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国寺的馆藏砖雕

余如龙

2006年建立的宁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是以建筑文化和优秀建筑成果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博物馆。馆内珍藏的16幅砖雕内容典雅、匠心独运,堪称少有的珍品,至今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砖雕是建筑装饰类民间工艺,可分为雕、塑、模三种加工技术。我国的砖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东周时期的圆形、半圆形瓦当上,就已有了端秀的文字和精美的纹饰,可见“印模砖雕”在当时就已进入成熟阶段;东汉时期,“画像砖”广泛流行于殿宇、寺庙、墓塔等处,内容多为生动的人物像与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同时还在印模与浅浮雕的基础上出现了圆雕技术。唐、宋时期,砖雕已由单纯的画像砖进而广泛应用到高级建筑上;明、清时期,砖雕进入了鼎盛阶段,讲究的坯砖质地、完美的雕塑技艺以及乡土化的风格与造型,都表明砖雕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光耀世界工艺美术史。南北方的砖雕风格各具地域特色。北方的砖雕构图朴实、刀法浑厚、较为简练,而南方的砖雕线条纤细、刻工精美、空间层次深远、立体感强,复杂程度甚至可与绘画相媲美。

宁波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经济、文化发达。宁波人世代善于贸易、远航,同样重视教育,历代中举率名列前茅,大儒辈出,达官显宦众多。宁波人深晓商、儒、官之间的关系,巧妙地将商品经济与缙绅经济相互促进、转化,为本乡带来了大量财富。腰包充实之余,为了光宗耀祖、显赫门庭,绅衿富商们不惜巨资,在故里大兴土木,营建祖居宅第,并竭尽所能地在雕刻装饰上精雕细刻。照墙、门楼、八字门墙、屏风等处,便成了主人显示身份、工匠施展技艺的最佳“名片”。这种风气促进了包括砖雕在内的民间雕刻艺术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别具地方特色的宁波砖雕艺术。

宁波砖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明代的砖雕平刻较多,画面较单纯;后期则逐步发展成以浮雕、浅圆雕为主,强调对称,用线简练挺拔、粗放刚劲,富有装饰趣味的风格;清代的建筑装饰性砖雕耗时多、质量高,特别是大门两侧、镂窗、照壁等处的砖雕,造型玲珑剔透,花样琳琅满目,让人充分领略到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和创造才能。

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珍藏的这十六幅仿木格扇门形式的砖雕人文画屏,来自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大夫第大厅两次间的北墙,每幅高2.33米,宽0.51米,总面积达20平方米。作品制作极为讲究,画面丰富多彩、具有新意,以“君子之德、君子之才、君子之风”为总纲,以历史上的典范人物为题材,以古贤德行、文学典故、名人轶事为内容,突破了“和合二仙”、“福寿三星”、“渔樵耕读”、“琴棋书话”等固有程式,摒弃了庸俗的祈求吉庆与单纯的豪华藻饰,热情讴歌了前辈的贤能,宣扬了爱乡爱国的思想,将儒家人生观与高超的砖雕工艺融于一体,寓教于乐,可谓颇不寻常。

贤母教勤——“鲁有敬姜,能辨劳逸;子为大夫,不废纺织。”春秋时期,敬姜不因儿子身居高位,始终勤于纺织。她认为,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都应勤于职守。勤则思,思则善心生,可以长久永安;逸则怠,怠则恶心生,可能大祸临头。她昼夜勤劳、不敢懈怠、以身作则、垂范后辈,自己以德治家,教子以德治国,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母仪第一人”。

圯桥授书——“一卷奇书受,勋成万户侯。曾将黄石订,漫与赤松游。”黄石公深知张良刚毅有余而谋略不足,教育他要忍小忿而就大谋,最后授以奇书《太公兵法》,并嘱咐他好好研读,辅助“王者”平天下。后张良帮助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并拒受封赏,成为了后世功成身退的楷模。

北海牧羊——“丁年奉使向穹庐,皓首完名返虎居;大窖无粮唯仗节,上林有雁可传书。”苏武于汉武帝时出使西域被扣留,匈奴多方威胁利诱,并配以胡妻。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北海边(今贝加尔湖)的冰天雪地中苦忍十九年,靠牧羊为生,渴饮雪、饥吞毡,手执汉节,心存社稷,最终返回故土。其忠贞不渝的情操万古流芳,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

君子慕莲——“周茂叔性爱莲,作《爱莲说》,以莲比君子。”“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清香远溢”,北宋的周敦颐通过热情赞颂莲花来借物咏志,对于士人们在浊世时保持洁身自好具有积极的警示激励作用。

博士传经——“老博士九十余,遭秦火壁藏书。帝王典谟天地久,石飞海生终不朽,济南道上存一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秦末农民战争使古代图书大量被毁。西汉时,汉文帝礼聘学者收集典籍,时已九十多岁的伏胜竟靠着记忆把二十八篇《尚书》全都背诵了出来,其弟子又根据据他对《尚书》的解释,编成了《尚书大传》一书,以供世人解读。这一口录的《尚书》后与孔壁藏书《尚书》相得印证。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与士人的社会作用与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

