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坐大雄山”——寻访百丈寺与怀海大师

窗外是如注的瓢泼大雨,三菱吉普的雨刷在不停地左右摆动着,我们一行四人乘车艰难地在山间公路上驰行。车过奉新县西塔乡,猛然间雨小了,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司机停下车,钻出车门,呀,这大雄山真的是太美了:一条溪流蜿蜒曲折从山间奔来,水有些混浊,却欢快地流淌着。翠绿的山峰被大雨一洗,像水晶般玲珑剔透;袅袅白云起伏于山颠、缠绕于山腰、飘荡在田间,山河大地犹如仙子出浴,洁白无瑕,超凡脱尘,清新可人。我不禁在心中吟诵起《庄子·逍遥游》中的名句:“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今天,我们终于到了这仙境般的江西奉新百丈山,为的是寻访在唐代时驻锡此地三十余年,开堂讲法授徒,并为天下丛林立《百丈清规》的怀海大和尚,他其实就是一位“游乎四海之外”的禅宗大师。

一、辐辏大雄

行前,我曾取光绪版的《江西通志》查阅,在卷五十《山川略》中有记载:“百丈山在奉新县西一百四十里,冯水倒出,飞下千尺,西北势出群山,又名大雄山。南则平原坦夷,四山环拱。山有草花如莲,名山莲。”站在山道旁,远眺百丈寺的形势,寺前有田约百亩,蓄水如镜,倒映群峰;四周则峦峰叠翠,白云飘渺;更有漫山遍野的修竹,随风摇曳,苍翠欲滴,婀娜多姿。但不知飞流直下千尺的瀑布隐于何处?亦不晓奇花异草的山莲怒放在何方?金黄色的山墙、赭红色琉璃瓦盖成的百丈寺就坐落在这人间仙境的大雄山下。世有语云:人间何佳事,独坐大雄山。

诚哉斯言!

为何称大雄山呢?《太平寰宇记》中云:“大雄山,山有吴猛修道处。此山雄杰葱秀,不与群山邻,因名之。”这吴猛是与许逊(许真君)一起征服孽龙的道教人物,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是赣地民间广泛流传的一则故事。百丈寺倚靠着这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山峰,雄起群山之中,危岩高耸,怪石嵯峨,高峻挺拔,林木葱茏,雾绕云飞,故名大雄;又因山中有飞流直下千尺,世有百丈山之别名。

约在唐大历年间(766-778),邑人甘贞好佛,舍财在百丈山建庵,取名“乡导庵”。在这座突兀而起的大雄山下,开始有了梵音阵阵,香烟缭绕。僧人与乡民伴着叮咚泉水,飒飒林涛,虔诚礼佛,祈求超脱无边的苦海。乡导庵应该只是一处乡间小寺,若无大和尚来此弘法,将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留不下一丝一圈的涟漪。

中唐时期,禅宗六祖慧能的高足马祖道一阐化于江西南康龚公山和洪州钟陵开元寺,后归骨靖安宝峰。其法嗣怀海大师结茅宝峰,为师尊守灵,继续修习“洪州禅”法,至使“众所归集,意在遐深”,后迁移到新吴县进城乡(今奉新县罗布)小雄山建“普化院”。怀海大师“好耽幽隐,栖止玄松”,在游方各处时,巧遇甘贞。大约在唐德宗兴元元年(784)甘贞礼请大师到大雄山做主持,并将乡导庵更名为“百丈寺”。怀海亦为这峭壁耸峙,茂林修竹漫山遍野的大雄山所吸引,遂移居驻锡此地。

当时的大雄山,想必是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但随着一代禅宗大师的到来,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怀海大师开堂讲法,收授弟子,“蓟、鲁、燕、代、荆、吴、闽、蜀,望影星驰,聆声飚至”。一时百丈山“庵庐环绕,供施仍积,徒众愈多”。众多高僧,包括后来纷纷开宗立派的大禅师,如:希运、灵佑、昙晟、大安、五峰、神赞、智闲等皆入百丈,参禅于怀海。唐宋以来,百丈寺的住持代有高僧,唐有着名禅师惟政;五代有韩国高僧明照安;宋代有道恒、道震、智映、净悟、以栖等大禅师;元代又有高僧大昕、德辉驻锡百丈;明代有被誉为“大智再来”的明雪禅师;清代有云堂、清德、石兰等高僧。百丈寺在鼎盛时期,僧人曾达千余,史载“禅学之众,辐辏大雄”,可谓盛极一时。

