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兼修与唐代山东士族女性的家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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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兼修与唐代山东士族女性的家风演进

路学军

摘要：唐代佛教影响深远，山东士族女性中信奉者颇多。山东士族女性素以家风自持，信仰佛教者多为儒佛兼修，这在唐代墓志中有着突出反映。佛学的盛行，一方面使山东士族女性传统家风中的现实性与佛学超越世俗的终极关切相互结合为一体，对其传统家风起到了强化作用；另一方面，对佛教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导致山东士族女性的传统家风在传承过程中出现某些变异。

关键词：唐代；山东士族女性；家风；儒佛兼修；墓志

中图分类号：B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5－0025－07

有唐一代，佛教影响深远，在山东士族女性中信奉者也颇为众多。山东士族女性素以家风自持，信仰佛教者则以儒佛兼修居多，这在唐代墓志中反映尤为突出。关于唐代女性与佛教的关系，目前已有多方面的研究；然而对于山东士族女性这一群体的佛学信仰状况及其对传统家风的影响，一般研究者则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唐代墓志为线索，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坚守儒风之下的佛教信仰

魏晋北朝时期，佛教在山东士族中虽有传播，但尚不普遍。及至唐代，佛教影响加深，信奉者日益增多；受社会氛围影响，信奉佛教的山东士族女性也越来越多，这类记载在唐代墓志中屡见不鲜。从以下几合墓志，可窥见当时山东士族女性佛教信仰状况之一斑：

清河崔氏适李庭训，卒于天宝十年，其墓志云：“常绝荤辛，持般若经，诵陁罗尼咒。”

赵郡李琰墓志云：“姊妹出家，悟因缘而归道。不尝荤茹，稍却铅华。数岁诵经，六时行道。金刚般若，草契于心；妙法莲花，常指于掌。口资法味，身得道腴。虽非落发比丘，直是在家菩萨。”

太原王氏，“苦行持斋，精勤戒道”。

范阳卢氏，“夫人奉教空门，信崇释理”。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以来，山东士族多以家学门风闻世，其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亦受儒风熏陶，注重女训女则教育。及至唐代，对山东土族而言，虽然社会环境较之以往有了明显变化，但大多数士族仍然保持门风不堕，基于血缘与文化传统基础上的群体意识依然强烈。“山东之风，以礼乐自守，褒显爵号，非余始望。”颇能代表山东士族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恪守与自信。山东士族女性信奉佛教者亦多以保持固有家风为基础，因而形成了儒佛兼修的信仰模式。山东士族女性信仰模式的这一特点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是注重孝悌观念与亲尊之礼。礼法是山东士族家风得以维系的基础，而孝悌观念与亲尊之礼则是其核心价值。正如《论语》所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礼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女性的生活空间以家庭为主，因而孝悌观念与亲尊之礼更是其伦理观念的基石。山东士族女性即使信奉佛教，其行为处事仍多以此为依归。

郑氏“盖以克孝，闻于亲族”而“奉持释教，深契至真”。

范阳卢氏系北祖大房之胤，卒于大和五年，其墓志日：“为女养亲，为妇奉舅，二姓外内，宽以孝闻”；“以天伦至重，孝友情深”；“奉教空门，信崇释理，虔诚经像，悲此幻影”。

高氏为邾王细人，“奉元妃以肃敬，睦诸下以柔谦”；“悟泡幻之有为，遂虔诚于妙观”。

荥阳郑氏，适裴氏，信佛教，其墓志：“每占熊有期，设弧及月，辄严室斋戒，手写真经，竭力匮财，无非佛事。”而“夫人年未十岁，以恩泽戚属，选为皇后斋郎。能执豆笾，实佐祀事。礼毕，恩诏皆赐一官。其它或授其夫，或授其子。夫人以为家人之道，亲亲尊尊，非常之恩，请让大父。故我郎中有华省之拜”。

