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青莲寺(之二)》关于慧远

硖石山大概就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并不怎么高巍,也不怎么名闻天下。但就那么个没有名气的地方,却居然惊动过两朝皇帝。一个是唐朝的懿宗,一个是宋朝太宗皇帝赵光义。一个提笔把硖石寺的名字改成青莲寺,一个提笔把新青莲寺改成“福严禅院”。

唐朝大诗人刘梦得说:“山不在高,在仙则名。”佛是最讲因缘结果的。能够惊动两朝皇帝,也是事出有因。硖石山是不怎么高峻,但那硖石寺的创建者——慧远禅师,却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高僧,佛界很亮的一盏灯。

唐朝的懿宗皇帝和宋朝的太宗皇帝赵光义,就是冲着慧远禅师来的。

慧远,生于公元523年,俗姓李,祖籍敦煌,后迁居晋城霍秀村。按高僧传讲,不是晋城,是上党之高都——高都,建国后发掘的大量石斧、石铲、骨锥、陶片及动物遗骸证明,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在那里生息。夏朝末年,桀从安邑迁都于此故名。那个时候还没有晋城,“晋城”这块土那时候还是水泽荒梗,属高都辖内。

慧远幼小丧父,与叔叔同居,偏蒙叔叔提诱,示以仁孝。七岁开始读书。那孩子神志峻爽,真是聪明颖异。学业日进,把教导他的那个先生高兴得连连说:“这孩子有出息,这孩子有出息。定然是个绝世之才,未来一定是国家栋梁,社稷砥柱!”为此,先生对他的教导就更是不惜呕心,像个老园丁护了那么一株小小的春苗儿,除了拨苗助长,无不尽其所能。

然而,出乎先生意料的是,到13岁,那孩子竟然出家了。不过,谁也弄不明白慧远出家的原因。是叔叔婶婶克薄吗?不,不是的。家中虽然不是十分富裕,但叔叔婶婶待他却比自己的亲生还好。毕竟是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啊,叔叔婶婶怜惜他,怜惜这个孤苦的孩子。从小没有父母的孩子,人是孤独的,心灵是孤独的,自古道离娘三分痴啊。孩子心上本就有伤,倘若待孩子薄了,会让孩子倍感伤心。能够体谅孩子的叔叔婶婶既没有给过孩子白眼,也没有过恶声恶气。而且,在某些方面待孩子比亲生还好。比如穿衣裳,让他穿新的,让自己的孩子穿他打下来的。饭够吃不够吃,先尽他吃。叔叔婶婶背地里教训自己的孩子,凡事都应该让着他们的那位小哥哥,不准与他争吃争穿。孩子们睁着大眼问:“为什么?”父母抹着眼泪说:“因为……因为他没有父母啊,因为他是个孤儿。”这是多么温暖人心的话啊。可是,听到这话的慧远却无限伤心。他知道叔叔婶婶的苦心,他对叔叔婶婶心存感激。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感激渐渐就变成了负疚。自己太对不起叔叔婶婶了,都13岁了,不但不能替叔叔婶婶分忧,还得靠叔叔婶婶养活,而且还偏着小弟兄们。他恨自己,恨自己无能。他想劝叔叔婶婶别那样做,但他又怕叔叔婶婶心里难过。

世界上的事情太难了。难就难在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的心事对叔叔婶婶说明白。于是,无形之中,失去父母的孤独感不觉油然而生。要是父母在世多好!于是,他就有了站在旁人屋檐下的那种感觉,就有了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像自然界的自燃物一样,无形中,孩子心灵中的创痛被触动了。不是因为叔叔婶婶,也不是因为小兄弟们,是自己。是未雨而础。他感觉到了人世间的一种苦闷。说苦也不是日间的孤苦,是夜色茫茫中的孤苦,是心灵的孤苦。

天性中就怀有那么一点悲情,却又偏偏不是个池中之物。年纪虽小,那小小的心却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得下。眼前看起来虽然是颗小小的心,可那颗小小的心是给将来“弘范三界,应身无量,越诸尘累,拔济未来”准备的。但叔叔对慧远是了解的。叔叔知道,他“年止三岁,心乐出家。每见沙门,爱重崇敬。”那生来就是一颗将要迦陵仙音,遍十方界,遨游三千大千世界的心。对这一点,僧思禅师也看出来了。慧远出出家时,在泽州东山古贤谷寺,拜华阴沙门僧思禅师为师。僧思禅师“练行高世。众所宗仰”,他第一眼就看出慧远是个有根柢的人,便对慧远说:“汝有出家之相。善自爱之。”

慧远在东山古贤谷寺辞谢天地、君王、父母、师长“四恩”,正式落发,为沙弥众,也就是说,他终于算是成了一个小和尚。

但是,当僧思禅师赐“慧远”给刚刚剃度不久那个小沙弥的时候,东山古贤谷寺的僧众是猛吃了一惊的。东晋时期,也就是早在将近二百年前,就已经有过一位慧远了,那是怎样了得的一位高僧啊!难道僧思禅师不知道?

