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辽刻石经概观（上）

房山辽刻石经概观（上）

林元白

一唐末辽初的石经山

房山佛教石经的刻造事业，开始于隋末唐初，踵兴于盛唐，至唐末而中绝。其间前后约三百年，经静琬、玄导、仪公、惠暹，玄法等高僧相继主持，和幽州卢龙军历任节度使刘济、杨志诚、史元忠、张允伸、涿州刺史阳德融、朱连、李载义、史再新等，以及幽州、涿州、瀛州地区各县缁素的热心支持和施助，先后刻了佛教石经百余部，分藏于石经山上下九个石洞。这是我国中世文化史上一件惊人的事业，它对于研究我国佛教史、金石史、书法史、类术史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关于唐代石经的刻造事业，我曾写了“唐代房山石经刻造概况”一文，作了一次简略的介绍，发表在《现代佛学》1958年3月号。

唐末，房山石经刻造事业不绝如缕[附注1]；经五代的战乱，遂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量初静琬（——639）发愿在房山刻造石经为使佛教经卷常住不灭，石经刻后即送入石室锢藏，继静琬事业的人也照这个办法；因此，虽在战争频繁的年代，尚能保存无恙。

关于唐代房山石经的金石文献，在所谓五唐碑之中，[附注2]只有元和四年（809）刘济的《涿鹿山石经堂碑》是记载唐代房山石经的重要资料。但它只记载了刘济刻造大般若经的动机和如何运上山顶的情景而已。就是近年发见的开元十四年《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关于石经事业的记载也极为抽象。[附注3]至辽以后，始有比较具体和明确的记载。辽初穆宗应历十五年（北宋乾德三年，965）王正《重修白带山云居寺碑》说:

云居寺之东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千余步有九室，室之内有经四百二十万言。梵文泉兴，岩穴鳞次。嘉本荟翳于万壑，磴道曲盘于半空。拟西方密藏之山，则鹫蜂龙窟，东汉秘文之宅，则天禄石渠。本自静琬高僧始厥谋，历道、暹诸公成其事。原夫静琬之来也，以人物有否泰，像教有废兴，传如来心成众生性者，莫大于经；勒灵篇儆来劫者，莫坚于石，石经之义远矣哉!藏千万，垂五百年，曾风拔宅而此经存，海飞尘而此经在。粼粼白石，宁惧始皇之焚；岌岌碧岩，不畏会昌之毁。致此云居之寺，多以石经为名。……寺主谦讽和尚……见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请以经金，遂有次序。以檀物毕萃于十方，故建库堂、厨房、转轮佛殿、暖殿、讲堂、饭廊、东库等，不可殚论。……谦讽等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此碑额题为《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合一千人之心，……无贫富后先，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寺内库房），补兹寺缺。……故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坠于东峰。

从此碑文看来，辽初寺主谦讽，虽以复兴云居寺殿宇僧房为急务，同时对于石经也很关心，故这时石经似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约过四十年，谦讽重修后的云居寺又被兵火所毁。[附注4]

二辽圣宗时代韩绍芳续刻石经

辽（原契丹）初建国，尽量吸收汉族的文明，并奖励佛教的研究，文化事业上要和宋分庭抗礼。关于佛教文化事业方面，除大规模地刊行足与北宋官板大藏经媲美的契丹大藏经的同时，又积极复兴房山石经的事业。辽代房山石经的续造，始于圣宗（982－1031），其后兴宗、道宗继之（1031－1101），尤为热心，至天祚帝（1101－1122）时尚维持不断。但圣宗初年的刻经，规模极小，大概只是云居寺僧自己募刻一些小部佛经而已。明初周忱《游小西天记》说:

至辽统和（983－1011）及金明昌（1190－1195）之际，有沙门留公、顺公亦增刻之。前后纳于洞中者通千余卷，石凡七百余条。

今房山石经洞外拓片第415号，有辽“统和十三年岁次（乙未公元995年）”题记的《般若心经》残石四块，可见当时续刻之一斑。但经版既小字又拙劣。真正发起续刻石经事业的是稍后的涿州刺史韩绍芳。辽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说:

先自我朝太平七年（1027），会故枢密直学士韩公讳绍芳，知牧是州，国从政之暇，命从者游是山，诣是寺，陟是峰；暨游观间，乃见石室内经碑，且多依然藏贮。遂召当时耆秀，询以初迹；代去时移，细无知者。既而于石室间，取出经碑，验名对数。得正法念处经一部全七十卷，计碑二百一十条；大涅盘经一部全四十卷，计碑一百二十条；大华严经一部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大般若经五百二十卷，计碑一千五百六十条。四部合计七百十卷，碑二千一百三十条。自（圣宗）太平七年至（道宗）清宁三年（1027—1053）中间，续镌造到大般若经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以全其部也。又镌写到大宝积经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计碑三百六十条，以成四大部数也。都总合经碑二千

【拓片一】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韩绍芳补刻《大般若经》第267卷第648条经碑之上半段。

七百三十条。

据此可知辽初最初发现石经山的石经和对石经进行“验名对数”的是以韩绍芳为首的涿州地方官。其所记石经条数和实际虽有若干出入，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将那么多的锢藏在石室的笨重石经一一取出验名对数，也不难想见这种调查工作的艰巨性。也是由于韩绍芳的提示，使我们得知静琬以后主持石经事业的传承人。这个碑文援引当时山上的古记说:

静琬虽成其志，未满其愿，以贞观十三年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没后仪公继焉；仪公没有暹公继焉；暹公没有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乃知自唐已降，不闻继造。

这个碑文还说到韩绍芳在调查经版之后，看到这种无人继起的情况，喟然有复兴之志。遂以是事奏闻圣宗（志才天庆八年《续秘藏石经塔记》谓奏闻圣宗皇帝系留公法师），圣宗本极留心释典，闻奏欣然允予赞助，委命瑜伽大师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以使他复兴石经续造事业。但韩绍芳于太平七年奏圣宗事已是圣宗的晚年（过了三年圣宗死），对于石经似乎只做了些“补缺续新”的工作而已。现在所见辽代补刻有“大辽太平七年岁次丁卯重修此经”十四字题记的《大般若经》凡十三条，卷数在第68—510卷之间，条数为187、203、380、564、597、626、634、644、648、676、877等，都藏在第—洞（拓片一）。此外无明确题记，从石版形式及前后经石字体，特别是经碑的面和背都附刻字数（也许是当时刻石人为便于计算工资而刻的）等特征看来，可确认为辽代补刻的《大般若经》尚有三十余条（连条数不明的合计可能达百余条）。这些也都是《大般若经》520卷以前的石经（包括自第6卷至515卷的第14、17、77、78、118、203、323、533、652、761、905、1001、1141、1205、1229、1241、1255等诸条）。赵遵仁碑虽然只说“续镌到《大般若经》（520卷以后的）八十卷”，但从上举各条经碑的特征及圣宗委任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的碑文看来，这三十余条经碑可能就是太平七年以后，在可元监督之下补刻的。其中六条（即第77、203、323、533、652、1229条）的补刻是重复的，原唐刻同卷同条的经石是被分藏于第七洞、第八洞和第二洞（即7.162号、7.258号、8.175号、7.250号、2.102号、2.354号），这也许是韩绍芳验名对数时没有彻底查清以致重复的。遗憾的是韩绍芳和可元在这些辽代补刻的《大般若经》上，都没有留下自己署名的题记。

上述韩绍芳所记《正法念处经》、《大般若经》等的条数，看来是按照每卷三条计算所得的数字，所以他的条数和实际大有出入。其后各种金石文献如《日下旧闻》、《畿辅碑目》、《畿辅通志》等的记载，都因之而发生同样的错误。此外，由于韩绍芳在调查石经时没有打开过第九洞等，因此晚唐所刻的许多石经就被遗漏了（见拙作《唐代房山石经刻造概况》）。