其二是家常居处重妇道母仪。班昭曾言：“女有四行，一日妇德，二日妇言，三日妇容，四日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可见女德主要是规范家常行止。而山东士族女性重妇道母仪，所循家风在日常居处之间多有体现，信奉佛教无碍此风。

王氏“母仪妇道，杰为时望”；又“精意禅寂，深悟空门”。

南阳张氏“母仪女则，与古为邻”；“坚修禅诵，久誓荤血”。

清河张氏“克柔母仪，淑慎于家，声闻于里。况乎先觉，早悟色空，斋戒在目，持念闭目”。

荥阳郑氏可谓这方面典型，墓志言其“心存释教，早悟缘觉，常诵金刚波若经，住持正法，无忘夙夜”；而“自盥笄崇礼，淑慎其身，四德聿修，六行□□，不修其服，必亲浣濯之衣；不倦其劳，必恭织纴之事。缉谐女史，敦顺母仪。□□以奉其上，慈爱以率于下，周给恤隐，矜孤悯穷，居厚者不尚其多，处少者不□□薄。与长姒卢夫人深相友敬，执礼游艺，行同言合，口外之间，怡怡如也，古之□□，无以加焉”。

其三是文化修习注重儒学。两汉以来士族女性多通文墨，如钱穆先生言：“盖当时门第既重礼法，又重文艺，即妇人亦然也。”唐代山东士族亦多倡导女性传习文教，李华即言：“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今古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汝等当学读《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所以士族女性信佛者多同时修习儒学经典。

范阳卢氏“克慎言容，栽惇经史”；又“坚持戒行，疏食素服”。

清河崔氏适虽“崇奉释教，深味佛经，诵读讲磨，成得要妙”；同时又“习礼言诗，尤专论语”，能“洞知声律，不学而能，笔札雅琴，皆所尽善。其识密意周，条理通贯者如此。闺闱礼范，播美六姻”。

赵郡李氏为李吉甫之胤，“及五六岁，能诵书学书，女工奇妙，尽得之矣。洎七八岁，宛有成人之器，心归释氏，情向玄门，虽颠沛间，亦必于是”。

其四是以儒义教子。士族女性多具儒学修养，故而魏晋以来教子事例甚多，山东士族女性亦然，史载“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唐代士族女性教子的事例亦不少见，史载“（李）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旧唐书·李绅传》亦载：“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而在信奉佛教的山东士族女性中，仍有不少坚持以儒义训子者。

房氏丧夫后“俄通四禅，深入三味，廖然解脱，湛乎清静”；同时“训子克家，至于从政，忠孝并矣；教女壶则，迨乎事人，法度备矣。君子谓夫人可以为天下母师已”。

王氏“受持经论，知六尘是妄，见五蕴皆空，系草降心，传灯得法”；“有男如际、如升，奉口口游处之戒，承盂母断织之慈。孝友为心，谦柔混俗。动不失礼，人皆仰之”。

清河张厶墓志：“爰自孀居，方历三纪，因归释化，端向四禅，追恸良人，是有敬姜之德；训导爱子，非无孟母之贤。”

山东土族女性形成儒佛兼修的信仰模式，其原因如下：

一方面，佛学进入中土后，在其发展过程中已

有儒佛融合的趋势。尽管从本质讲，佛教是追求出世的人生哲学，与儒学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但是进入中土后，特别是魏晋以来，佛教一直致力于挖掘与儒学义理相通之处，以期能被中土主流文化所接受。因此佛家倡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所以，中土佛教本身已蕴含儒佛兼修成分，不少以儒学立命的士人对此也了然于心，颜之推即言：“内外两教，本为一体。”“归周、孑L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另一方面，尽管山东士族多继承汉儒之风，重经术家风而对佛教时有抵触；但魏晋以降，佛教盛行，山东士族不能不受其濡染，一些名儒亦开始信仰佛教。北朝名儒高允系渤海高氏之胤，“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卢景裕“少聪敏，专经为学”，亦“好释氏，通其大义”。卢光为北朝名儒卢辩之弟，“性温谨，博览群书，精于《三礼》，善阴阳，解钟律，又好玄言……性崇佛道，至诚信敬”。唐代山东士族中儒佛兼修的情况颇为普遍，如卢寂墓志云：“公年高卜性胤天，惟三二宗儒学，一从释氏，虽幼冲而未立，亦训导而可至”；颇具典型意义。身处这样的大环境中，加之隋唐三教合流的时代趋势，山东士族女性形成儒佛兼修的信仰模式乃是顺理成章。