可见,我们眼前素朴的百丈寺是座千年古刹,历史悠久。《豫章书》中记载,唐宣宗在登基前,为避武宗之忌,曾有一段落难晦迹于丛林的时期。一日,他偶遇一僧,谈及此事,僧人说:“退至百丈。”意思是说,只要离开京城百丈之遥就可保无事。宣宗却理解错了,不远万里,来到奉新百丈寺,问法于怀海大师及黄檗希运禅师。参禅之余,悠游山水之间,曾赋一诗吟此地风光:“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仙花不间三春秀,灵境无时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一位未来的“天子”,在此闲云野鹤,暮钟朝磬,观山览云,参禅悟道,却想着“山河长在掌中看”,透显出强烈的龙廷之志。百丈寺后,留下一处石刻“真源”,据说就是他当年溯流而上在泉水源头上所书的刻石。大中三年(847)唐宣宗登基,自然念念不忘落难求法之地,特敕修百丈寺,并赐题“大智寿圣禅寺”的匾额,故百丈寺又有“大寺”之称。

因为有这样一段因缘,百丈寺声名大震。深山古刹,规模渐渐扩大,至明洪武年间(1368-1398),山内香火极盛,达到“三寺五庙四十八庵”,可谓梵宇林立,僧众如云。到清代时,康熙年间、雍正时期,先后二次修缮,寺内藏有珍贵的柳公权所书《法正禅师碑》。后多次遭火灾,据清同治十年版的《奉新县志》图载,百丈寺剩有建筑四栋,而今我们还能见着的是遗存下来的大雄宝殿和右侧的两栋客房,据说是同治时修建的,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跨入山门,但见大雄宝殿巍峨屹立。砖木结构,青瓦覆顶,香花供果前佛像庄严,长帏垂地,钟磬木鱼蒲团法器一应俱全。这与我们在各地所见的寺庙完全不同,保持了一种古拙朴素、庄严典雅之风。大书法家柳公权曾游百丈寺,赋诗一首:“禅地无尘夜,焚香话所归。树摇幽鸟梦,萤入定禅衣。破月斜天半,高河下露微。翻令嫌月白,动即与心违。”诗人描写出百丈禅寺在寂静的深夜,一尘不染,幽幽树影,几袭禅衣在月色下飘然。我不禁在心中感慨:念佛参禅之人,在这般美景下要能“不动心”还真是不容易,也不知千余年前的柳公是否达至这一境界?

大雄宝殿右侧原先的客房已改建成玉佛殿和祖师殿。徘徊于玉佛殿内,观看洁净庄严的释迦牟尼佛的法像,我不禁又忆起据称是大诗人黄庭坚的《灵境御题》诗:“老夫高卧灵境台,拄杖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诗人也是描写百丈寺的夜景,星辰满天,佛灯点点,诗情画意却深藏着盎然的禅意。我对一旁的杨老师说,为何在仰山的栖隐寺、青原山的净居寺等各地的禅寺,多有黄庭坚的题诗?这位北宋的着名诗人为何如此喜欢游寺呢?杨老师说:他就是一位居士。原来如此,黄庭坚的诗有浓厚的禅意,与其好佛分不开,这是其他仅能咏物写景的文人无法相比的。

我们跨入了祖师殿。这也是一栋清代建筑,虽不如现今许多寺庙殿宇高大现代,但青砖黑瓦木柱的大殿,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更让人心生敬意。殿内供奉的自然是百丈寺的开山祖师怀海大和尚了。

供桌后垂下一张黄色刺绣的大幔纬,透过宝葫芦形的空档,一位白眉修长的慈祥老人正看着我们。这尊怀海大师的坐姿塑像金碧辉煌,栩栩如生。我们纷纷合十上香,顶礼膜拜。我起身看着大师,忽然想起着名禅僧西堂智藏赞怀海的一段话:“灵光独耀,迥脱尘根,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在中国禅宗史上,怀海大师的确是禅学天空上“灵光独耀,迥脱尘根”的一颗耀眼的慧星。

