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巴蜀佛教寺院与社会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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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巴蜀佛教寺院与社会公共事业

邬宗玲

明清时期，巴蜀地区的佛教十分兴盛。巴蜀寺院在许多社会公共事业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一、救济活动

佛教经典《梵网经》中说：一切众生皆应视为父母，所以对贫弱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是一种基本的道德。明清时期的巴蜀寺院和僧人，就常常用布施的方法来救济民间贫弱。

民国《重修什邡县志》记载，清嘉靖时，礼汀禅师“舍地作养济院，以栖孤独慈悲之室”；民国《华阳县志》也记载，清中期华阳明水寺、净居寺和金堂觉华寺等，将常住田的部分收入捐献出来，用于慈善院养育孤寡之人；而峨眉山寺院作为明清时期规模、影响都很大的寺院群落，在天灾人祸降临时，常常主动承担社会救济的功能。峨眉山至今还流传着贯之和尚施米全活众人的故事：“甲申蜀乱，（贯之和尚）隐于铜河师子山，结茅以居，接待禅客，坚修净业。师逆知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恭率属众，垦耕积食。逮丙戌丁亥，果存饥馑，斗米值金三十，市竟乏籴，转沟壑者无限。师尽出所贮，饭诸方大众，全活甚伙，毫无德色。其先见而能博济如此。”（见《峨眉山志·贯之和尚塔铭》）

二、公共设施的建设

佛教提倡善行善举，根源于其福田思想。西晋沙门法立、法矩翻译的《佛说诸德福田经》，描述了人们应种七种福田，以获得福报。而这七种福田绝大部分属于公共设施建设。明清时期巴蜀寺院和僧人，就常常积极参与兴建公共设施。

据《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新建觉庵记》载，清智昙大师“十九入川，除焚香礼佛外，惟务稼穑，尚勤俭，所积有余，以利济为事。生平周贫乏，修桥梁，平道路，崇佛院，虽费多资，师欣然以应之，初无少惜”。又据咸丰《隆昌县志》记载，由于普济寺所处位置为繁华之地，往来之人喜欢在寺边憩息。所以该寺僧人修建了过路茶亭，以苦茶清水解路人烦渴。

明清时期修建公共设施最有名的巴蜀僧人当属大朗禅师。根据《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奏请赐龙藏寺僧大朗封号折碑》记载，大朗禅师在顺治初年寓居双流县三圣寺，亲自勘察温江、双流、新津三县荒田，常年持钵劝募修建水利的资金，然后“凿渠开堰，导流三里许，至西凤桥会和沙子江之水，就干分枝，灌溉双流次及新津共田五六万亩”。后来该渠越开越广，灌溉了数十万亩农田。当地人感其功德，把大朗禅师所修之渠命名为“大朗堰”，亦叫“和尚堰”。“大朗堰”完工后的200多年，温江、双流、新津民田数十万亩俱受其利。所以光绪年间当地居民筹款修葺庙宇，并奏请朝廷赐奉大朗封号，“以彰美报”。可见这件公益事业影响之大。

三、文化教育

由于寺院所处环境优雅、藏书丰富，所以，在明清时期，巴蜀寺院常常为读书人提供安静优雅的读书环境，并且出资兴建义学。《培修宝峰寺记》记载，郫县的宝峰寺在明代时“有义学”。光绪《岳池县志》记载，伏虎寺的觉鉴禅师，广为善行，不仅输粟拯贫，还捐金兴学。《江北县志》记载了佛慈寺僧捐资兴建“崇儒义学”的盛举。

四、保护生态环境

佛教主张慈悲为怀、好生恶杀，这决定了佛教伦理与重视生态环境的公德意识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为了惜生护生，一般在兴建佛教寺院时，都会修置放生池。而植树造林则是明清巴蜀寺院保护生态环境的另一种形式。道光《綦江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僧人慧宗为了净化环境，在寺庙所在的山上种了万株松柏。《重建云岩寺合山功德碑》记载，江油云岩寺在重建时，住持僧人“照经字植松柏于北山前后”，所植松柏共计80680株。由于凡是寺院所在的地方，僧人们总是不断地植树造林，故寺院常常成为人们游玩休息的名胜风景区。

五、祈福禳灾

佛教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举行禳灾祈福的宗教活动，慰藉信众的心灵。明清巴蜀寺院在社会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时，常常举行各种宗教活动为民众祈福。

巴蜀地区经常发生干旱，故寺院举行祷雨仪式常见于史籍记载。《荣县志》记载，清时荣县大旱，舞龙寺僧人祷于神，“不崇朝，大雨如注”。民国《巴县志》也记载清初涪州大旱，民众请无为禅师祷雨。无为禅师“为往设坛，大雨如注”。此外，据《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红岩观音寺碑记》所载，明成化年间老鼠、蝗虫在高县泛滥成灾，红岩观音寺的僧人“遵教依科，仗法祛禳，未终三日，为害之鼠蝗，种类胥绝”。传统农业社会的“国泰民安”总是与“风调雨顺”联系在一起，因而自然灾害发生时，延请僧人主持祈祷仪式已成通例。

另外，从事医疗事业也是巴蜀寺院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峨眉山志》载，明无暇禅师用高超的医术救治了不少贫病之人。清嘉庆《汉州志》也说积善庵有僧慧福广种福田，夜晚诵经念佛，白天施药治病。而值逢战乱时，明清巴蜀寺院还往往成为难民栖止的避风港。寺院的慈悲包容不但安抚了动荡不安的民心，还使许多遭受刀兵劫难者免于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些僧人还积极参与维护地方安定的活动。如《峨眉山志》记载，闻达禅师在清初巴蜀发生兵祸时，“衮集义旅，以逐逆徒”。

总之，明清巴蜀寺院的活动涉及许多社会公共事业，对于当时巴蜀地区慈悲、互助等民风的形成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同时，佛教的积极参与，也弥补了官方力量的不足，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这种济世精神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财富，即使在今天，对于现代佛教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依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三峡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