神童特慧——“常敬忠年十五,一览万言惊宰辅,右赞神童图。”唐代时,十五岁的少年常敬忠记忆力惊人,千字的文章读一遍就能背诵,万言的文章也仅需读七遍即可一字不差的背诵,见者莫不嗟叹。其实除了自身天赋外,常敬忠还潜心研究方式方法,掌握整篇结构,从而做到过目不忘的。天才总是出于勤奋的。

竹林七贤——“作赋筼管万个,寄怀潇洒一藂;竹下嵇王并集,平分衫袖清风。”魏晋之际,嵇康、阮籍、刘伶等七人因相互友善而常游于竹林,人称“竹林七贤”。他们擅文学、精音律,好老庄之学,常举止怪诞,藐视传统礼法,崇尚自然,以示超尘脱俗,并借此来反抗黑暗现实。他们这种追求精神自由、追求真性情、反对虚伪造作、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风范,自觉自醒的个人意识和文化人格对后世知识分子影响深远,为中国审美文化开辟了崭新的篇章。

写经换鹅——“笼得山阴道士鹅,白毛红掌向天歌。只因一册黄庭换,云费羲之墨已多。”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变汉魏质朴的书风为妍美流畅的新体,被时人及后世所推崇。山阴道士为求其墨宝,听说羲之爱鹅后,便特意饲养了一群白鹅,王羲之观后不肯离去。道士便以鹅相赠,求其书写一部《黄庭经》。王羲之慨然应允,兴意酣畅的写下《黄庭经》法帖,成为了传世之作。

东篱采菊——“解组归来不折腰,葛巾盘旋自逍遥。闲时倚仗门前望,不许春风折柳条。”陶渊明鉴于官场的黑暗腐败,不愿意卑躬屈膝迎奉上级,于是辞职复归故里。他的诗歌多写自然景色,以《归去来辞》最着名,留下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脍炙人口的名句。他的不事权贵、保持独立人格为后代所赞誉。

冒雪寻梅——“谁貌风流诗叟形,步随六出索梅英,一支安放奚童背,已有春风到孟亭。”孟浩然是唐玄宗时与王维齐称的着名诗人,其诗长于写景,多反映隐逸生活,无意求工而清超脱俗,代表作《春晓》更为学前儿童所熟悉。孟浩然常去东南各地游历,好冒雪寻梅,云:“吾诗思正在风雪中、驴背上”。踏雪寻梅也就成了文人雅士的惯例。

伯牙操琴——“汗漫归来理七弦,怡情海上学成连。知音独有钟期子,流水高山记昔年。”俞伯牙据说是春秋时期的乐师,善弹琴,也善谱曲,惜罕有知己。一日在汉阳江口遇钟子期,听出自己所奏琴曲中的高山流水之意,遂成莫逆。后钟子期病故,俞伯牙十分悲痛,摔碎爱琴以祭之。后世便称好友为“知音”或“高山流水”。

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图。”传说秦末时二世暴虐,天下大乱,于是东园公、夏黄公等四位才智卓绝、富有盛名、年皆八十余的老人遂入商山隐居,因须发俱白,时称“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人大名,请他们为官,屡被拒绝。后刘邦见太子刘盈天性懦弱,欲行废立。吕后便听从张良的意见,请出商山四皓进谏,终于促使刘邦打消了念头,从而为保持西汉初年的社会、政治稳定起到了作用。四皓的高风亮节被后代所敬仰。

孤山放鹤——“林逋,字君复,钱塘人。少孤,刻志为学,喜吟诗,多奇句,不存稿。结庐西湖小孤山,种梅养鹤二十年,足不履城市。仁宗时卒,赐谥和靖先生。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宥子大年为侍御史。”梅妻鹤子的潇洒,“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风流,对于功名利禄的恬淡清高,使得林逋成为文人完美理想的化身。

东坡读砚——“苏东坡爱砚”。北宋着名文学家苏东坡多才多艺,书法、绘画、诗词、散文无一不精。其书法擅长行、楷,丰腴跌宕,被誉为“宋四家”之首。而其爱砚之癖也被传为美谈,成为文人研读的象征。

倪迂洗桐——“孤桐百尺挹萧森,疏雨欹斜滴未成,盆水呼童镇日洗,青霜癖染景迂生。”元朝倪瓒性好洁且迂僻,人称“倪迂”。其家中庭院植有青桐,倪瓒每日命童仆汲水洗刷,务使其不沾尘垢、洁净光鲜。洁癖从自身推及庭桐,也可谓是传世韵事了。

候涛题壁——“王安石宰鄞,尝书十字于候涛山仙人洞石壁,句云:六国连王处,平倭第一关。”明朝卢铛筑城防倭题壁之事,却被移到宋朝王安石头上,这看似不符史实,实则反映了宁波人民对王安石爱国爱民、勤政廉政的缅怀之情。而将乡土史地与海防思想融于一体,这在装饰性“三雕”图,乃至于人物画轴中都是前所未见的。

从总体上看来,“贤母教勤”、“圯桥授书”、“北海牧羊”、“君子慕莲”等幅属于“景德”范畴,“博士传经”、“神童特慧”、“竹林七贤”等为“仰才”,而“写经换鹅”、“东篱采菊”、“冒雪寻梅”则系“慕风”。这十六幅清朝嘉庆年间的人文画砖雕,画面内容丰富且各有侧重,蕴涵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对于今日都有一定的借鉴教育意义,堪称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宁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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