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林寺戒坛铭》考

《唐少林寺戒坛铭》考

◎张建伟

嵩山少林寺，作为我国佛教禅宗祖庭和武术圣地，历来受到僧俗的崇敬和向往。然而，在唐以前，少林寺盛行研习律义，并设坛传戒，大唐三藏义净法师撰写的《唐少林寺戒坛铭》（以下简称《铭》）的存世，则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关于《铭》文内容及意义

《铭》文刻石，已遗失无存，但有拓本存世，并已被清王昶收入《金石萃编》卷七十。另清董诰的《全唐文》卷九一四也有录文。其它有关少林寺的金石文献等也有题跋介绍。

据王昶《金石萃编》载，《铭》“石广一尺四十六分，高一尺三寸，二十一行，行十八字，正书”。有“三藏法师义净制，括州刺史李邕书”，“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沙门如通立石，伏灵芝刻字”。其正文如下:

粤以长安四年，岁次甲辰，四月七日，此寺纲维寺主义奖、上座智宝，都维那大举法济禅师及徒众，是以少林山寺，重结戒坛，欲令受戒忏仪，共遵其处。乃遂之都下，屈诸大德，殷勤致礼，延就山门。是时我老比丘义净，及护律师、禅师、思禅师、恂禅师、晖律师、恪律师、威律师等，既至寺所。解旧结新，佥议此边，名为小戒，标相永定，冀无疑惑。于是获鹅珍之嘉士，无召自来;得草结之英贤，不期而会，数逾一百，行道三旬，共系项珠，俱修趺足。诚五浊之希有，慕四依之住持，虚往实归，绍隆无替。庶乎!桑田屡改，长存立石之基;砂界时迁，无爽布金之地。恐地成碧海，领变青川，迷此结辰，乃为铭曰:“羯磨法在，圣教不沦，式传金石，是敬是遵，目观西域，仗锡东陲，盛事而隋喜，略刊纪乎斯文。”

通过《铭》文，我们做如下三方面理解，同时也有三个疑点。其一:《铭》文说的是“重结戒坛”，这说明少林寺过去曾设过戒坛，具体是北朝慧光律师及弟子所设，还是隋末唐初由其寺内大德所设，文中没有说明。其二:被邀请来寺的为义净法师等八位大德，他们相同于受戒仪式中的“三师七证”，但遗憾的是，文中对诸大德仅取其中一个字来缩代其名，这为我们查找诸大德的有关情况留下困难。其三:文中也说明了这次设坛“行道三旬”，即一个月时间，且参加的僧众“数逾一百”，已一百多人，这在当时应当是较大规模了。但遗憾的是，文中对戒坛所在寺院的位置及戒坛的形制等，只字未提，这也为我们查找考证戒坛的有关情况留下了困难。

长安四年，即公元704年，是女皇武则天在位的最后一年，在她实际统治的二十余年中，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她利用佛教，礼崇高僧，施钱设像，建寺度僧。特别是对嵩山和少林寺，更恩崇有加，她常常游幸嵩山和少林寺，来祭祀封禅，避暑纳凉。她为其母度灵建塔于少林寺，又施钱修建普光堂。她将少林寺高僧慧安（即道安）国师，迎入宫中供养三年等。由此缘故，再加上唐初少林寺十三僧“助唐擒仁则”的特殊功绩等，由贞观、长安到开元年间的少林寺，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故这时的少林寺“重结戒坛”传戒，是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关于《铭》文书者的争议

因《全唐文》卷九一四只录有正文，没有撰写者和立碑时间，故根据王昶《金石萃编》卷七十录文，《铭》文有唐“三藏义净法师制（撰文）”，有“括州刺史李邕书（书法）”。

对于三藏义净法师撰文，历来没有异议。但对李邕的书法，历来有颇多争议。主要归结于三种意见。

一是李邕书传说，除《金石萃编》外，还有叶奕苞的《金石录补》卷十二云:“三藏法师义净制，括州刺史李邕书。”