我知道,怀海曾在马祖道一座下参学有六年之久。一天,怀海问马祖:“如果有人突然来问佛法该怎么办呢?”马祖一言不发,举起拂子示意片刻。怀海不解:“只是这个,还有别的吗?”马祖将拂子放回原处,反问:“今后你如何接引学人?”怀海也把拂子竖起来。马祖再问:“只有这个?还有别的吗?”怀海把拂子放回原处。马祖突然“振威一喝”,直震得怀海耳朵聋了三天。如此接引僧众,喝断的是“声尘”,引导其“反闻自性”,“回光返照”,自悟本心。

相传,马祖大师座下的大弟子有三,一为西堂智藏,二为南泉普愿,三是百丈怀海,号为“三大士”。有一天,师徒共赏月,在皎洁的银辉下,山也朦胧,寺也朦胧,人亦模糊不清。马祖说:“这样的好时光,应该做什么呢?”西堂智藏应声答道:“正好供佛。”怀海则云:“正好修行。”惟有南泉普愿,拂袖便行。马祖叹曰:“经入藏,禅归海,惟有普愿独超物外。”三人皆上根利器,但所学所悟所发扬者皆有不同,后来他们都成了禅宗巨匠。而怀海大师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除了培养出一批重要的禅师外,最主要的是确立了禅宗的基本戒律,这一历史功勋就是在我们眼前的奉新百丈寺完成的。所以,在祖师殿内有一张古朴的怀海禅师的画像,下有一赞云:“百丈清规训众僧,缁衣善法垂后昆。野鸭飞过鼻竣痛,迷梦醒来眼难睁。未说卷席何所谓,已觉昨非不朦胧。大雄山上光无量,续佛慧命振宗风。”中国禅宗五大宗派内的二宗——沩仰宗和临济宗都属百丈怀海法系;而临济宗又衍生出了杨歧、黄龙二宗,故而才有这“续佛慧命振宗风”之说,这点明了怀海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二、大智禅师

我独在祖师殿内徘徊沉思,座上的怀海大师慈眉善目,殿外雨停,碧空万里,澄明如镜,深邃悠远。溯一千二百多年,约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怀海大师诞生在福州长乐。小时随母亲到寺院烧香礼佛,指着佛像问:“您常常跪拜的是什么?”母亲说:“是佛”。幼稚的怀海开口直言:“看他的样子如常人一般,我长大后也要做佛。”轻轻的二句小儿语,却是惊天动地,也预示着这个孩儿未来的人生之路。

不久,因家贫,怀海被送到沙京莲花山西山寺(今福建长乐龙泉寺)慧照禅师处出家,长大后在衡山法朗受具足戒。怀海习佛刻苦,曾往安徽庐江浮槎寺精研经藏,史载他“不窥庭宇者积年”,令人想起西汉时的大儒董仲舒,为研习儒家经典,曾“三年不窥园”。这些经历打下了怀海深厚精湛的佛学功底。

其时马祖道一弘法于江西,怀海倾慕已久,虽已年过半百,亦小有禅名,但怀海游方千里,终于投在马祖座下成为一名侍者。马祖对他十分器重,常常开示,怀海虽然佛学功底深厚,参禅也十分刻苦,却对马祖禅学宗旨“即心是佛”、“非心非佛”似懂非懂,难以开悟。三年过去了,怀海仍无所成。

