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山寺院经济

九华山寺院经济

九华山寺院经济形成较早，形式多样，各寺院之间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总的说来，基础比较薄弱，并受到社会政治和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

九华山自唐代辟为地藏道场以来，所建寺院虽间有朝廷赐额，但非皇家官寺，而是“地方人士乐助功德款项建造者居多”。朝廷虽允许寺院占有土地，但九华山寺庙“田地产业奇少，纯为山高气寒，生产寥落无几”，“僧尼生活清苦，在往年素来春夏向他省县市募化，秋冬季在家依赖香会为资源”。（以上引自1949年九华山佛教会《九华山僧尼寺庙产名册》）。

在封建社会，九华山寺院经济还要承担一定的捐税。化城寺存有明代的告示碑，记有当地官府要山僧春献新茶冬送笋的规定。∵1928年青阳县教育局下文，要九华山佛教会从印签收入中认捐，年定额为1800元；庙前公安驻巡所也要从印签款中征收“附加捐”。

九华山寺院经济素以香火和佛事收入为主，辅以募化和其它经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官助

明清两代，九华山寺宇林立，颇为兴盛，除地方人士乐助功德捐款外，与朝廷和地方官府的资助是分不开的。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赐银修葺化城寺。宣德二年（1427），万历十一年（1583），三十一年（1603），又屡赐银修葺化城寺和肉身殿（金额不详）。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银300两，四十八年（1709）赐银百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赐银修葺九华山主要寺宇。咸丰三年至同治二年（1853——1863），太子军与清军激战于九华山区，大部分寺庙被毁，交通受阻，香火骤减。同治三年，清朝廷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对九华山又给子一定支持，地方绅商及佛教信徒竞相捐输，佛寺、精舍修复很快，至今尚存的多数寺庙就是那时重修的。

民国时期，***也给予九华山佛教以支持。黎元洪、段祺瑞、于右任等先后为肉身殿、百岁宫、祗园寺题匾；1935年，国民***主席林森朝礼九华，并向祗园寺赠款。

建国后，人民***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名胜古迹，支持寺院经济，改善僧尼生活。1950年土地改革，僧尼同当地农民享受同等权利，一样分得田地和山场。***引导僧尼走互助合作道路，实行农禅并举，增加寺院收入。1953年，***拨款6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后山僧尼。1956和1962年，***分别拨款3000元和∵2000元维修寺庙。民政部门对僧尼的定期补助，1979年平均每人每月10元，1980年增至15至25元，1986年增至45至55元，全山寺院合计每年僧尼定补1．8至2．5万元。1979至1985年，***为维修主要寺宇拨款81万元（甘露寺28万元，百岁宫25万元，祗园寺10万元，肉身殿8万元，化城寺10万元）；九华山管理处和九华山佛教协会共计筹款85万元。

香火

朝山进香和佛事活动的收入，总称为香火（又称香会）收入，是九华山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明清时，九华山“香火之盛，甲于天下”（周赟《化城寺僧寮图记》）。每年秋冬季节，朝山进香者“络绎不绝于途”，逢佛教重大节日，朝山者达数千人，各寮房和街区民舍均住满香客，香火收入相当可观。祗园寺、化城寺、肉身殿、天台等重点寺庙每天收入铜钞几斗或几箩筐。为了争得更多的香火钱，寺院僧尼视香客如贵宾，尤其对那些上乘香客，服务极为热忱，除精心招待饮食外，还提供细茶糕点，每日“三茶两点”，以博得朝山者的好感。这时期，九华山60％以上的寺庙靠香火收入维持生计，而沿途小寺和茅庵则全靠香火收入维持。

香火收入直接与社会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九华山香火冷落，以香火收入为主的寺庙，僧尼生活清苦异常。抗日战争时期，九华山香火又处于低潮，不少寺庙变卖庙产，以谋生计。

建国初，人民***引导佛教徒自食其力，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香火收入很少。1962年，部分寺庙恢复香会活动，当年香火收∵9184．75元，佛事收入2452元。“文化大革命”十年，佛事活动停止，各寺庙均无香火收入，僧尼生活陷入困境。1979年对外开放后，九华山佛教协会恢复活动，党和***的宗教政策重新得到落实，寺庙的佛事活动正常开展，香火日益旺盛，收入逐年增长。∵1979年至1987年，香火、佛事总收入3019300元，不仅维修了寺庙，改善了僧尼生活，还结余90多万元。