是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慧远,东晋时高僧,俗姓贾,雁门楼烦人,出身于仕宦之家,从小好读书,“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宿儒贤达无不叹服其学识博奥。后来佛门落发,师从道安,成了继道安之后佛教的一代领袖。卜居庐山之时,佛教在江南已经有很大势力。可是佛教界风气很坏,佛法衰颓。尤其是一些上层僧侣,附炎趋势,迎合时流,外言弘道,内图私利,竞相奔走于权贵之门。有些甚至与最高封建统治者交通,窃弄大权,倾动乱时。慧远目睹这种状况,非常忧愤。在《与桓太尉论灶简少门书》中,他尖锐地指出:“佛教陵迟,秽杂日久,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在潜居庐山以后,他一面不入都邑,不仕王侯,身体力行,维护佛法,以自己高尚淳至的德行为僧伽争人格,树楷模,一面积极提倡翻译佛经,宣扬佛教戒律,并努力用佛学来融合儒学和玄学,为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取得自立的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此大名,僧思禅师焉得不知!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将“慧远”这样一个闪光的法名冠给一个剃度不久的小沙弥呢?不怕他玷污了那“慧远”二字吗?不怕他辜负了那“慧远”二字吗?此举是不是有些“大不敬”,有一点“出格”呢?

僧思禅师似乎是有些出格了。但僧思禅师心底下非常明白,他眼前站的这个小沙弥绝非是个蠢材庸材朽木之材。与东晋时期那位慧远大师相较,是一样的聪明,一样的富有佛性。他太聪明了,且能吃得苦,耐得寒,能收得住心。

说到能收得住心,有几则小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慧远禅师遇到一位嗜烟者,两人相跟走了一段山路,然后坐在河边休息.那位行人给了慧远禅师一袋烟,慧远很累,吸着烟很解乏,感觉舒服极了。临别时,那行人赠给慧远禅师一套烟具,禅师高兴地接受了,但同那个人分开之后,心想:,这个东西令人好过瘾啊,但它肯定会打扰我参禅入定。于是毅然把那套烟具扔掉了。之后,他又迷上了易经,但他立刻就惊觉起来,想,如果我沉迷此道,是不是错了我的正道呢?于是,他立刻就把易经推开。每当遇到他感兴趣的事,他都能够心归本业,一心参悟。住东山古贤谷寺三年,他端心律藏,妙究精义,戒行高洁,释佛说经竟能够心裁别出。僧思禅师赏识他,赞扬他,说他日后必能成器。为了把那个小沙弥培养成大师,僧思禅师经常带慧远参加义学名僧的讲座。慧远“每以经中大义问师。皆是玄隐。”真是让僧思禅师惊异。那时候僧思禅师就有预感:这个小和尚绝非人间凡物;即使佛界,也是颗光明种子。在下决心把慧远这样一个法名赐给那个小沙弥的时候,僧思禅师就已经料定,此慧远定然会与古慧远有一样的成就,两慧远定然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双塔。

正是僧思禅师的“出格”,给中国佛界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一个山西,两个慧远;佛界翘楚,双塔并立。

好种子是主要的,但好种子也是需要培养的。为了那颗光明种子能成长为参天菩提,慧远16岁的时候,僧思禅师就让他随阇梨湛律师赴邺学法,以广智慧。

邺,就是西门豹投巫治河的那个地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朝古都”。官渡战后,曹操定都于邺,邺一时成为中国中原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有最着名的历史建筑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并称“邺城三台”。∵中国古代有台式建筑之风,如司马相如文中的“玉台”、“兰台”,白居易曾经登临过的“观音台”,以及越王台,姑苏台、金陵凤凰台等。台式建筑始于周,成长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日趋完美。曹操在邺城所建的三台,特别是铜雀台,达到了我国古代台式建筑的顶峰。其建筑精美,风格独特,飞阁重檐,楼宇连阙,雕梁画栋,气势恢宏。铜雀台位于三台中间,为三台之主台,三台用阁道式浮桥连接,使得铜雀台更加壮观。“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唐代诗人杜牧诗中说的就是这个铜雀台。台高十丈,有房百间,是曹操与文人骚客宴饮赋诗的地方。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咸集铜雀台上,直抒胸襟,慷慨任气,闵时悼乱,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着名的《与吴质书》、《典论》、《与杨德祖书》、《登台赋》、《登楼赋》、《洛神赋》,《悲愤诗》,都是在这里写成的。文章一改东汉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弥漫的华而不实之风,形成了具有鲜明现实主义风格的“建安风骨”,被后世称为建安文学。曹操还在铜雀台上亲自接见和宴请了从匈奴归来的蔡文姬,蔡文姬感慨无限,写下并弹唱了悲壮的《胡笳十八拍》:

我生之初尚无为,

我生之后汉祚衰。

天不仁兮降乱离,

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于此可以想得见,那是怎样的一个邺城啊!能到文化氛围如此浓厚的都城求法,对于一个小沙弥来说,真是太幸运了。但他并没有被那宏丽的“三台”吸引,而是埋头涉览大小经论。他很注重大乘经论的研讨,发愤勉励,钻摩研精,深入体会,受到佛学界师长们的好评。20岁时,由昭玄大统法上为他受“具足戒”,昭玄都顺法师作教授威仪之师,佛教领袖慧光门下的十大弟子都作为证戒法师。邺城的高僧硕望,几乎都参加了慧远的受戒仪式,被时人认为是无上的光荣。受“具足戒”后,慧远正式取得了僧伽的资格,又花了5年时间,专门向大隐律师学习《四分律》,由此有了很深的律学修养。此后他又用了七年时间钻研法上学问,纯熟地掌握了法上传授的《涅盘学》、《地论学》和律学理论,一些疑难积案被他剖断得头头是道,合情合理,得到了许多人广泛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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