一日,怀海侍奉马祖在野地里散步。天上飞过一群野鸭子,丢下阵阵“嘎嘎”声。马祖问:“是什么声音?”怀海抬头望了望,说:“是野鸭子”。马祖又问:“野鸭子到哪里去了?”怀海答:“飞过去了。”马祖忽然转过身扭住怀海的鼻子,怀海负痛失声,马祖云:“还说不说飞走了!”忍住痛的怀海“于言下大悟”。回到寺内,怀海嚎啕大哭,僧众关切地问:“你如此哀伤,莫非是想父母了?”怀海摇头否认。“那您哭什么呢?”“我的鼻子被马大师扭得痛死了。”怀海答道。“你得罪了师傅?”怀海说:“你去问师尊好了。”僧人到方丈室,问马祖:“怀海侍者好像有些不对,在屋内痛哭。我问其故,他什么也不说,要我问大师您。”马祖笑云:“他已开悟,你可以去问他。”僧人又回来,对怀海说:“大师说你已开悟,教我来问你。”怀海立时破涕为笑。僧人不解:“你刚刚还在大哭,现在又为何大笑?”怀海说:“刚才哭,现在笑”,拂袖扬长而去,把僧人弄了个莫名其妙,愣在当下。

第二天,马祖升堂说法,众僧礼拜毕,皆恭敬肃立,唯怀海卷起铺盖准备出寺。马祖见状,法也不说了,起身回方丈,怀海跟了进来。马祖问:“我正要说法,你为何要走?”怀海答:“我的鼻子痛。”马祖云:“你跑到什么地方把个鼻子弄痛了?”怀海答:“弟子偶有出入,没有参随大师。”马祖忽然大喝,声震屋瓦。怀海急忙跑了出去。

这段“百丈野鸭子”的公案,是禅宗史上着名的公案,今人不易理解。其实,禅宗代代相传之法有十六个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认为如果要破除参禅悟道之人求之于外的迷执,复返本心,就必须超越语言之外和之上。人之佛性在内,是不可说“有”,亦不能说“无”,还不可说“亦有亦无”,或“非有非无”。因为只要是在世间的识见之内,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皆非真正的佛性。那么,马祖大师又如何既用语言开示怀海,又不落言词的陷阱呢?只有打破言语的内在逻辑,指东说西,问南言北,再辅之以肢体动作,一切苦心皆为高徒能够开悟。所以,马祖问“野鸭子”云云,可视为喻指“佛性”;怀海回答“飞走了”,是受外境的“蛊惑”,自然犯了大错,故遭扭鼻之罚。怀海在负痛之下,忽然开悟,但又不能用语言去求证于师傅,只好以嚎啕大哭引起僧人的好奇来间接地获得师傅的认可。

怀海大师有偈云:“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他在马祖处登堂入室、尽得心印后,发明了所谓“割断两头句”的方法,亦即人们在禅修中必须离开一切分别有无、肯定或否定的说话方式。任何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是某种执着,皆为“死句”,即使自己无法开悟,亦不能令众人得道。他指出:“说众生有佛性,亦谤佛法僧;说众生无佛性,亦谤佛法僧……说佛性亦有亦无,则相违谤;说佛性非有非无,则戏论谤。”因此,虽然传法中大师们不能不说话,但听者决不可拘泥于文字,必须跳出语言文字外,去“蓦直悟解”。在怀海大师看来,僧众只要不执着外境,亦不执着知解,便跳出世间法,便是“自由人”。

佛是什么?怀海大师一语可谓石破天惊:“自古至今,佛只是人,人只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将定入定,不用将禅想禅,……”怀海上堂说法,常在众僧刚刚聚集时,就用僧杖驱赶众僧,忽然间又召大众回来,问:“是什么?”以这种突兀的方式来提醒僧众须反省内求,后来禅宗史上称其为“百丈下堂句”。

我出了祖师殿,远山上的云朵化为灵动的片片轻纱,飘飘渺渺,绕山环林,一任自性,无拘无束。想千余年前,怀海大师,率众僧不执外境,亦不执知解,一任自性,一任自然,如这大雄山的云雾,逍遥自在,当个“无求人”,做个“自由人”,是谓:“三身无住,万得皆空,邪正并捐,源流齐泯”,这种境界,是何等的令人神往之。

