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灵山、大佛寺和僧寺晓钟

寿灵山、大佛寺和僧寺晓钟

“僧寺晓钟”，又名“西寺晓钟”，在潜江八景的序列中居三。

以古刹钟声成为一方胜景的，确也不乏其例，如北京永乐钟声，苏州枫桥寒山寺钟声，洛阳白马寺钟声，西湖南屏晚钟，西安雁塔晨钟，甘肃威武大云寺晓钟，还有肇庆庆云寺风岭疏钟等等。其中特别是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的千古佳句，使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响彻寰宇历千二百余载。综上可知，这些寺庙的钟和它们发出的声除具有一般意义外，还有“晨”“晓”“晚”“疏”等之分，显然，从景名可知，潜江的大佛寺钟是属于“晓”一类的。我在《南浦荷香诗情浓》中提到的那位明代潜江教谕曾恺，也写了一首《僧寺晓钟》诗：

上方月晓度疏钟，声彻闾阎处处同。

鸦噪松林频出定，香焚石鼎漫谈空。

响回银汉星初落，催起扶桑日渐红。

欹枕教人请省听，此身浑在梵王宫。

与他的《南浦荷香》着墨在“香”字上一样，这首诗句句都紧扣一个“晓”字，极力渲染钟声。

潜江的“僧寺”即大佛寺。大佛寺在城西的寿灵山上。潜城本无山，寿灵山“势若隆起，实本非山”。潜江旧志编纂者十分忌讳寿灵山，一提到它就赶紧开脱:“今不复载，以遗附会之诮。”这徒有其名的寿灵山在今何处，我们从清邑人黄玉辉写的《玛昌湖打鱼歌》中可窥端倪:“……小渔舟，往来大佛寺前;三板桥头拍手呼，卖鱼得钱美酒沽。……”这就是说，建筑在寿灵山上的大佛寺就是在城西的玛昌湖畔并靠近三板桥。明朝的太常卿王谦在《大佛寺记》里说，这里从汉唐以来，就是一片翠盖葱茏、郁郁苍苍的“丛林胜处”。康熙《潜江县志》载:“康熙十一年，壬子，十月，虎至西城大佛寺。”虎是卧深山、藏密林的庞然大物，大佛寺能诱来这百兽之王光顾，说明寿灵山虽非山，而王谦的“丛林胜处”也绝非夸张之词。

大佛寺的开山祖是幽谷大师。王谦的原话是:“肇自汉唐以来，为丛林胜处。曰幽谷师者为开山祖，始更名曰大佛。”这位太常卿含糊其辞，对大佛寺的始建年代语焉不详。但另一方面，今人研究大佛寺又大半靠了他的这篇“记”。“记”与县志互补阙如，使我们能对大佛寺有完整的了解。大佛寺的鼎盛时期是明朝。也许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和尚出身，所以在他登基后以及他的子子孙孙们即位后，特别重视寺庙建设。靠了这，大佛寺在经过元朝的战乱后得以复兴。洪武元年（1368年）重修。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僧会司于大佛寺。此后，从景泰三年∵（1452年）到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239年间，先后重修了大佛殿，新建了庙厨、法堂、山门、禅堂、圆通阁、韦驮殿，成为荆楚一方屈指可数的禅寺之一。尤其是圆通阁，建筑巍峨挺拔，高插霄汉，登临其上，可验汉水消涨。明天顺二年（1458年），远从护国禅寺来大佛寺“领其事”的妙惇（dn）上人，“不谋于众，不干于人，以己之衣钵诣京”，请来大藏尊经6350卷藏于寺内，更使得全邑僧众望洋兴叹。明末以后，太平天国、白莲教、捻军等农民起义，皆席卷潜江。大佛寺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后，又复以兵燹水淹，到光绪时，便成一堆废墟了。

大佛寺和“晓钟”连在一起成为一景，乃是明嘉靖以后的事。志载嘉靖初年（1522年），潜江护城堤决口，滔滔的洪流把一口大钟径直“送”到山门前，寺僧打捞起来，将其置于殿内。大钟上刻有一行字：“大元国湖北道江陵路潜江县长乐乡梁王庄土地施主周兴旺造大钟一口，舍入邑阳西广佛寺。延佑二年六月。”这就奇了!元代延佑二年（1315年）造的钟，为何在隔了一个朝代、近200年后的明嘉靖初年才“舍”出?长乐乡包括今高石碑、积玉口的大片地区，施主周兴旺或者他的后代如何选取水径将钟抛入水中?又怎能做到钟入水不沉并控制它的流向?这些，或许仅仅只是为了说明这是一口神钟，留待以后作进一步探讨。但就是这口来历既清楚又不太清楚的钟到了大佛寺后，遂有了僧寺晓钟。

僧寺晓钟不同凡响。这钟声，在晨雾缠绕的平原村庄里，在曙光初照的江汉泽国中，悠悠回荡。它给人以希望，催人奋进。听到钟声，田野的农夫把绿浪撒向大地，舟楫的渔子将碧波拉入网中。文人雅士，官场中人，则把感受落入笔墨，借景寓情，各逞风骚。本文就以华容状元黎淳写的潜江《僧寺晓钟》作结吧：

潜水东流赖禹功，水环萧寺亦朝宗。

郊原有路通车马，城郭无山碍鼓钟。

佛大比天谁广阔，僧闲与月共从容。

明朝我复趋朝去，又隔云山几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