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见到的佛像,大都是立姿或结跏趺坐的姿态。而通高七十一米的乐山大佛,依崖而凿,露顶开龛,垂足倚坐,不但高大雄伟,而且庄重沈稳。当初海通禅师为何没有采用佛像中常见的立姿或结跏趺坐姿势,却要设计成这样的垂足倚坐姿势呢?

首先,是地理位置因素。青衣江、大渡河、岷江相汇於乐山城郊淩云山前,每当夏季洪水泛滥,舟毁人亡。海通凿佛的目的,就是为了镇住「水妖」,所以把凿佛地点选在三江会合的淩云山。而要使大佛镇住汹涌澎湃的三江水,必须让它的形象沈稳无比,才能显现出端庄威严、泰山压顶之势。

其次,倚坐比立姿和趺坐更为稳固。如果取立姿,佛身肯定比现存的大佛细而单薄,在巨大山体的相衬下,就显得纤弱了,在三江狂澜面前,稳固感必定大大减弱,就缺乏压倒一切的雄浑气势了。若是取结跏趺坐,体态倒是可以比现存的大佛身躯更粗壮些,可是佛身与双腿距离太近,给人以三江激流似乎随时可能冲击佛体的不安全错觉。唯有这种垂足倚坐的姿势,形成佛体上小下大的塔式结构,脚、膝、肩、头依次缩小,左右对称,让高大雄壮与安然稳固统一在一起,「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显示出「临流都坐断」的雄浑沈稳气概,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观察,都觉得它稳如泰山,从心理上诱发出大佛能镇住「水妖」的信仰作用。

再次,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让大佛取倚坐姿势,跟当时盛行正四足椅的坐具也有关。正四足椅有靠背,它综合了东晋南朝以来不同坐具的各种优点,坐时能将双足轻松自如置座前,靠背支撑躯干保持松弛状态,安稳而舒适。乐山大佛背不离山体原岩,再取倚坐姿势,加上双手抚膝,使两臂略向前方倾斜,便於雨水流泻,对保护佛体大有好处。当然,作为佛像的法座,是不会塑成四足椅的,而是莲花座、金刚座或狮子座,虽然现存的大佛臀下看不到椅子造型,但其高度则完全是按正四足椅的比例来确定的。

当然,以我们今天科学的理性眼光来审视,谁会相信修一座佛像就能镇住水患呢?但实际上,海通以凿佛的形式,让石块下填三江汇聚处的迥水沱,消除漩涡,减弱水势,以利航运。说「凿佛镇水」,不过是藉以宣扬「佛法无边」,同时以凿佛为号召力,让人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历史学家郭沫若说,大佛是减刹大渡河水患这一功利目的之永远的装饰。应该说,海通在规划这尊硕大无比的

「装饰品」时,十分注意它的科学性。他让「百丈金身开翠壁」的大佛取倚坐姿势,莲身凭岸起,佛头与山齐,那「威严高拥千层座」的高大与稳固,既成为科学设置的航标,又从宗教信仰层面,给了行舟於三江激流的船夫们以战胜惊涛骇浪、险滩暗礁的信心与力量。它是海通禅师宗教情怀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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