要做“自由人”,不仅应出家以摆脱世俗之杂务,也不能执着于外在的求佛念佛。福州长庆大安禅师,云游四方,参禅问道。一日到百丈,问怀海大师:“我等欲求识佛,如何识得呢?”怀海道:“犹如人们骑牛觅牛。”大安又问:“识得后又如何?”怀海答:“如人骑牛回家。”大安再问:“如果不能保证始终怎么办?”怀海大笑云:“就像牧牛者持杖警示,使牛儿不咬人家的苗稼。”长庆禅师闻言忽大悟,于是也不走了,留在了百丈寺。“佛”与人之“心性”不二,自然不应外求;人们求之外,当然就是“骑牛觅牛”,荡然无所归处。因此,人们若明白了“佛只是人,人只是佛”之理,自然就会“骑牛回家”了,不过,还须时刻警戒,不使之流失掉。

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祖师殿中怀海大师的塑像,这位“独坐大雄峰”,禅风风靡四海神州的大和尚,真的是出世间,脱言语,一任自性,超凡脱俗,潇洒飘逸,为世人难以企及,其接引学人的禅语让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皆山野质朴的农作韵味。

遥望远方,雨又自天而降,淅淅沥沥,无边无际,仍然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天空腾起片片雾气,遮天蔽地,百丈寺内静悄悄,只有大雄宝殿内几个虔诚的礼佛者在喃喃细语。

万物尽情地伸展着,承受着春雨的滋润。据说北宋大理学家周敦颐亦曾访百丈,也巧遇一场大雨,不过那可能是深秋季节,且看他是怎么写的:“好风吹上最高台,雨洗青天万里开。碧落半空山鬼泣,也应生胜锡飞来。绝顶茅庵老此僧,寒云孤木独经行。世人那得知幽径,遥向高峰礼磬声。浮生不定若蓬飘,林下真僧偶见招。觉后始知身是梦,更闻寒雨滴芭蕉。”雨后的天空一碧如洗,周子在绝顶上一临清风,好不逍遥;幽林之下,他又巧遇老僧,自然求法不已,而僧人的一席话,使他大梦方觉:此世此身皆是梦幻啊!

不过,我有些怀疑这首诗非周敦颐所作。北宋至和元年(1054),周敦颐倒是以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他一生仕宦三十多年,历十余州县,其中有二十三年是在江西这块土地上度过的,最后也终老于江西,似乎有可能至奉新百丈山一游。但作为“道学之宗”与“理学之祖”的周子一生持儒好道弃佛,似乎对佛教抱一种排斥的态度。其游山观水之诗作多,而访寺参庙之诗实属罕见。我还想起,有一次萍乡之行,偶尔在一本书中也见着标为周敦颐之名的一首诗作,但深入查寻史料的结果,发现是今人伪托。不过,无论上面这首诗是否为周子所作,我们都得承认,这是一首禅意盎然的好诗。

正在思量周子的诗作,百丈寺的印演法师招呼我们去后山看看。一行人,细雨中,打着伞,出了寺;野径荒山,松竹蔽天,雨滴如珠,空谷足音,寻寻觅觅,我们极力去窥测千年前的古刹岁月……

三、百丈清规

寺后是一望无际的竹林,遮天蔽日,苍翠欲滴,清新可人。雨落竹叶,滴滴答答往下掉,猛不丁落在我的发梢上,再滴溜到我的嘴唇中,呀,甜丝丝,凉爽爽,“真是一场甘霖啊”,我在心中感慨。

山间小径,麻石铺就,黑黪黪,光溜溜,野草萋萋,漫山遍野铺陈开去,一直延伸蜿蜒,消失在遥远的深山莽林之中。明吏部尚书蔡国珍亦游百丈,题诗一首云:“漫游古寺踏春晖,石径云深翠作帏。似解笑人花叠叠,惯能迎客鸟飞飞。相逢老衲谈唐代,自愧东坡落箭机。两袖和风桃颊醉,联诗乘兴咏而归。”真是好诗。

