁践惁刻的“心经”[附注23]和开元十一年（723）他刻的“佛说恒水流树经”、“佛说摩达国王经”[附注24]。在“心经”的碑上镌有弥勒像，碑下刊着碑记，这是当时刻经的一种方式。“恒水流树经”自清查礼记入他的“游题、上方二山日札”后，是锢藏在各洞石经中比较引人注意的一部石经[附注25]。其间开元十年幽州良乡县仇二娘造的“药师经”一卷，为范阳县进士阳子推所书，字画端好，是盛唐时代很贵宝的遗物[附注26]。

新经堂造成以后，惠暹似即开始造大部头的“正法念经”。此经系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共七十卷，计刻石一百八十一条（有若干条数不明）。每石首行先刻条数而后卷第，如第一百三十九条面的首行是“正法念经条第一百卅九、面、卷第五十四”，这是它刻石的特征。在第二十四条以前，尚未见经主及年月题记。第二十五条（卷十一）有“邑人靖守祥等造经一条，开元十年二月八日建”题记。第三十六条（卷十五）有“开元十一年题记。最后第一百八十一条（卷七十）有“开元十七年岁次己巳四月日，云居寺□□□□四圣施主敬造，忻曰毕功，以□福祚。惟愿□□永固，累圣承光，佛日长县，***常转。……随喜见闻，俱（登觉）路”的题记。由此推测、“正法念经”的始刻年代当在开元八年或九年。此经全部藏于第一洞，而第一洞是惠暹所造新堂之一，就刻经年代和石经藏处推测，应该是惠暹所刻的。

继“正法念经”之后刻造的是昙无谶译的“大方等大集经”。此经共三十卷，计刻石八十七条。在第六十九条（卷二十四）有隶书题记“开元廿七年三月廿七日，弟子李景炎施书”一行。又在第八十七条（卷三十）经末有“右经三十卷，合为一部，总用（八十七）石，开元廿九年岁次（辛巳）二月日”题记。这时惠暹巳寂，“大集经”或许是在他的弟子玄法手上完成的。继之而刻的是“大集经日藏分”十二卷，计刻石三十一条（残缺一条）；“大集经月藏分”十卷，计刻石三十一条（残缺二条）。这三部经的书法都极工整秀丽。此外，开元末年刻造的还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这是唐代所刻“尊胜经”最早的一种[附注27]。

六、大般若经之刻造与四大部经条数

唐玄奘译“大般若经”六百卷，是石经中卷数最多的一部经典。据初步整理，计刻石一千五百十二条（包括辽代续刻者），其中残缺风化的约三百六十条，因而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完整的。从唐元和四年（809）幽州都督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看来[附注28]，大般若经在刘济时似已完成；但据辽代韩绍芳调查石经验名对数，知道唐代只刻到五百二十卷为止，最后的八十卷是辽代续刻的。

现在从“大般若经”的全部拓片来看，它的第二十一条（卷九）刻于天宝元年（742）[附注29]，因此推想它的刻造可能开始于开元末年，经过天宝、乾元、大历、建中、贞元到元和四年的六十八年间，大约刻了四百五十卷；自元和末年经宝历、大和、开成、会昌、乾符、广明、中和至乾宁元年（894）约八十五年，又续刻了约七十卷。前后历时一百五十二年。在天宝末年的所谓“安史之乱”及朱泚“僭号”期间，“大般若经”并没有停刻[附注30]。据辽赵遵仁“四大部经记”说，最后卷五百二十一——六百的八十卷为韩绍芳所续刻；但从拓片看来，也还有一些出入。因为唐与辽两个不同的时代，字体上也显然不同，自第五百卷以后就有辽刻字体出现了。在晚唐咸通——中和之间所刻的“大般若经”（卷472－504），多分段刻造，字小行密，笔法粗陋，和前后各卷不同。在这三十三卷中，残缺已多，现存的多辽代补刻。自第五百十卷以下到第六百卷终，可以说完全是辽补刻和续刻的了。