三辽兴宗时代所刻的石经

到了兴宗（1031－1055）时，房山石经的续刻事业，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兴宗对于佛教的信仰比圣宗更加热心。从辽觉苑《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序》的“洎我兴宗御宇，志弘藏教，欲及遐迩，敕尽雕锼”；及道宗咸雍四年（1068）北京《晹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金石萃编》卷153）等看来:契丹大藏经579帙的雕印，当开始于兴宗而完成于道宗的初年。[附注5]兴宗一面以国家财力进行《契丹藏》的雕印；一面又热心于房山石经的续刻，特拨出御府钱委托宫吏放利生息，以供书经镌碑之费；又指定当地长官（郡牧）相承提点（监督），以利进行。赵遵仁碑文说:

迨及我兴宗之绍位也，……常念经碑数广，所役程遥。借檀施则岁久难为，费常住（指云居寺）则力乏焉办?重熙七年（1038），于是出御府钱，委官吏贮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价，仍委郡牧相承提点。自兹无分费常住，无吿借檀施。以时系年，不暇镌勒。兴宗在位二十四年，在这时期，究竟刻成多少石经，辽碑文献无明确记载。据中国佛教协会1956年所拓的石经拓片看来，《大般若经》最后的八十卷和《大宝积经》十二帙（120卷）中的前十一帙，是兴宗重熙年间刻的。但《大般若经》自521卷至552卷之间，未见题记。至第553卷1373条时，始见有重熙九年王寿题记。[附注6]自559卷至600卷（1387－1512条）这四十余卷一百二十余条的《大般若经》，其提点书镌人的姓名官职和年月的题记就明确了。其刻造时间自重熙九年十月至重熙十年九月而完成。试略举数条如下:

在这一年之间，担任石经提点书镌的涿州郡牧达三人，可见辽代地方官吏调动之频繁。

兴宗时代，继《大般若经》之后续刻的是《大宝积经》。这部经依《开元录略出》（以下通称《开元录》）的千字文帙号而越过般若部诸经首先开刻。据赵遵仁碑说，这是为了完成四大部（《涅盘》、《华严》、《大般若》、《宝积》）的所谓“小藏”佛经而着意进行的。开始于重熙十一年五月，至重熙二十四年四月，前后历时十三年，共刻110卷294条。试列表如下:

四辽道宗时代所刻的石经

紧接圣宗完成四大部经以后，继续刻造的是道宗。道宗对房山石经事业的热心，较圣宗、兴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即位后除续刻兴宗未及完成的《大宝积经》最后十卷（“乃”帙）外，又出资续刻其他佛经。天庆八年（1118）志才《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道宗的刻经说:

相国杨公遵勖、梁公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计一百八十七帙，已厝东峰七石室内。

但所谓四十七帙，究指那些字号，这是研究辽代房山石经—个难解的疑问。

依石经拓片所示，辽代续刻的石经似乎是依后晋可洪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以下略称《随函录》）千字文帙号顺序进行的。它和《开元录》的千字文帙号对照，有推后一字的，也有完全一致的。因为《开元录》的经目是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盘部等次第编录的。如《小品般若经》作三十卷，计入“姜海咸”三帙；而辽刻石经作四十卷，计入“姜海咸河”四帙，但至《大集经》帙号又复一致；即《开元录》的《大集经》三十卷，编入“位让国有”四帙，而石经三十卷，只分“让国有”三帙。故自虞帙的《地藏十轮经》至汤帙的《宝星陀罗尼经》十一帙，二者又复一致。自“坐”至“臣”十三帙，依《开元录》为晋译和唐译的《华严经》，辽以二经隋唐已刻故略去。但《开元录》晋译华严作五十卷，编为“坐朝问道垂”五帙（《随函录》作六十卷，为“坐——拱”六帙），唐译华严八十卷，编为“拱——臣”八帙（《随函录》为“平——伏”八帙）。故石经自“伏”帙以下所刻的帙号，和《开元录》对照又推后一字。