沿着一条小山谷行不久,便见二块巨石高耸。下面略显长方形的石块正刻着西堂智藏赞怀海大师的话:“灵光独耀,迥脱尘根,……”岩石长满了青苔,石面发黑,间有圈圈白色的苔斑布满石面,红漆正楷大字虽然入石三分,但也有些难以分辨。此石的上方,则用铁管圈起,一块三角状的巨石兀突而立,被圈在内,我知道,这是百丈寺的镇寺之宝——上刻“天下清规”四个大字,据说,这是柳公权的亲笔所书,右上方还刻有“碧云”二个字。看着这方石刻,我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还是当净饭王太子时,性好沉思生死的大道理。其父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因为他还指望太子继承王位。所以,他特意安排太子出游,以解郁闷。可是,太子在城外,一见农夫们在烈日下躬身劳作,汗流浃背,苦不堪言;二则见犁头翻开过的土地,种种虫类或被切成二半,或翻滚暴露在外,被众鸟争抢吞食。此惨状深深地打动了太子仁慈之心,也许这即是佛教“生老病死”四苦说的最早起源。但影响更大的则是,在印度,佛教逐渐形成了“沿门托钵”的行乞制,规定和尚每日须托着钵盂,沿途挨家挨户去乞讨,以解决衣食问题。按印度佛教的戒律,僧人们是不允许掘土耕地的,因为犁、锄头入地,必会危及诸如蚯蚓、蚂蚁、螺蚌之类的生命,这是杀生,是断然不可的。佛陀便教导僧众要“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

东汉时,佛教东传中国,僧人们主要沿习了“沿门托钵”的制度,或由香客、居士们供奉。到了怀海大师驻锡百丈山的时代,在这“人烟四绝”之地,如何供越来越多参禅者的衣食,成了怀海传法的关键问题之一。他直接宣布:“佛是无著人,无求人,无依人”;而接受布施者,则“乞施主一粒米,一缕线,个个披毛戴角,牵犁负重,一一须偿他始得。”

怎样才能做无求人、无依人?怎样才能跳出报应的圈子呢?当然是扛着锄头去垦荒了。

站在“天下清规”石刻旁,仍可透过碧绿的竹林,看到百丈寺前连片的田畴。春雨已灌满,许多田已犁开,山里水冷,季节要晚一些,用不了多久,缁衣们将在田野里忙碌。千百年前,怀海大师又带着多少僧人实践着他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呢?

据记载,怀海大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率领僧众天天下地劳动。后来,怀海大师已年近古稀,管事僧人于心不忍,暗将大师的农具藏了起来,欲让其休息。怀海说:“我无德之人,怎能让别人为我劳动?”左右寻找皆不获,于是,整整一天未进食。众僧无奈,只好归还农具,百丈寺前的农田中又现师徒共耕种的繁忙景象。

怀海大师倡导的“农禅生活”,并非完全的劳作,深意在“老僧在锄头边为大众说法,大众亦当共同于锄头边生活”,一者可让“作自由人”、“作无求人”的禅学宗旨落在实处;二则在艰苦的农禅生活中,随机接引,启发僧众。

有一天,百丈寺的僧人同在田里劳动,寺内传来阵阵鼓鸣。但见一僧扛起锄头,自顾自地回去了。怀海见状,毫不怪之,脱口而出:“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晚归,怀海唤来僧人,问:“你刚才见何道理,就转身便回?”僧人答:“适来肚饥,闻鼓声,归吃饭。”怀海师大笑,亦无怪罪之意。诚所谓“劈柴担水尽是参禅,行住坐卧皆在道场”。

于是,巍峨大雄山下,缁黄亦禅亦农,参禅常与农作相合一,悟道常在劳动中获取。这种农禅之风迅速地传开,成为中国化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应该说,农禅的方式最早应该追溯到禅宗四祖道信(580—651),他在湖北黄梅双峰山,提出“作坐”并行的主张。“作”即“作务”,劳动;“坐”即“从禅”,修道。而五祖弘忍(602-675)也是个“常勤作役,以体下人”者。怀海大师从这些先祖的言行中获得资源,在艰苦的农禅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所谓“普请制”,亦即请所有僧人们都参加劳动,上下齐心协力,自耕自足。而这一普请制,是构成《百丈清规》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学生们在习禅宗史时,常提出的一个疑问:竟然禅宗基本理论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怀海大师又号召人们“作自由人”、“作无求人”,可是,众僧自悟本心的过程中,悟得的并非皆是“佛性”,也可能是人心中“狂乱”的一面,甚至是阴暗的一面。如此,直指人心的结果,“作自由人”的结果,便流入了所谓“狂禅”一路。有些禅僧不持戒、不坐禅犹有所辨,还从无拘无束堕入到呵佛骂祖,放荡不羁,乃至无所不为的地步。这又怎么办呢?