二、佛学信仰与唐代山东士族女性的家风保持

佛学以人生解脱、超俗出世为基本理念。山东士族女性信奉佛教，其传统家风中的现实性与佛学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怀相结合，使家风中一些基本特质得以强化。具体如下：

其一，佛理为山东士族女性恪守家风、努力保持内心澄明的现实人生提供了终极超越的前景，使其传统家风中的现实性与佛学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怀结合为一体。

山东土族女性虽多以家风自守，注重道德追求，然而在佛教信仰相当普遍的社会背景下，她们在保持门风严谨的同时，也不得不常常面对人生终极问题，并因此而产生空漠感。而唐代的佛学思想正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办法。

唐代佛学的特点是重视心性论，强调修行心性即为超脱凡俗的途径；而心性论亦为人生论，它将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联系起来，肯定尊重现实秩序在修持中的意义，所谓“触境皆如，道无不在”，“即心即佛无法不具，而须积功遍修万行”正是这个意思。所以对于礼佛的山东士族女性来说，佛教提供的来世救赎前景固然极具吸引力，但实现从现实世界到彼岸世界的跨越又不可避免地需要现实人生的铺垫，而恪守家风作为其世俗生活的主要内容，也就成为其实现“临终见佛”的必由环节。

太原王氏卒于贞元八年，其墓志栽：“夫人四德备身，内和外睦，敬上抚下，爱之六姻，一念真如，修持众行，三归净戒，灭即示生。”

郑氏：“安时乐道，曾不屑怀，常泊如也。于是忘形觉路，向悔禅门……尝晏坐之隙，命族扬言：死者心至之期，吾当即世。自服膺释教，垂卅年。深悟真诠，早知浮假。”

李氏：“为相门女，邦君妻，不以华贵骄人，能用恭俭克己，抚下若子，敬夫如宾。衣食之余，傍给五服亲族之饥寒者，又有余，散沾先代仆使之老病者，又有余，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浣衣菲食，服勤礼法，礼法之外，讽释典，持真言，栖心空门，等观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适，捐馆之夕，怡然如归。”

以上几例，颇能反映出这些女性在佛学视角下对现实人生与永恒世界之间关系的体悟。

其二，佛学伦理对山东士族女性的道德生活具有强化功用。

佛教在反对婆罗门教的过程中产生了“无我”说，而“无我”说难免带来对现实人生中道德意义的困惑，也即“若无实我，谁能造业，谁受果耶……谁于生死轮回诸趣。谁复厌苦求趣涅盘”。于是佛教又发展出“业报轮回”的观念与“因缘说”，其中即蕴含着对自我道德实践的肯定，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意志自由前提下的道德因果律。佛经云：“见诸众生死此生彼，从彼生此，形色好丑，善恶诸果，尊贵卑贱，随所造业报应因缘皆悉知之。”进入中土的佛教为迎合主流文化，更将佛学伦理与儒家道德相比附，这样就与山东士族所尊崇的家风传统产生了某种契合。更重要的是，佛教亦强调道德实践本身就是通往彼岸世界的途径，康僧会曾言：“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这对于信奉者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1关于孝亲