天宝初年到贞元年间施刻的以涿州范阳郡各行业所组织的石经邑为多，他们每年各造一条至七、八条不一[附注31]。天宝十二载时上谷郡修***折冲何元辿施刻一百零八条，河间府太守户晖夫人吕氏也施造了一百条。天宝十三载（754）安禄山入长安晋官左仆射后上谷郡折冲何元辿曾为他造经五条[附注32]。到了天宝十四载“大般若经”已经刻了五百条、一百九十六卷了。

刘济于贞元五年开始刻造大般若经。他派了两个造经官担任监造[附注33]。时代自贞元五年到元和四年（789－809），经卷自三百○一卷至四百四十二卷之间，常有刘济造经的题记；但他似乎也只是刻了其中的一部分若干条而已。贞元五年和刘济同时的涿州刺史阳德融也曾刻过“大般若经”[附注34]。

宝历至大和年间（825－835），涿州历任刺史朱连、李载宁、史再新等都先后刻了“大般若经”若干条[附注35]。咸通初年幽州都督张允伸也刻了许多条，并有题记。但晚唐所刻的“大般若经”残佚较多，五代时期未见继刻。到了辽太平七年（1027）韩绍芳调查后开始重修和续刻。在辽重修的经中有“大辽太平七年岁次丁卯重修此经”题记的共十三条，但未见韩绍芳题名。没有明确题记而字体及形式可认为辽代补刻的约一百余条。在碑角上往往有简短题记。如第一百十八条（卷四十三）题记“按条次第，于此经条上更合有第一百一十六、十七碑。此二条在石室内旧有。”自五百二十卷到五白五十二卷（第1270－1370条）经石，虽为辽代所刻，但尚未见年月题记。至第五百五十三卷（1373条）始见“燕京北军都坊住人故秦晋国王府前行摄涿州录事参军王寿，合家施财，镌此经字。……重熙九年（1040）四月十一日”的题记。

自第五百五十八卷到六百卷（1387－1512条），“提点书镌”人（即造经监督）的官职姓名、年月就很清楚了。这四十几卷的“大般若经”，大概就是辽兴宗所出的御府钱和委任郡牧相承监造的[附注36]。第五百五十八到五百八十九卷的题记是:“重熙九年十月日，工部侍郎知涿州军州事吴克荷提点镌造。”第五百九十到六百卷的题记是:“大契丹国重熙十年八（至九）月十日，给事中知涿州军州事刘湘、提点书镌”。

“大般若经”刻于盛唐时代，距静琬刻经已经一百多年，自然吸收了许少经验。它的形式完整，题记详备，每条石经的第一行都刻着经题、品目、条数和面、背。第一条的形式是“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一、初分缘起品第一之一、条第一、面”[附注37]，由面而背，每卷经文完毕时，即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毕”（或“了“字），然后续刻次卷的经题、正文。这样的形式对于今天我们的整理和研究就很方便了。

关于房山石经版的条数，向来似以辽赵遵仁“四大部经记”所载为定数。“日下旧闻”和“日下旧闻考”“顺天府志”等即据此记载。据“四大部经记”说辽圣宗时涿州牧韩绍芳于太平七年（1027）与僚属游石经山，见石室内经石很多，因命人取出验名对数，得“正法念经”一部全七十卷、计碑210条；“大涅盘经”一部全四十卷，计碑120条；大华严经一部全八十卷，计碑240条；“大般若经”五百二十卷，计碑1560条。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1027－1057）之间，他义续镌“大般若经”八十卷，计碑240条。后来又补刻“大宝积经”全部一百二十卷，计碑360条。完成了所谓“小藏”——涅盘、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经，

但据实际条数来看，赵遵仁碑所记的石经条数，每卷似乎是按照三条计算的，和实际条数完全不符（唐刻“正法念经”和“大般若经”已如上述）；只有辽代续刻的“大般若经”八十卷241条近于实数；就是辽代续刻的“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的条数也只有三百二十二条，和“四大部经记”所载的三百六十条还差三十八条。

向来学者以为唐人书经多不署款，只有咸通十五年所刻的大般若经题书经杨元弘[附注38]。这是他们没有机会看到其他“大般若经”的缘故。就房山石经来说，天宝十一载（752）所刻的“大般若经”已有书经人卢迥的题记，其后宝历、大和、开成年间书经人有郑士俨、刘纬述、王全行等题名[附注39]。咸通以后的乾符四年（卷477）还有“书经条布衣田知章”的题记。如果细细整理，也许还可以发现。