着名的禅师丹霞天然(793—824),原是一介儒生,熟读儒家典籍。一次他到长安应试,在旅馆中遇一僧,问他:“仁者何往?”天然答:“选官去。”参加朝廷考试,正是为入官场,故有此答。和尚说:“选官何如选佛?”天然一听,怦然心动,忙问:“选佛当往何处?”和尚笑云:“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天然即刻放弃科考,赶往江西洪州。天然见马祖,以手托额,意思是想剃度。马祖说:“此非你所驻之地,南岳石头是汝师也。”天然又到湖南南岳,石头希迁为其剃度,刚想说法,天然掩耳而遁。又回江西投马祖,还未参拜,就自顾自地入了僧堂,竟然骑到一僧人的颈脖子上。马祖视之,叹曰:“吾子天然。”

天然后至着名的慧林寺,正遇天寒地冻,他竟拆木佛生火取暖。院主见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大声呵斥:“何得烧我木佛!”天然慢悠悠地以杖拨火,云:“我烧之取舍利”。院主急了:“木佛何有舍利?”天然更言:“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其放纵如此,真是闻所未闻。

天然平日里常说:“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他曾横卧洛阳天津桥上,太守出行,被挡住了路,百般呵斥皆不起。吏问何以如此?天然曰:“无事僧。”随心所欲如此,令人咋舌。丹霞天然还属南禅中具有“上乘利根”之人,若不然,一般僧人就会流入任意而为,肆无忌惮,以至无恶不作了,岂不坏了佛门数千年的根基。

所以,传统的佛教戒律既然已被禅僧完全超越,禅宗自然迫切地需要新的规矩。怀海大师适应了历史潮流,折衷佛教大小乘戒律,制定了“清规”,后世称《百丈清规》,被誉为“励禅门之戒行,为一宗之洪范”。虽然这一清规在宋代即已失传,但为后代各种禅门清规所融入。元代《敕修百丈清规》卷八附有宋杨亿的《古清规序》,可大致窥见怀海所订《百丈清规》的基本精神。

怀海大师规定,改变禅僧多居于律寺的状况,别立禅居。这样做的结果,使禅宗真正成为佛教中一个独立的宗派。在禅居中,以德高望重、禅学精湛者为“长老”,其随从称“侍者”,另设管理寺内事务的“寮司”,管饭的称“饭头”;管菜的称“菜头”等等。“长老”说法,众僧须雁立侧聆,宾主互相问答,激扬禅宗要旨。此外,禅寺不设佛殿,只立法堂。意思是禅宗对他力信仰、佛祖崇拜一概否定,认为佛法是超出“言”与“象”,是“即心即佛”的。怀海大师还规定,所有参学的僧众一律入僧堂居住,佛法面前人人平等;众人睡则“长连床”,即通铺,不允许有私人财物,所有物品皆随宜供应。特别是,禅寺“行普请法”,僧众无论何人,皆应齐心协力,耕种自给。如果僧人犯了清规,轻则施杖刑,重则焚毁衣钵,逐出山门。而对那些混迹于寺院内的喧哗之徒,更是要驱出山门,绝不姑息。从这些内容来看,怀海大师是相当认真地研究过佛教各种戒律的,而且特别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百丈清规》的订立,表面上只是为禅宗确立组织规则、为禅僧们制定行为准则,但更深层次的文化历史意义则在宣布禅宗这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已完全确立,故《高僧传》中云:“禅门独行由海之始”。

至元代文宗天历二年(1329),临济宗传人广慧德辉大和尚出任百丈寺的方丈。他奔走于京师,利用其政治影响奏请重编统一的《百丈清规》。六年之后,德辉大和尚修成了《敕修百丈清规》共八卷,次年由朝廷颁行天下,这即是今日天下丛林共同遵守的佛门清规。可见,在奉新百丈寺,千百年来,先后有怀海大师和德辉和尚为佛门贡献了二部重要的清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这块巨石上刻的“天下清规”四个大字的深刻含义了。