佛教戒律本来主张脱离世俗家庭，但进入中土后，佛教在传播中比附儒学，亦将孝亲作为道德原则。《弘明集》即言：“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殷勤之旨。可谓至矣。”又言：“夫孝理至极道俗同贯。虽内外迹殊而神用一揆。”对此，山东士族信佛女性的墓志中颇有体现。

崔氏“纯孝睦友”而“融心禅慧”。

南阳张氏“恒尊孝行，扇习温床”，又“蕴观音于藏间，崇经造像”。

太原王氏“性孝敬，依归佛，喜洁净。恭祀事于先人，谦妇礼于伯仲，未尝违于顷刻问”。

值得关注的是，从墓志中可以发现，在信奉佛教的山东士族女性中，未脱离家庭生活者孝亲之义不改固然是普遍现象，即使已经出家为尼者亦有孝行。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佛教孝亲观对她们有明显的影响。

赵郡李津墓志颇为典型地反映出比丘尼的孝行观：“初，公（李津）之卒，会公弟深尉临安，公之女子尼子真□从，故公之枢殡于临□复□卒汾水令，还殡临安，而深口口氏先归，营求□卜。尼子泫然流涕曰：古不迁葬者，□□之义；今戈戟未戢，乡□且迁，或虑非常之虞，必从□古之道。若吾涉江登陆，尽□以西，是旅幽魂而孤丘墓也。吾怀衣落发，业已出家，请备□□除□□□□薛氏不夺，言于所亲。公季弟江闻之，暾然而哭日：兄弟孔怀，吾敢忘哉!又何尼子之起予。遂顺流□□，以正丘首，君子曰：‘尼子纯孝也，爱其父施及于江。’”

2清俭与克己行善∵山东士族素以清俭克己自持，故多有“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者。士族女性亦多承此风，而这与佛学戒律颇有契合之处。以佛教“七守”为例，其文日：“一守清净，不乐有为。二守无欲，不贪利养。三守忍辱，无所诤讼。四守空行，不入众聚。五守法意，不起众想。六守一心，坐禅定意。七守约损，衣食粗疏，草蓐为床。如是七法，可得久住。”再如《法苑珠林卷》：“在家之人，若能厌舍俗情欣慕高志，专崇三宝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义礼智，贞和爱敬，能行斯行，翻同为内。”

崔氏“恶奢尚俭，好静忘躁，不以外荣为贵，恒以内修为德……虽处居家，终修其梵行矣”。

卢氏“志尚佛经，能辩二乘之宗旨，得三教之要妙……（夫）文应家法清俭，言行立身。业素贫儒，守道自处，夫人虽衣食莫给而无愠嗟，抚视孤貌，出于常意”。

崔曼殊“克船节俭”，“归心禅门”。

王媛出身太原王氏，亦为山东高门，笃信佛教，其墓志日：“成通之岁，关辅阻饥，府君为率更寺丞，素业清约，位才非隐，禄未充家，

孤遗聚居，稚孺盈报。夫人于是劬劳自嗛，推美分甘，至乐融而且康，众心馁而无怨。府君利用进德，雝容礼闱，睦亲行成，内举义直……夫人清静无欲，听从有裕，即荆布而安，舍丘因而逸。是知德曜有隐居之具，于陵听箕帚之言，高义充符故也。抑尝深见淳薄，不慕荣盛，胄实称美，姻则唯亲，皆山东素门，罕涉权右，亦夫人雅志也。”

可见，上述女性行止既有士族家风特质，又有佛学伦理色彩。

3为寡居女性守节提供精神支持

自北朝以来，北方女性社会生活空间相对宽松，自由度较高。《颜氏家训》载：“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唐代女性不仅多承此风，婚姻方面也享有较多自由，改嫁者亦不鲜见。所以朱熹才会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山东士族素重婚媾，所谓“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乏违礼背法者，《大唐新语》载荥阳郑远女“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即为一例。

但是总体而言，唐代“山东土族，例以修持门阀，比校姻媾为光大”，“门风家范为世准程”，家风要求依然严格。当婚姻不幸时，士族女性大多遵循“从一而终”的传统，所以“大凡士族女郎，无改醮之礼”。