七、晚唐房山的刻经

自天宝元年至贞元四年（742－788）的四十六年间，房山所刻石经主要的是“大般若经”。贞元五年，幽州都督刘济除遵石经故事续刻“大般若经”外，在同年二月至七月之间，他另刻了“妙法莲花经”一部、七卷二十八品，计刻石十八条，随喜施刻的有刘济部属骆明班和翟光弼等，经石藏于第七洞。唐玄宗的“金刚经御注”，共刻石四条。第一条为天宝年间顺义郡市令李大师所刻；第二条至第四条是过了四、五十年的贞元八年（792）才由固安县两个女弟子完成的[附注40]。”梵网经”二卷，共刻石三条。经石完整，字体端好如“金刚经御注”，未见经主及年月题记，或许刻于天宝时代。经末附注:“此舌根一愿，为纸本先脱；后来勘得，遂书石尾后。后有人取作本者，请排在鼻根愿下，即是其次，幸勿怪焉!（下愿文）复作是愿，宁以百千刃刀割断其舌，终不以破戒之心，食人百味净食。”

贞元五年监军判官张秀璋刻“大乘流转诸有经”、“金刚三昧本性清净不坏不灭经”各一卷[附注41]；此外“佛说阿弥陀经”及“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也可能刻于此时[附注42]。

到了开成、会昌年间，御史史再荣、史元宽一族刻了义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十卷。此经序品之前刻有一篇中宗撰的“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为许多藏本（包括日本各种刻藏写经）所无，只有近年影印的宋碛砂藏保存着，但石经的序文还可以校正几个碛砂藏本的错字。又有“忏悔灭罪传”记载此经在唐代流传情况，是研究佛教因果报应与民间风俗关系的很好资料。

晚唐刘济以后，幽州大都督府前后几个“长史”如杨志诚、史元忠、张允伸[附注43]及其一族对于房山石经都是很热心的。太和七年（833）杨志诚刻了“父母恩重经”一部[附注44]。大和九年至开成二年（835－837）之间，涿州刺史史再新和御史史再荣及其子侄辈除刻“大般若经”（卷468－471）以外，又刻了其他几部石经。开成元年至五年（836－840）幽州都督史元忠前后刻造石经三十一条，共计六十一卷[附注45]。其中有些石经是史元忠的部属作为献礼为他刻造的。

大中八年至咸通四年（854－863）之间，幽州都督张允伸也刻了石经几十条，每条几乎都有年月题记。尤其特色的是他刻的经碑上下都有线刻的佛菩萨、胁侍、飞天、男女供养人、莲花植物等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写经镌字和石工监督、送经斋料等人员都有题名[附注46]，这是研究唐代石刻艺术很宝贵的资料。

元和以后，史元忠、张允伸等所刻多为小部经，且有若干卷重复，可见当时刻经并无计划。兹将晚唐所刻石经略加编次，列表如下。师子月佛本生经、采莲违王上佛授决号妙花经、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希有校量功德经、佛说普法义经、应法经、金刚三昧经、佛大僧大经、中心经、罗云忍辱经、十八泥犁经、长者子懊恼三处经、大乘伽耶山顶经、决定总经、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广义法门经、四人出现世间经、长寿王经、金刚三味本性不坏不灭经、大乘四法经、不增不减经、出生菩提心经、如来独证自誓三昧经、称赞大乘功德经、须摩提长者经、阿鋡正行经、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经、鬼子母经、文殊师利巡行经、俗像功德经、大迦叶本经、四自侵经、护净经、百福相经、甚希有经、大方等如来藏经、长者音悦经、力士移山经、年少比丘说正事经、沙曷比丘功德经、时非时经、自爱经、蜜多心经、大乘四法经、不增不减经各一卷。以上四十六部，藏于第九洞。