二是张杰书法说，主要有以下几处:

1.赵明诚《金石录》卷五曰:“三藏法师义净撰，张杰八分书，开元三年正月。”

2.都穆《金薤琳琅》载:“南馆学生张杰书。”

3.叶封的《嵩阳石刻集记纪遗》、《少林寺志》、《嵩山志》，皆引用王世贞跋云:“开元三年为学生张杰书。”另焦贲亨的《嵩高志》也引用王世贞跋云:“南馆学生张杰书。”

三是其它意见说:

1.王昶《金石萃编》录文为李邕书，但在跋中云:“按碑题括州刺史李邕书……颇疑所谓邕者竟是托名……寺僧立碑假邕书以取重……”

2.景日《说嵩》云为二刻，张杰书的为《戒坛记》，而《戒坛铭》“无书人姓名”。

3.曹秋岳《金石表》云:“其为两刻无疑也。”

以上诸说法的正确与错误暂且不论，在这里我们先考虑其三方面因素。其一，义净法师撰写《铭》石是长安四年（公元704年），而立石时间是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而这时义净法师已圆寂了二年（开元初年寂），若义净法师在世时撰写的《铭》文设坛时不立，而待他圆寂二年后再立，这种情况是无法理解的。其二，据《金石萃编》载，铭石“广一尺四十分，长一尺三寸”，这是一块接近于方形的较小刻石，故单独立起的可能性不大，按常理想应该镶嵌在戒坛上，而我国早期戒坛大多露天立坛，十余年后戒坛是极易倒塌的，故原铭石很有可能丢失。其三，若为一块刻石，怎会出现两个书者，张杰从何而来？

综上三因，笔者认为，上述第三种意见，“其为二刻无疑也”，这符合当时的几种情况。具体为长安四年，设坛时已将李邕书的《铭》石嵌于戒坛上，在十一年后，因铭石丢失（戒坛倒塌等原因），到开元三年，又有其学生张杰临其师书法而又刻一块，并有张杰的落款记述。而上述的李邕书法说和张杰书法说都没有错，只是时间相差十一年。所错的只有王昶跋中云:“颇疑所谓邕者竟是托名……寺僧立碑假邕书以取重。”这完全是胡思乱猜，空扣帽子。

另《全唐文》（以下简称《文》）和《金石萃编》（以下简称《萃》）录文，有几处多字少字和更变现象。如《文》加了“大”上座智宝。《萃》为“乃遂之都下”，而《文》为“遂乃远之都下”。《萃》为“小戒”，而《文》为“小界”。《萃》为“恐地成碧海”，而《文》为“恐田成碧海”。《萃》为“及徒众是以”，而《文》为“及众徒等议以”。这些不同基本上不影响我们对原文的理解，而《文》文里少了一个“思禅师”，则应是我们注意的。

三、关于戒坛的位置和形制的探索

前文笔者已经说过，《铭》文的其中一个遗憾，即没有说明戒坛的具体位置和形制，这为我们查寻留下了疑难。

根据唐代《铭》文以外的其他碑刻和文献资料，暂还没有发现有关少林寺戒坛的论述。另外，我们寻遍寺院内外，也没有一点戒坛的踪影，少林寺戒坛究竟会在什么地方呢？会是什么形制呢？

如此情况，使我们很自然地把目标转向了距少林寺最近的一个寺院（不计永泰尼寺），那就是嵩山会善寺，这里有唐宋年间全国三大戒坛之一的琉璃戒坛。那么，少林寺和会善寺这两个寺院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呢？这两个戒坛之间，会有没有巧合呢？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寺院之间的关系。

其一，从距离上说，会善寺是除永泰尼寺之外距少林寺最近的一个寺院，两个寺间相距不足十公里，即使在过去（没有水库间隔），来回也用不了半天时间。

其二，从北魏到唐代，在嵩山几个较大的寺院内，都立有“寺碑”，这是一个寺院发展兴盛的重要史证。如嵩阳寺、嵩岳寺、永泰尼寺及少林寺等，唯独会善寺没有寺碑，并为纪念少林寺高僧慧安国师（即道安）而被赐名为安国寺。