离开了石刻,我们一行由印演法师领路,拐过一个山坡,蓦然看见一个小小的岩洞,浅浅得几乎躲藏不了一个人,严格来说,仅为一块巨石压在二块小岩石上形成的空隙而已。但这块大岩石上赫然镌刻着“野狐岩”三个大字。岩石上方挺立着一棵小松树,周边的野草密如一层厚厚的毯子,严严实实地包住了这个小洞。我知道,这里正是发生禅宗史上最着名公案之一“野狐禅”的地方。

传说,怀海大师每上堂说法,常有一老人站在后面听讲,不知是谁,也没人关心。一日,怀海大师升堂说法后,众僧皆退,唯老者不走。怀海大师问:“你是何人?为何不退?”老人说:“某非人也。还在禅宗初祖摩诃迦叶时,某便在百丈山说禅。有学人问:‘修行者还落因果否?’某言:‘不落因果’。那知因为这一转语,某即堕为野狐之身,今已五百年矣。今恳求大师一转语,破此玄关,让某从野狐身中解脱出来。”怀海沉吟一会,说:“请问吧。”老人云:“修行的人还落因果否?”怀海当下即答:“不昧因果。”老者大悟,再三感谢,并说:“某已脱野狐身矣,希望大师能到后山以亡僧礼葬我。”随后不见。怀海即令管僧堂的维那击棒集众,宣布:“食后送亡僧。”众人面面相觑:“一众皆安,寺内亦无病人,何出此言?”斋后,怀海大师率众僧至山后岩下,以锡杖挑出一只死狐狸,依佛门规则以僧礼火葬之。

禅宗以公案机锋往来的关键为“玄关”。人们参学中要破玄关,就必须亲证实悟;而以一语拨转参学者的心机,使之破玄关,称为“转语”。此老者说错一“转语”,堕入五百年野狐身;而怀海大师一“转语”则让他冲破玄关,脱离野狐身转世为人。因为,在佛教,世间一切皆受因果的支配,唯佛跳出了因果。僧众习佛法的基础也在因果,老者以为“大修行人”能“不落因果”,自然大错特错;而百丈禅师只说“不昧”二字,阐明了因果存在之必然性、普遍性,无论僧人与芸芸众生皆不可“昧”。

后来,佛门以不懂禅法者为“野狐禅”,而现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野狐禅”一词则指对各种事理浅陋无知或一知半解者。五代时钱塘令罗隐曾游野狐岩,题诗一首云:“潏潏寒光溅路尘,相传妖物此潜身。又应改换毛皮后,何处人间作好人”。

看完“野狐岩”,我们一行回转百丈寺,稍稍歇息片刻,出了山门,拐上了另一条窄窄的山道。雨仍下个不停,石道已被磨得光滑圆润,水一淋似抹了一层油。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心想,这肯定是一条唐宋古道,千百年来,有多少僧人、香客和文人墨客来往于此?山道默默无语,却承载了无数人间的悲欢离合,见证过数不清的虔诚信众,点点香火。想着想着,我们鱼贯地进了一个小山洼,眼前忽现一座房屋的废墟,条石码就,台阶依然,上半部却全部拆除了。四周山峰怀抱,雨似乎也掉不进来,显见得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印演法师指着房基中间一块石质圆形的宝顶说,这就是怀海大师舍利塔的遗址。大家全都猛吃一惊,难道就在这?就这模样?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正月十七日,怀海大师圆寂于百丈寺,世寿九十五,舍利子就葬在我们眼前全毁的墓塔中了。长庆元年(821)唐穆宗敕谥怀海为“大智禅师”,墓塔为“大宝胜轮塔院”。怀海一生授徒无数,着名的也有三十余人,其中又以沩山灵佑、黄檗希运、五峰常观卓然成一派宗师,影响深远。

立于“大宝胜轮塔院”遗址前,我合十默哀,不禁在心中吟咏起清人毛蕴德的诗《百丈山》:

雄风高百丈,香火镇千秋。

名誉魁多士,清规遍九洲。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江右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硕士生导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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