晚唐所刻石经一（有年代经主可考者）经名卷数年代经主洞号∵经∵名∵卷数年代∵经∵主∵洞∵号佛说八阳神咒经∵1元和十一年尼自正8.652∵曼殊室利菩萨咒弥勒上生经∵1长庆元年僧孝佺9.229∵藏中一字咒弥勒下生经∵1长庆元年僧孝佺9.229∵王经∵1∵大和七年?∵史再荣∵9.192佛说遗教经∵1大和元年沙门常志9.207∵观自在菩萨如意佛说鸯掘摩经∵1大和二年史怀宝9.251∵心陀罗尼咒经∵1∵大和七年?∵史再荣∵9.192大佛灌顶经∵1大和五年杨志荣9.205∵大方广菩萨藏经父母恩重经∵1大和七年杨志诚8.737∵中文殊师利根佛说七俱胝佛大本一字陀罗心准提陀罗尼经∵1∵大和七年?∵史再荣∵9.189尼经∵1大和七年杨志荣9.178∵庐至长者因缘经∵1∵开成元年史元忠∵9.196百佛名经∵1大和七年杨志荣9.241维摩经（残石）开成元年史仆射∵9.283十二佛名神咒校千手千眼大悲心量功德除障灭大悲身大悲心罪经∵1大和七年?∵史再荣9.219∵中心陀罗尼神咒∵1开成元年史仆射9.250∵转***经∵1∵大中十四年张允伸∵9.740大金色孔雀王圣法印经∵1∵大中十四年张允伸∵9.197经咒∵1开成二年李行琮9.189∵普法义经∵1∵大中十四年张允伸∵9.175护诸童子陀罗尼琉璃王经∵1∵大中十四年张允伸∵9.197咒经∵1开成三年史再荣9.201∵心明经∵1∵大中十四年张允伸∵9.197善恭敬经∵1开成三年史元忠9.199∵四未曾有法经∵1∵大中十四年张允伸∵9.197胜光天子说王父母恩难报经∵1∵咸通二年张允伸∵9.243法经∵1开成三年史元忠9.199∵龙树菩萨劝诫王太子和休经∵1开成四年僧克存9.281∵颂经∵1∵咸通二年张允伸∵9.243佛说敬福经∵1开成四年李惠日9.145∵护净经∵1∵咸通二年张允伸∵9.243瓶沙王五愿经∵1开成五年史元忠9.191∵相应相可经∵1∵咸通二年张允伸∵9.174弥勒上生经∵1会昌元年史元建8.739∵普达王经∵1∵咸通二年张允伸∵9.173弥勒下生经∵1会昌元年史元建9.186∵佛说斋经∵1∵咸通二年张允伸∵9.173药师经∵1会昌元年史元宽8.736∵受岁经∵1∵咸通二年张允伸∵9.308佛说八部佛名经∵1会昌元年僧克存9.279∵中心经∵1∵咸通二年张允伸∵9.308盂兰盆经∵1会昌元年僧克存8.711∵贤者五福经∵1∵咸通二年张允伸∵9.308佛说三品弟子经∵1会昌二年李惠日∵9.31∵延年益寿经∵1∵咸通二年张允∵9.193称赞净土佛摄作佛形像经∵1∵咸通二年张允∵9.193受经∵1大中七年张允伸9.245∵药师经∵1∵咸通三年张允伸∵9.278广义法门经∵1大中八年张允伸9.210∵实相般若波罗∵尊上经∵1大中八年张允伸9.210∵蜜经∵1∵咸通三年张允伸∵9.202菩萨修行经∵1大中九年张允伸9.188∵诸佛陀罗尼经∵1∵咸通三年张允伸∵9.202金色王经∵1大中九年张允伸8.741∵佛顶尊胜陀罗∵大乘百福庄严经∵1大中十年张允伸9.204∵尼经∵1∵咸通三年张允伸∵9.242最无比经∵1大中十年张允伸9.184∵报恩奉瓮经∵1∵咸通三年张允伸∵9.242内藏百宝经∵1大中十一年张允伸9.277∵大七宝陀罗尼经∵1∵咸通三年张允伸∵9.242缘起圣道经∵1大中十二年张允伸9.179∵佛说受岁经∵1∵咸通三年张允∵8.303方等修多罗王经∵1大中十二年张允伸9.179∵作佛形象经∵1∵咸通三年张允∵8.303（附刻唐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浴佛功德经∵1∵咸通四年张允∵9.244希有校量功德经∵1大中十二年张允伸9.247∵文殊问字母经∵1∵咸通四年张允∵9.244作佛形像经∵1大中十二年张允伸9.247∵普遍智藏般若波十吉祥经∵1大中十三年张允伸9.246∵罗多心经∵1∵咸通四年张允伸∵8.254大乘四法经∵1大中十三年张允伸9.246∵作佛形像经∵1∵咸通四年张允伸∵8.254心经∵1大中十三年张允仟9.225∵文殊师利问师子月佛本生经∵1大中十三年张允伸9.203∵菩提经∵1∵咸通四年张允伸∵9.187妙色王因缘经∵1大中十三年张允伸9.203∵华聚陀罗尼咒经∵1∵咸通四年张允伸∵9.187广义法门经∵1大中十四年张允伸8.740晚唐所刻石经二（无年代经主题记，从拓片形式看，疑为开成元年至五年史元忠所刻）