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除了朝山进香、做佛事外，不少信教群众和外地僧尼来山盖印、抽签，印签入也是香会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明、清直至建国前夕的四、五百年间，九华山一直盛行印、签活动。盖印的有化城寺、天台寺两年。盖“地藏古印”，每次收钱2角（旧币），或收香油3斤，大米5斤。有盖“老衣印”、“包头印”、“裙子印”的每盖3颗。还有“行路印”要盖13颗。抽签活动以肉身殿为主，其次是甘露寺、龙池庵、吊桥寺、祗园寺、百岁宫，每支签收钱一角（旧币）。1931年青阳县教育局布告《九华天台印签两捐招标》，提出认捐教育经费1800元，可见当时印签收入相当可观。建国后，抽签已基本制止，盖印延续至今。1985至1987年，化城寺盖印40000颗次，收入44947元。

募化

一、化缘

明、清以来，九华山部分僧人有外出化缘的传统。一般是开春外出，一个和尚带一个脚夫（随行），挑着担子，一头装地藏菩萨铜像和化缘簿，一头装着九华山土特产品，如黄精、冰姜、筷子、饭筒等。每到一村，担子放在宗祠前，先拜有威望的族长和士绅，送上一些礼品，再由族长或士绅带领走村串户，登记化缘。有钱的当时交钱，多少不限；无钱的在化缘簿上登记稻谷数，下半年折钱送到寺庙或由和尚下山收取。清末至民国期间，九华山外出化缘的主要是通慧庵、九莲庵、大厦庵、旃檀林、龙庵、立庵、长生庵等12所寺庙的和尚，一般都到外县、外省，很少在九华山附近化缘。每个寺庙年化缘收入相当于200至300担稻谷钱，全山化缘年收入可达1000至2000担稻谷钱。百岁宫等“四大丛林”逐步形成了固定施主，施主和寺庙关系密切，他们经常接济寺庙。如百岁宫施主是江苏高淳县和上海几家富户；东崖寺施主为广东的朱姓大户；祗园寺施主是安徽郎溪的大户，后为上海的一些富户；甘露寺施主在江西。其它一些寺庙也有固定的施主，每年派和尚到施主辖地化缘，承办香会活动。建国后，九华山寺庙基本上停止了化缘活动。

二、结缘

以个人名义向僧尼赠送钱物、接济僧尼叫结缘。九华山结缘活动始于明代，清代至民国期间颇为盛行，建国后仍沿袭未变。

1935年，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朝九华山，做了一堂“千僧斋”，为全山僧尼每个结缘1双力士鞋、一件衣料、2元银币，共结缘力士鞋1000双、衣料1000余件，银币2000元。

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来九华，结缘人民币300元，平均每个僧尼1元。

1978年，海灯法师朝山，结缘人民币600元，平均每人2元。

1981年，四川昭觉寺清定法师朝山，结缘人民币1000元，平均每个僧尼2元。

1987年，新加坡大雄法师朝山，结缘人民币8000元，平均每个僧尼20元。

1987年，香港永联银行贸易有限公司闻汝根向九华山佛教协会捐黄金5两。

1979至1987年，外地来九华山结缘200余人次，共接济人民币10万余元。

三、功德

在九华山寺院经济中，功德钱仅次于香火钱，是一项重要收入。据旧志和碑记资料，九华山历代寺庙，除少量朝廷赐银和官助修复外，大多数是利用功德钱修建的。寺庙内的大型钟、鼎、鼓、磬等法器，也是信士捐献或是用功德钱购置的。九华山的功德活动，以清代和民国时期最盛，现存的60多块“功德碑”，记载了昔日数以万计信士的“功德芳名”。比较有名的有：

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修化城寺，15家信士捐助铜币九十八万七千文。嘉庆五年（1800）修化城寺，“姜姓公堂”138人共捐助银389两。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为修建化城寺，贵池信士刘含芳捐银7500两，并经手募缘的钱币共达16300余缗（1缗为古币1千文）。光绪七年、二十九年两次修复百岁宫，共有79人助田49亩，捐平银4802两，大洋600元，捐银元5884元。宣统三年∵（1911），修缮肉身殿，信士589名共捐大洋1519元。

建国后，九华山功德活动一度停止。1979年对外开放后，功德活动逐步恢复，并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从1979至1987年，海内外高僧大德、居士以及本山僧尼，纷纷为九华山佛教做功德。据不完全统计，现金和实物折款共达300余万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海外爱国华侨、宗教界知名人士，通过各种形式，为九华山做功德的达80人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200万元。其中，香港宝莲寺圣一法师为九华山修佛像捐金铂10万张（每张约合人民币1元），捐款20万元；世界僧伽协会副主席、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和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广洽法师，于1984年至九华山，捐助修寺款7万元；新加坡维坚法师捐助九华山佛教协会日产空调旅行车一辆，金铂约55万张。

（二）1985年下半年，九华山佛教协会决定修复十王殿，张榜告示：公开募建。从1985年底至1987年底，有国内外各界人士∵4000人捐助，计募功德款约20万元。其中有现在***的居士李效廉等，二人认捐8万元。

