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传法音

房山石经传法音

张小嘉

北京房山县石经山下的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郊七十五公里处的白带山麓，那里重峦嶂，风景秀丽。石经山上共有藏经洞九个，南北向，分上下两层，上层七个洞，下层两个洞。九个石洞内和云居寺压经塔下地穴中共存有石刻佛教经版一万四千余块，是我国古代遗存的金石文物的伟大宝藏和碑刻艺术的灿烂明珠。

我国佛教石经，创始于公元六世纪的北齐时代，分布在山西、山东等地，其中以唐邕在河北省武安县北堂山所刻《维摩诘经》、《胜鬘经》等几部大乘经典最为着称，并留下了《鼓山唐邕刻经铭》。《铭》文称：“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他认为，纸帛书经，易于毁灭，刻经于石，则可久存。这对后代大规模刊物石经有很大影响。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至东汉明帝以后，逐渐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北朝时佛教更为盛行，凿窟造像，建塔筑寺，僧侣急剧增多。但是，佛教在我国历史上也屡遭变故。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下诏尽诛境内沙门，焚烧寺院经像，佛史称为“魏武之厄”。其后北周武帝，亦行灭法，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俱毁，勒令沙门道士二百余万还俗；灭北齐后又毁境内佛寺经像，驱僧侣还俗者三百余万众，佛史称为“周武之厄”。经过这两次“法难”，许多手写经卷都化为灰烬；而唐邕所刻石经却安然无恙，这给了佛教徒石刻佛经以很大的启发。

为了保存佛经，使正法长住世间，随大业年间（公元605年），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静琬法师遂发心刻经于石，以留传后世。他是房山石经的最早创刻者，以后他的弟子继承师志，不断镌刻，代代相传，历经唐、辽、金、元、明等朝代。在这千余年间，除因战乱出现过几次短暂的停顿外，刻经事业一直持续不断，共刻石碑一万四千多块，刻经一千多部，三千四百多卷。如此大规模地刊刻佛经，又历时这样的长久，确实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是稀有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九个藏经洞中，只是最大的一个雷音洞为开放式外，其余八个洞均为封闭式，洞口以石门锢封，不能进入。

雷音洞洞口右下方石碑上，“宝藏”两个大字遒劲有力，是明代着名书法家董其昌的手迹。洞口有一方残石，上刻《静琬题记》云：“释迦如来正法象法凡千五百余岁，至今贞观二年，已浸末法七十五载，佛日既没，冥夜方深，瞽目群生，从兹失导。静琬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及好檀越就此山巅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冀于旷劫济度苍生，一切道俗同登正觉。”于此可见静琬法师当时刻经之目的。

雷音洞内宽广如殿，面积约八十多平方米。石经版镶嵌于四壁，共计一百四十六块，均为静琬法师早期所刻。从这些端正、清秀的字迹中，可以想见静琬法师及其门徒当年是怎样坚忍不拔、一丝不苟、一刀刀地刻经于石的。洞内还有四根八棱形石柱，柱面镌刻佛像一千零五十六尊，每尊像旁都有名号，刻工精致，十分庄严，是石刻的精品。过去这里还供奉不少石刻佛像，是石经山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可惜后来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壁上镶嵌的经版脱落了十八块，有的已摔成碎片。其他各洞凡靠洞门的经版，由于山水渗透和风吹雨淋，往往使经版互相粘连在一起，稍事移动即成粉末而脱落，有的经版部分表层鼓起，稍一触及即剥落；许多经版的上端被风化成圆形，当然这与当时刻经所选的石料质量有关。洞外唐、辽所刻宋小儿《金刚经》和《四大部经成就碑记》等经碑，经历千载，风吹雨淋日晒，至今字迹仍清晰，并无风化漫漶。这几块石碑是选用汉白玉和艾叶青石料所刻造的，因而耐风化。

辽初，北方契丹贵族取得包括房山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之后，国势日益强大，不久建立辽国，大量吸收汉族文化，并提倡佛教。同时在文化事业上，力图与北宋抗衡，雕版刊行《契丹藏》，与北宋《开宝藏》相媲美。房山刻经事业也随着复兴起来，使石经山诸洞容纳不了更多的经版，于是所刻石经便藏于压经塔下之地穴中。

石经山向西三里外的云居寺座西向东，原有五层院落，六进殿宇，依山势递升，南北双塔对峙，气象万千，雄伟壮观。寺院的主体建筑及压经塔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因而昔日的佛门圣地，已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一九五七年，我国考古工作者来到云居寺进行地穴的发掘工作，结果在杂树丛生的土丘堆中，找到了藏有经版的地穴。该地穴南北长廿九米，东西宽十米，深五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周围砌砖，东中部有一石门。此穴北部占三分之二，南部占三分之一，两穴之间隔有一米宽土。南北两穴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经版则纵横交错排列，瘗藏经版六层。这就是埋藏了八百多年的辽、金两代所刻经版。两穴所藏经版，北穴六千二百九十五片，南穴三千七百八十七片，共计一万零八十二片。可喜的是，因这些石经版埋藏于地下，所以保存得很好，其中仅少数因重被压断外，一般字迹都很清晰，漫漶不清者极少。一九五八年底全部拓印工作完成后，原计划在石经山上另凿石洞将经版运到山上贮藏。鉴于洞内藏经易遭风化，不利保存，后来北京文化局决定在原地穴遗址附近建库贮藏。

房山石经的发掘、整理，对研究我国佛教史、书法史、金石篆刻等都有着重大意义。石经閟藏在石洞和地宫先后一千多年，在历史上第一次拓印出来与世人见面，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石经刊刻所依据的经典是我国最早的写本，因此最正确，可以校勘后世所刻《藏经》中的脱误和错字。尤其可贵的是，从房山石经中发现了《契丹藏》的复刻本，为我们研究这部早已失传的辽刻大藏经提供了线索；石经的书法艺术精湛，通过各朝代不同风格的石经拓片，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书法的演变过程；各经末尾的题记，内容丰富，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中国佛教协会于五十年代末即着手整理研究房山石经，并作了全面的规划。

现在，从地穴中取出的一万多块经版已全部编上了号码，整齐地排列在二米多高、分为三层的铁制框架上。一旦云居寺修复完工，它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国内外学者和游客，使更多的人了解房山石经这一祖国的瑰宝、世界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