晚唐所刻石经三（下列只刻张允伸官衔、无年代题记）

阿难四时经、未生怨经、四愿经、称赞大乘功德经、浴像功德经、造立形像福报经、作佛形像经、仙人不食肉经、长寿王经、大方等修多罗王经、大乘百福相经、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佛说华积陀罗尼神咒经、正恭敬经金色女经、延年益寿经、坚意经、见正经、摩诃迦叶度贫母经、辩意长者子经、佛母般泥洹经、观无量寿佛经、文殊师利菩萨十事经、父母恩重经、舍利弗问经、大鱼事经、黑氏梵志经、猘狗经、五苦章句经、分别经、琉璃王经、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赖吒和罗经、尊上经、体性经、转有经、灯指因缘经、无垢优婆夷问经、梅檀越国王经、五恐怖世经、弟子死复生经各一卷。以上四十一部，分藏第八、九洞。

此外全无年月经主可考或题记已经风化的石经，尚有以下二十余种: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救护身命经、如来示教胜军王经、大方广师子吼经、妙法莲花经（五百弟子授记品、字小与贞元间刘济所刻不同）、般若心经、诸法最上经、佛说无量寿观经、甚深大向经、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佛说七种施因缘经、佛说盂兰盆经、佛说法句经、文殊师利般若经、仁王护国经（护国品5、散花品6）、六门陀罗尼经、因果本起经、能断金刚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阿弥陀经（字迹完整、可资校勘）等各一种，分藏在第一、四、八洞。

又“白带山志”卷四“唐碑碣”有这样记载:“刘总造”佛本行集经“并题名，存、正书、元和十四年、在小西天”。但此次拓印时，尚未发现。按“佛本行集经”六十卷，隋北天竺沙门阇那崛多译，是佛传的一大集成。据“续寰宇访碑录”、“畿辅碑目”、“铁桥金石跋”等所记，石经山孔雀洞“佛本行集经”有刘总（刘济次子）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题记”。这个“孔雀洞”是否在九洞之外尚待调查。严可均“铁桥金石跋”记“佛本行集经”情况:“碑额题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此经刻石应有数十石，但今仅存卷册一一石，且已三断。”这次拓印中除洞内石经外，对洞外残石亦加椎拓，但尚未见此经拓片。

九、房山石经的价值

房山石经的价值，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评价。单就佛教石经的形式来看，在它以前有泰山金刚经的溪床刻、北响堂山维摩经的摩壁刻、风峪华严经的柱碑四面刻、宝山华严经明难品的立碑四面刻，而调和立碑与柱碑的是碑版。房山石经采取碑版两面刻的形式，虽石的长短大小不一，但作为石经是最进步的一种形式[附注47]。