【拓片二】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刘洙一族施刻《贤劫经》卷一（彼帙）第一条，字体秀整，为辽刻石经代表经碑之一。

自清宁二年（1056）经大康至大安（俱道宗年号，其间未见咸雍年号题记）九年（1093），前后三十余年所刻石经，上于“可”帙（《华手经》十卷）依千字文为第187字，故所谓“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计一百八十七帙”，当系包括唐辽两代所刻石经而言。如后所说压经塔下所埋的道宗刻经180片大碑，实为47帙中之一部分未及送上石洞者。故石经塔记附之于通理刻经帙号之后，随意列目，未编帙号，只记其石数而已。

依拓片对照，道宗所刻石经自“菜”帙起至“可”帙止（其间除略去未刻字号），加上清宁二年续刻的《大宝积经》最后一帙（“乃”字），共计实达87帙。这些石经有依《随函录》帙号经目全刻的，也有略刻的。兹列表如下:

辽道宗所刻石经

*经名栏1、2等阿拉伯数字系指卷数。

以上石经计87帙，161部，656卷，石约1084条。

（待续）

（1）《续补寰宇访碑录》载，杨元弘书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百七十五卷，系刻于咸通十五年（874），其后房山石经刻至何时向不明了。近依拓片调查，同经第五百零五卷有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四月题记，可能是唐最后所刻的石经。

（2）古经山五唐碑，即开元十年梁高望碑，开元十五年王大悦碑，元和四年刘济碑、景云二年宁思道碑，太极元年王利贞碑。刘济碑已佚，文存《燕楚游骖录》（北京大学藏有该碑拓片）；其余四碑今在房山云居寺北塔四隅小塔上。

（3）《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云:“初此堂之经营也，绵乎十纪，作者三人（静琬、玄导、仪公）。刻贯花之言，日不暇给；保系草之志，岁而后凋，可谓先觉之能尽善矣。”原碑拓片见《现代佛学》1958年第1期拙作。

（4）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智光《重修云居寺碑记》说:皇朝应历十四年，寺主苾刍谦讽，完葺一寺，结邑千人，请右补图琅玡王公作碑，其文称最。或传于竹帛，或记于肺腑，成诵在口者亦众矣。顷因兵火，遂致伤缺。”

（5）松浦正文《佛教圣典概论》（1924年出版）第194页《契丹藏》解说，谓《辽史》第151高丽传有“清宁八年（1062）送藏经一部于高丽”的记事。野上俊静《辽金之佛教》（1953年出版）第28页“辽朝与佛教”同样引用此说。但《辽史》的《高丽传》系在卷115，该传只记高丽“咸雍七年、八年来贡，十三月以佛经一藏赐徽（高丽王文宗名）”，并无“清宁八年赐藏”记事。《辽史》卷23《道宗本纪》赐高丽佛经记事，亦在咸雍八年。野上氏引《高丽史》资料，谓《契丹藏》之入高丽，乃文宗十七年（1063即清宁九年）三月，并介绍池内宏《高丽朝之大藏经》考证，谓《辽史本纪》咸雍八年十二月条“赐高丽佛经一藏”应系于清宁八年十二月条。二说孰当，容另考之。

（6）《大般若经》五百五十三卷1373条题记:“燕京北军都坊住人，故秦晋国王府前行摄涿州录事参军王寿，合家施财，锅此经字。同施者李肃妻贺氏，为报三宝国恩，及为亡过父母冤家债主，法界有情，同生兜率内院，远证无上菩提。重熙九年四月十一日记。”

（7）按辽兴宗重熙年号，一般历史纪元表止于二十三年，翌年为清宁元年（1055）；而兴宗实卒于此年八月，故石经在八月以前刻者均题“重熙二十四年”。又以上石经监造者，均加有“知涿州军州事”官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