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法门”与唐初文人佛教

“东山法门”与唐初文人佛教

孙昌武

自从道信在远离中原政治、经济中心的僻远的黄梅结集弟子传播新的禅法，到久视元年（700）神秀被召入都，轰动京辇，以至武则天说“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只经过了大约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如果拿另一个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相对照，就更可以看出这一新禅法发展之迅猛，影响之巨大：当年（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回到长安，阖城闻声奔集，百姓列道迎接，谒帝于洛阳宫，太宗慰问殷勤，然后被安排到长安大寺译经弘法，备受朝廷礼敬。但同时期被蕲州（今湖北蕲春县）道俗迎请的道信，还只不过是一位活动在偏僻山区的不知名的和尚，以至他的事迹在当时官方史料里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他的传承、禅观、行法等至今也不十分清楚。可是，尽管玄奘得到朝廷大力支持，他所创立的慈恩宗却基本不能传出两京各大寺，阐述宗义的众多大部论疏更很少有人问津；而对比之下，道信所处虽只是湖北一隅，却是“人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者，无远不至”；到弘忍在凭墓山建立寺院，接引学众，更是“十余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结果这一新的禅法很快传人京城，终于有朝臣奏请神秀人都、受到武则天礼敬的结果。

一个宗教的新宗派得以兴盛，适应时代需要应当是最主要的原因。“东山法门”当然也概莫能外。而作为新禅观的“东山法门”的迅速弘传，则更特别得力于唐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范文澜曾说新禅宗是“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e，是有道理的。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从这一新的佛教宗派汲取思想资料，又按自身的理解和需要加以发挥和发展；这一新宗派（当时还没有“禅宗”这个称呼，而被称为“达摩宗”、“楞伽宗”、“东山宗”等）又不断从文人士大夫阶层吸收信众，从而也就不得不改变自身的面貌。在中国历史上，隋唐时期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重新调整、组合的时期。在各阶层品级联合的统治中，庶族士大夫阶层乃是正在兴旺发达的、积极进步的力量。新的禅门与这一阶层结下密切因缘，对它的未来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在“东山法门”传人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发达地区后，正因为得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才得以迅速发展，蔚为大国，也才有以后在诸宗中独领风骚的局面出现。

以下重点分析几位与“东山法门”有关系的文人的典型案例，看看当时新禅门和这一阶层的关系。

张说（667—730），字道济，出身寒门，祖、父历代不显。十四岁后迁居洛阳，武后朝策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授太子校书；万岁通天元年（695）从武攸宜讨契丹，为管记；久视元年，就是神秀人都那一年，预修《三教珠英》，此后得到武后器重。他虽然一度以忤旨被流钦州，但在中、睿、玄三朝位居崇重，前后三柄大政为宰相，封燕国公，掌朝廷文学之任三十年，一时重要诏诰多出其手。他诗文兼擅，领袖文坛，为文以精壮称，和许国公苏頲的文章并称“燕、许大手笔”。神秀人都，他是主要的支持者，并亲向神秀问道：

则天闻其（神秀）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中书舍人张说尝问道，执弟子之礼，退谓人曰：“禅吁身长八尺，庞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

《年谱》将此事系于长安三年（703），张说三十七岁的时候。三年后，神秀圆寂，“士庶皆来送葬，诏赐谥大通禅师，又于相王旧邸造报恩寺，岐王范、燕国公张说、徵土卢鸿各为碑诔……”。张说碑今存，即《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张说后来又曾从神会习禅，见《神会录》。

李邕（678—747），字泰和，是唐初着名的《文选》学者李善之子。长安初，李峤等荐其词高行直，授左拾遗，曾附宋璟举奏张易之兄弟奸邪。终坐与张柬之善，出为南和令，又贬富州司户参军。唐隆元年（710）召为左台殿中侍御史。以后仕途颇不顺利，屡遭贬抑。他为人不拘细行，矜夸躁急，而为文甚高，被视为信陵、贾谊之流。中宗朝有妖人郑普思被重用，他上谏表说：

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则秦皇、汉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今日陛下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则汉明、梁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今日陛下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则墨翟、干宝各献于至尊矣，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今日陛下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虚妄，历代无效，臣愚不愿陛下复行之于明时……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理性的批判态度。而他又是神秀法嗣普寂的俗弟子。普寂死后，朝命于其河东旧宅扩寺建塔追福，他接受长安诸大德之托撰碑，就是今存《大照禅师塔铭》。

严挺之（673—742）名浚，以字行。他也是寒门出身，举进士，擢制科。神龙年间为宋壕所汲引，遇事敢言，与张九龄相善。开元中，累官至尚书左丞。不附权臣李林甫，“薄其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门”e。晚年以此不得志，朝命为员外詹事，令诣东都就医，郁郁而终。他是神秀的另一位法嗣义福的俗弟子，为义福撰《大智禅师碑铭》，死后葬于洛阳大照和上塔次西原。

以上三位是皈依早期禅门的代表人物。他们有明显的共同点：都是寒门出身，都通过科举进身，又都具有积极的政治态度，在唐初统治阶级各阶层的斗争中是庶族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他们又都拥护新兴的禅门，成为着名祖师的俗弟子。南北朝时期统治阶层里支持佛教发展的主要是谢氏、王氏、萧氏那样的世家巨族。在唐初，也还有萧瑀、杜如晦等出身旧贵族的佛教信仰者和支持者。对比之下，当时归心新禅门的则主要是如上面三位那样的寒门出身、靠政能文才“觅举求官”的士大夫。就是说，道信、弘忍弘扬的这一新的佛教宗派得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大力支持。

还可以用上述三人碑铭里提到的几个人物作补充说明。

师事普寂的裴宽，“通敏，工骑射、弹棋、投壶，略通书记”，表面看似浮浪士人。景云中为润州参军，以拔萃出身，在朝与张说相善。后徙为河南尹，不避权悻，河南大治。普寂圆寂，及葬，“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柯榱杏诿磐街巍Ｇ愠强匏停淅镂昭伞薄Ｅ峥砗罄匆惨圆桓嚼盍指Χ幌莺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