从金石、书法、美术、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各方面来看，房山石经都是一分极宝贵的资料。尤其是校勘木刻藏经的误脱及有关佛教史地风俗信仰变迁的研究，它更值得重视。近代金石学者叶昌炽所着“语石”一书，对唐代书学推崇备至，而尤重视唐碑。他对书法变迁的看法，认为“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又说“唐碑至会昌以后，风格渐卑，气韵渐薄，楷书绝无精者”[附注48]。关于他所说的唐碑体例及其特色，在房山石经中多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至于美术方面，如盛唐时代的碑首造像、刻字技巧、提行、空格、界画方罫等石刻体例，特别是晚唐经碑上下线刻的各种艺术形象，都是值得今日美术家观摩学习而汲取其优良手法的。政治经济方面，碑刻的价值，在于考证史传记载的抵牾。撰书、题额、结衔，可以考见官爵的升迁。郡邑省并，人物代谢，都可以互相考求。如“安史僭号”等记载，唐代幽州、涿州各郡文武官员的升降，范阳郡各行业的情况等，房山石经中都留下很丰富的史料。

然而房山唐刻石经锢藏石洞已千余年，外间拓本极少。有之也不过是雷音洞的一百多碑而已。关于拓印石经的最早纪录，我在石经山第三洞前发现两行隶书题刻。文云:“万历乙亥（1575）夏四月，涿州贰守维杨凌东京同文学南海关志拯同游，拓唐碑而去。岭南黎民表题。”当时所拓的“唐碑”恐怕也只是雷音洞的唐碑。因此，中国佛教协会这次的拓印工作，可说是最大规模也是最初的一次。如果说石刻的大藏经只有像中国这样伟大国家才能成就的话[附注49]，那末，像这样大规模的拓印，应该说也只有在今天党和人民***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过去人们虽有这个心愿；但在***统治时期，到底是无法实现的[附注50]。唐代幽州地方那些封建统治者对于佛教如何信仰，暂置不论；然而由于他们热心刻经的结果，使唐代几百年间的劳动人民在石刻上留下了辉煌的艺术遗产，这是值得庆幸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于北京。

（1）见“现代佛学”1957年9月号林元白“房山石经初分过目记”。

（2）依现存残石拓片，参照“重修华严堂经本记”的一部分记事，其题记如下:“释迦如来正法像法凡千五百余岁，至今贞观二年，已浸末法七十五载。佛日既没，（冥）夜方深，瞽目群生，从兹失导。静琬为护正（法），率已门徒知识及好（施檀）越，就此山嵿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冀于旷劫（济度）苍生一切道俗。”

（3）见“白带山志”卷八周忱“游小西天记”及卷四“唐碑碣”，引孙星衍“京畿金石考”。

（4）唐初唐临“冥报记”:“幽州沙门释智苑（静琬）……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

（5）见“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第二“大般涅盘经荼毗分”二卷附记。

（6）见“现代佛学”1957年9月号封三“房山石经拓片”第三。

（7）见“金石萃编”卷33“风峪华严经石刻跋文”。

（8）第八洞419号“大品般若知识品”第五十二题记:“都检校僧惠度、僧惠茂、僧玄导，大经主徐君遐、卢龙镇副阁去愁供养。”

（9）见“现代佛学”1957年9月号封四“房山石经拓片”右三。照石刻残缺及砌在雷音洞楣上偏左的情况来看，原石也许本在第八洞左右，而后来被迁于雷音洞的。

（10）见“现代佛学”1957年9月号“房山石经初分过目记”7－8页及“人民画报”1958年2月号“房山石经”拓片。

（11）显庆六年“心经”题记:“雍州栎阳县游骑将军守左卫涿城府左果毅都尉杨社生、母段、妻扈、息怀庆、玄嗣、玄黎、玄……眷属、缘此功德、齐成正觉。显庆六年二月八日造。

（12）“高王观世音经”题记:“幽州长史裴合家供养、易州誺水县令潘彦真合家供养。云居寺沙弥玄敬供养。童子无隐、玄寂、惠圣、玄璋、玄感、法度、玉托合童子十六人等同心供养。

（13）总章二年心经题记:“幽州录事参军郎余令敬造蜜多心经一卷，总章二年四月八日记。

（14）“造立形像福报经”铭记:“……大唐咸亨二年，岁居鹑尾，月建降娄。幽州蓟县内有清信士、洪源府队正张愿子，于法华堂（今雷音洞?）内树碑，经额上造弥勒佛一铺。……都检校功德主上柱国张惠。”边题:“都维那僧静征、法广、静畅、道、惠明、玄敬。”