（三）本山僧尼做功德，1979至1987年为修寺、修路、救灾等捐款约30万元。其中，1983年南陵、宣城一带遭受特大水灾，九华山僧尼捐款5000元，赠衣物152件；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九华山僧尼又捐款3689元。释应观于1984年捐资9000元维修百岁宫至回香阁石级路；1985至1986年，又捐款67000元，修复百岁宫佛像67尊。晓悟法师于1987年为九华山学校购图书捐款5000元，为肉身殿绿化捐款2000元。尼常洁从1984至∵1986年将积蓄多年的6万余元，用于修复百子堂（今为净洁精舍）。

庄田

庄田地租收入也是寺院经济一项来源。九华山寺院庄田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官府赐予的“口分田”和富户、信土的“施田”。据旧志载，唐代有“邑人章憼禧舍田五十亩于圆寂寺”。明洪武三年（1370）户部查天下百姓俱给户田帖，“青阳一户妙峰寺，沈德和尚，成丁僧二口，不成丁火头三口，田七十八亩七分五厘，瓦屋三间，基地一亩”，户田帖编号为“容字187号”。清乾隆年间（1736——1795）青阳名士陈蔚捐田数十亩于真如庵。九华山寺院庄田近1/3是被施舍的。

二是寺院购置。明、清以来，九华山寺院经济几度繁荣和发展，一些寺庙用香火钱、功德钱购置土地。如祗园寺自清嘉庆十三年（1808）至1917年，先后在安徽郎溪县等地购田223.15亩；甘露寺自康熙六年（1667）至光绪三十一年（1902），仅在本山境内就购置庄屋8所，菜园1块，山场17块，弓田72.13亩。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至民国时期，九华山寺院购置庄田∵2600余田。

民国时期，九华山有10余座寺庙有庄田，约计4000亩。

寺院庄田主要是出租给佃农耕种，寺院收取田租。为便利收租，寺院在庄田所在地购置部分庄屋，由“庄头”居住，代为收租。田租数额视年成好坏而定，一般每亩收100斤稻谷（可折款），最高不超过200斤。民国时期，祗园寺在郎溪县的庄田，每亩收稻谷180至200斤。“四大丛林”在本山的一些庄田，一般每亩收稻谷∵100斤。民国初，九华山寺院庄田每年收租谷300至400担（多数折款）。

其它

一、农耕

九华山寺院庄田，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绝大部分被分给农民，僧尼按农民标准分得土地和山林，计分得水田70亩、山林40亩。多数僧尼由于不善农田耕作，便将分得的水田一部分送给农民，调换成部分茶地。1962年统计，全山寺庙有水田13亩、旱地∵38．9亩、茶地40亩。1979年，前山寺院有茶地56亩，后山有茶地、山场近400亩。

1955年，佛教集体生产收入4506元，人均收入32元。1958年收入9800元，人均61．39元。1962年，佛教大队收粮食16240斤，折合人民币9163元；实产干茶3106斤，折币6665．39元；其它收入3202．60元，全年合计收入19021．05元。1979年对外开放后，前山寺院香火旺盛，以做佛事和旅游接待为主，闵园和后山寺院仍有部分僧尼从事农耕。1984年，后山寺院产干茶500斤，折款1500元；挖药材4890斤，折币1300元；收水稻、黄豆2250斤，折币4117．35元，全年合计农耕收入6917．35元。

二、门票

建国前九华山寺院不收门票。1976年，肉身殿西寮开办文物展览馆，每人参观收人民币5分。1979年后，百岁宫、祗园寺、旃檀林、化城寺收取门票，每人1至2角。1986年全山门票收入∵29494．11元，其中，旃檀林3923．90元；祗园寺13770．21元；百岁宫11800元。1987年全山寺院门票收入28465．33元。

三、文物馆

1982年，九华山管理处在化城寺设立“九华山历史文物馆”，展出佛教文物700余件。1984年底移交佛教协会。

四、接待社

1957年，九华山佛教协会接待社成立，“文化大革命”中停业，∵1979年恢复并扩大经营。旃檀林、祗园寺、九华莲社、拜经台均接待香客，共有普通床位900余张（祗园寺500张，旃檀林300张，拜经台50张，九华莲社40张，其它30张）。从1984年起，3年内国家免税。1986年佛教接待社收入81142．28元。其中：旃檀林∵43748．23元，祗园寺33277元，拜经台2818．90元，九华莲社∵1298．15元。1987年，佛教接待社收入103249．73，其中：旃檀林∵53215．1元，祗园寺46019元，拜经台2529．7元，九华莲社∵1485．93元。

（本文收集整理于《九华山志》一九八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