佛家主张禁欲，因而对于寡居女性多鼓励其“今当一心丹诚忏悔，改邪就正。舍身受身至成佛道”。如超明，“年二十一夫亡寡居，乡邻求嫂誓而弗许。因遂出家住崇隐寺，神理明彻，道识清悟”。类似事例说明，佛教为丧夫寡居的女性坚持守节提供了精神支持，吸引她们皈依释门，出家修行。

王氏，“不幸良人早背，独守偏孤，鞠稚子之单居，念低徊而不忍。情非再醮，意乐三从，如愚管窥，请令守志。自日来驰诚净土，锐思弥陀，和雅之音，周游娱耳；功德之水，清冷涤心。苦行持斋，精勤戒道，施之非恡，取亦无贪，广运财成，弘敷妙乐”。

太原王氏，“遭公之丧，形影相吊，鬟罢香油，面绝铅粉，经佛在心”。

魏氏，“即年廿二，府君丧矣。妇德幼彰，母仪夙着，存殁不改其操，寒暑匪易其心。有女一人，法名道峻。夫人年卅四，丁先府君之忧，卅三，丁先太夫人之忧。仰苍昊而罔极，嗟人生如梦幻，欻然自悟，归信释门，斋戒不亏，卅余载”。

崔绩在丈夫卒后，“未忘誓志，无违抚育，不易慈仁，魁已成家，树立余业，过此则修学大悲，一回解脱”。

以上几合墓志颇具代表性。

三、佛学信仰与山东士族女性的家风嬗变

对于信佛的山东士族女性来说，坚守儒风固然是其根本，但是信佛毕竟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元素，在此前提下，其家风传承中出现某些变异也就不可避免。

其一是家庭教育的变化。山东士族注重女性家学教育，而且这种教育以深厚的儒学伦理为基础。钱穆言及中古士族家庭女性教育时曾说：“提倡女子教育则仍必尊儒家之传统。”唐代女性生活具有多元性，但士族女性家训仍多保持儒学传统。如宋庭芬“世为儒学”，其女若昭、若莘“着《女论语》十篇，其言模仿《论语》”。郑氏曾作《女孝经》，其《进女孝经表》中写到：“因以曹大家为主，虽不足藏诸岩石，亦可以少补闺庭。”墓志对此亦多有记载：

范阳卢静，“承母训于兰闺，重传尊师，婉娩十口之教；明诗习礼，尊修四行之规”。

李柔墓志：“幼而令淑，夙承教义；容范三礼，经纶四德。”

王氏“禀教修立，持身洁净，年既笄而班训已闻，礼从纵而姜勤弥劭。逮事舅姑，备修妇道”。

与此同时，对于信奉佛教的士族女性来说，诵持佛经、研习经义也是必备之务。佛家认为“能诵持者一切罪灭”，佛家七教中“一当数会讲诵经道。无有懈怠。二当和顺。忠正相教。转相承用……”对传习经义提出明确要求。因此，在信佛的山东士族家庭中，女性在传统家教之外还要研习佛经，有些妇女更是从小生活在浓厚的佛学氛围之中。

王氏，“先是，祖夫人深诣释门，久探觉路，顾命之日，手付遗文，夫人孝不忘心，言若在耳，尅苻宿愿，果证真如。于是脱落尘劳，捐舍饰好，精思圆寂，密契微言，国之大师，屡有印可”。

荥阳郑氏适李氏，“尝慕释理，耽读典坟，每获精义，未尝不执卷以招诸幼而教导之，孜孜诲谕，惟曰不足，即可知其训方也”。

李德裕孙女悬黎，十三岁早丧，之前已“能讽释氏文字”。

以此可见，对信佛的山东士族女性而言，佛学已成为其家教传统的组成部分。

其二是佛教对士族女性礼法传统的影响，在葬俗方面的影响尤为明显。儒学历来主张夫妇同穴合葬，《白虎通义》：“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妇之道也。故《诗》日：‘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礼·檀弓》：“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然而，唐代信佛的山东士族女性死后，有不少人放弃了夫妇同穴葬法。这种不以形骸为念的做法，突出反映了佛教彼岸世界观念的影响。以下几合墓志说明了这种情况。