（15）垂拱元年金刚经题纪:“垂拱元年岁次乙酉月朔八日，幽州范阳县庞德相兄弟等为亡考及见存母敬造此经，合家供养。

（16）“当来变经、施食五福报经”题记:“大周（天授）三（年）四（月）二（日），清信士范阳人刘行举妻……等奉为圣神皇帝、师僧父母，敬造当来变经、施食五福报经二部。愿……。”

（17）“弥勒下生成佛经”题记:“长寿三年三月日，宝应寺主沙门（正）智敬造此经一条。

（18）“金刚经”题记:“经主幽州蓟县朝请郎行曹州离狐县尉上柱国汤怀玉、守易州榆城戍主上护军弟承嗣、陪戎副尉弟怀敏，今为亡考妣敬造此经。姑清信女大娘、并合家供养。长安四二八，遂在此山，乃为铭记。”

（19）“大方等宝箧经”第六条题记:“固安县冲相寺沙门玄觉、……率当县有缘，同舍净财，于石经山顶，敬镌大乘宝箧经一部。神功已毕，秘于石室。……证不退转，成等觉。”

（20）见明海虞毛晋订“宣和书谱”卷一”赐钱银衣襟书条”。

（21）叶昌炽“语石”卷一“唐十四则”之四“自武后称制，光宅、垂拱、永昌、尚未改字；至载初以后，则无不用新制字矣。……余所见武周碑，不下数百通。穷乡僻壤，缁黄工匠，无不奉行维谨。”

（22）见“现代佛学”1958年1月号“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

（23）“心经”碑首有“梁践惁并阳氏合家供养”题记，下部铭文残缺。铭文大意是“诰幽州持节经略镇守大使，……（为）考妣敬造石碣一条，上镌弥勒像。……恨风树而莫停，痛温清而不待。……自到幽州，频充总管，……造弥勒像一躯、蜜多心经一部。……大唐先天二年（731）……。”

（24）“恒水流树经”上有梁践惁造“报愿经颂并序”:“弟子朝散大夫行妫州长史上柱国梁践惁……敬造“摩达国王经”并“恒沙（经题作水）流树经”各一部。大唐开元十一年……。”

（25）查礼“游题、上方二山日札”:其（雷音洞）外，又有八小洞，皆石窗锢闭。自窗橒窥之，碑石或卧或立，时见一二。大洞之右第一洞（即今第四洞）刻佛说恒水流树等经。”

（26）“药师经”末题:“开元十年四月八日，幽州良乡县清信女仇二娘敬造药师经一卷。……范阳县进士阳子推书。”见“现代佛学”1957年9月号封四“房山石经拓片”左上。

（2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原号8.180）题记:“开元二十八年四月八日，范阳县横沟李四娘为……（造）。

（28）元和四年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刊造大般若经，以今年四月功就，亲自率励与道俗齐会于石经峰下”。

（29）“大般若经”第21条题记:“天宝元年二月八日范阳县人李仙药为亡过父母敬造石经一条。”

（30）“大般若经”第504条题记:“弟子宣德郎行范阳府范阳县主簿独孤翟、妻唐、外甥女张十娘子，（安禄山）圣武元年（756）二月八日上经一条。”第537条题记:“燕京南都赵澧仁字温清敬造经一条，（史思明）顺天二年（760）十月……。”第541条题:“（史朝义）显圣元年（761）四月八日经条主王子玉合家供养。”第542条题记“经主归德郡顺大等僧可超奉为师僧父母造大般若经二条。（朱毗）应天元年（783）二月八日上。”

（31）天宝年间见于大般若经题记的涿州范阳郡行业有“大米行、白米行、粳米行、油行、炭行、肉（肉）行、屠行、五熟行、磨行、染行、生铁行、靴行、幞头行、丝绢行、彩帛行、布行、小彩行、帛行、绢行、小绢行、大绢行、新绢行、丝绢绵帛行、新货行、杂行、什货行、果子行、椒笋行等约三十种行业”。

（32）“大般若经”第420条题记:“折冲何元辿为仆射安公造经五条，天宝十三载二月八日上。”

（33）“大般若经”第301卷有贞元五年二月幽州卢龙副大使刘济长衔题记。第753条贞元六年四月八日刘济长衔题记外，有“检校造经官宋庭照、赵崇晖题名。

（34）“大般若经”第739条题记:“朝议郎检校尚书膳部郎中使持节涿州诸军事、兼涿州史充永泰军使、马步团练使、赏紫金鱼袋，阳德融敬造。贞元五年四月八日上。

（35）“大般若经”第1087条题记:“经主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行涿州刺史充永泰军营田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朱连，女弟子刘氏……合家供养。宝历元年四月八日建。”、第1120条题记:“涿州刺史使持节充永泰军营田团练塘南巡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载宁，奉为司空庆寿日敬造，大和二年六月十一日建。”、第1127条题记；“摄涿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检校殿中监充永泰军营田团练等使兼侍御史史再新，大和九年四月八日上。”

（36）辽“四大部经记”“重熙七年（1038），于是出御府钱，委官吏贮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价。仍委郡牧相承提点。自兹无分费常住，无告借施。以财系年，不暇镌勒。”

（37）见“现代佛学”1957年9月号封三“房山石经拓片”之四。

（38）叶昌帜“语石”卷六“书人题款二则”:“唐人刻经，多不署款，惟咸通十五年所刻“大般若波罗蜜经”题书经杨元弘”

（39）“大般若经”卷125题记:“弟子殿中侍御史息卢回书（天宝十一载?）”，卷455题记:”宝历二年四月八日书经一条、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郑士俨。”卷465题记:“大和四年乡贡进士刘纬述书”、卷471题记:“大唐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弟子刘师弘造经二条，前文学宣德郎王全行书（开成三年?）。”

（40）“金刚经御注”第一条题记:“顺义郡市令李大师、母高、弟李小师合家每年造经三条、天宝□载四月八日上。”、第二条题记:“固安县政和乡张四娘、弟子优昙两人等愿身平安，共同供养。贞元八年四月八日上。”

（41）“大乘流转诸有经”题记:“监军判官兴元元从登仕郎宫闱令张秀璋，贞元五年七月十五日上。

（42）“阿弥陀经”题记:“经主瀛州任丘县比丘尼员业同□□等敬造弥陀经、方广二部。”弥陀经末附有“佛说阿弥陀咒”，可资校勘。

（43）刘济、杨志诚、史元忠、张允伸等事迹皆见于“新唐书”卷212“列传”137，其官历极为简略，石经题记可补“新唐书”之缺。

（44）“父母恩重经”题记:“幽州卢龙节度观察处置……工部尚书、杨志诚。”

（45）见开成元年（?）周噇撰“司徒四月八日于西山上佛经铭并序”（第九洞“卢至长者因缘经并谶”）、开成三年寇公嗣撰“仆射四月八日于西山上佛经铭”（“胜光天子说王法经”碑下题记）、开成五年寇公嗣撰“司徒四月八日于西山上佛经铭并序”（第九洞“瓶沙王五愿经”碑下题记）。

（46）咸通三年张允伸造“药师经”等有“王宾镌字并书”、“裕像功德经”有“中军突将勾当石作杨君亮”、“佛大僧大经”有“奉差送经一十条，都部领石经齌料供养等，内衙亲事兵马使光录卿卢季初”的题记。

（47）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评解”第三“房山石经”。

（48）叶昌帜“语石”卷一、卷六等。

（49）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评解”第三“房山石经之成绩”:“刻石的大藏经，若非如中国之大国，到底难有所成；即在中国也值得说是文明史上一大事件。”

（50）1936年“禹贡”第五卷第二期李书华“房山游记”的“余论”大意说:“余深望吾国学者对前人记述，加以整理考订，同时对于现存之实物，注意实地调查与研究。余意时局稍定，宜将石经山洞内之石刻佛经，由洞中取出，拓出数份，以供研究。此事应由学术机关与中央及地方有关系机关，合组一委员会主持之。盖此种石经，于中国文化极有关系，非仅徒以古物为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