王挺卒于龙朔元年，其墓志云：“其先太原人也……（嗣妻）宋氏夫人早悟善本，夙植胜因，念诵经行（下泐）大周东寺之僧玄嗣也。夫人每谓（下泐）安排，何必同穴，敬尊遗指，别启仲（下泐）绵绵。”

李晋适卢氏，信仰佛教，“开元八年，从微明宰浚仪，崇信释典，深悟泡幻，常口诵金刚般若经”；其遗嘱：“夫逝者圣贤不免，精气元所不之，安以形骸为累，不须袝葬，全吾平生戒行焉。”

郑氏“变周公之礼，幽隧不同；道释氏之教，灵塔斯起”。

范阳张氏，寡居后“遂剃发捐华”，去世后“建塔于龙门西原，不从盖袝之仪，行本师之教也”。

崔氏，“晚参禅诵，不茹荤血。常谓（子）蒙曰：神理好静，合葬非古道也”。

其三是在佛教影响下，山东士族女性在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方面发生的变化。

佛经记载，有一孤母丧子，礼佛后“时彼孤母内心自责厌患恩爱。即于佛前尽诸尘垢。成须陀洹”。故而佛家偈语：“儿孙无量数，因缘和合生。长夜迁过去，我与君亦然。彼所生处处，更互相残食。若知生要者，何足复为忧。我已识出离，是故不复恼。”佛家这种人生态度对信佛的士族女性有很大影响。

清河张氏，“逮乎晚节，访道空门。喜愠不形，则季咸无以察其色”。

卢氏“自宗师大智茂修禅法”，丧子后“以长短有源，置而不问，其割弃情爱，卓拔流俗”。

王媛墓志：“长子监察御史浑，直指清立，庆长运短，丁安平府君忧，浑居丧孝闻，既练而殁，夫人雅好释理，会通众妙，虽哭无旦夜，而心照玄空。”

王媛丧子后的心境颇近于佛经故事，其受佛教影响可谓明显。

一些山东释门女性，特别是遭际重大生活变故后皈依佛教者，其生活方式往往会有明显变化。

王智言“娶清河张氏，配已成德，实为口妻，尚于素纯，不视五色，丧公之后，精心释门，使二子出家，家如梵宇”。

郑氏信佛道，“衣黄食疏，三元斋戎”。

荥阳郑夫人适范阳卢氏，“（病后）化夫人宅心于空门，号日悟玄，望滋景福矣”。

太原王夫人，“三年丧阕，益栖心释氏，每用崇信，荤血不及于口，食粝诵佛经偈”。

信仰佛教的山东士族女性，大多数以“优婆夷”身份居家修行，但也有个别笃信者舍弃尘世，出家为尼。

太原王平，“长女幼慕释门，专精禅律，住修行寺，法号明悟”。

清河崔涣，“长女从桑门为尼，法名玄法”。

卢公弼，其先范阳人，属南祖大房，“长女早禀宿愿，悟佛理，不乐于俗，乃舍割缘爱，披衣就师”。

清河房民为尼，法名辩慧。

以上几则即为其中显例。出家为尼者必须遵守寺院戒规，其与传统家风的距离就更大了。

总之，唐代山东士族女性处于儒学家风与佛教影响相互交融的状态之中，儒佛兼修成为其思想信仰的基本特征。佛学的影响，一方面使山东士族女性传统家风中的现实性与佛学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怀相互结合为一体，对其传统家风起到了强化作用；另一方面，佛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导致其传统家风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一些变异。

出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