其三，在初唐及中唐前期，从碑刻塔铭和其他文献资料可知，嵩山少林寺、嵩岳寺、永泰尼寺等，都有上座、寺主和都维那这样的僧团管理职务，而会善寺有这样的职务则是在琉璃戒坛重新立起后的中唐后期及晚唐，那么，中唐前期之前，会善寺是如何来管理呢？

其四，在初唐及中唐前期，据僧传等记载，有一些为少林寺的高僧，则长期住锡在会善寺，如慧安国师、元等，特别是慧安国师，如《宋高僧传》卷十八《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云:“……辞归少林寺……”他圆寂后建塔于会善寺西“安禅师塔院。”（见净藏禅师塔铭）

以上情况说明，初唐及中唐前期，会善寺即为少林寺的“分院”，是少林寺高僧居住的“别墅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

这则论断，还可得到一个证明，即清康熙年间景日的《会善寺记》序云:“……而魏孝文帝于五乳峰前构翻经台，其后名曰少林寺，即会善寺之支流也……至于明季，则分房别户……”

不论少林寺是会善寺的“支流也”，或会善寺为少林寺的“别墅区”，在唐代前期，两个寺院曾为一处僧团是显而易见的。既有此因，那么，少林寺主义奖等，“重结戒坛”的位置，则应该就是现会善寺琉璃戒坛的前身，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一则铭文中得到最终的证实。据《金石续编》卷二十一、双溪寺真鉴铭云:“……元和五年受戒于嵩山少林寺琉璃坛……”在这里，少林寺琉璃坛，指的就是现会善寺的琉璃戒坛。

再者，让我们来探索一下少林寺戒坛，即后来会善寺琉璃戒坛最初的形制。

笔者认为，义净法师等“重结戒坛”，会依照如下两种形式的其中一例去做。

其一，因义净法师崇尚的是印度律学的“真风”，故有可能按印度戒坛的原样去设坛。那么，印度的戒坛会是什么形制呢？

根据义净法师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记录的那烂陀寺的戒坛:“其次西畔，有其戒坛，方可大尺一丈余，即于平地周叠砖墙，可高二尺许，墙内坐基可高五寸，中有小制底”。

由上述可知，印度早期的戒坛也为方形，高为三层，还没有神王等雕饰，且露天而建，较为简陋。少林寺戒坛，则很可能依此形式。

其二，在少林寺“重结戒坛”的长安四年，由另一位着名的律学大师，道宣律师撰写的《戒坛图经》已出现了三十七年，他还于长安郊外的净业寺建立了戒坛，有了定式。故少林寺“重结戒坛”，也有可能依此形式去做。“其制凡三层，下层纵广2.98丈，中层纵广2.3丈，上层方7尺，其高度下层3尺，中层4.5尺，上层0.2尺，总高7.7尺”，周围上下有狮子神王等雕饰。不过少林寺戒坛依这种形制的可能性较小。

四、结语

通过少林寺戒坛铭，说明义净法师不仅是我国佛教史上伟大的佛经翻译家，而且也是一位“攻律部”的律学实践家。根据《宋高僧传》卷一记载，首先，他“译缀之暇，曲授学徒，凡所行事，皆尚急护。”这充分说明，他对律学实践的偏重。其次，他一生翻译的经典，有四分之三是关于律学方面的，并且多为一切有部律，即小乘律，同时，他在少林寺传授“名为小戒”，更明确了他对一切有部律的实践。

少林寺戒坛铭，是我们目前所知义净法师参加传戒活动最重要的一处资料记载，且明确地记述了少林寺设坛传戒的时间、经过和参加人员等，是对义净法师一生“律”思想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少林寺研律设坛的重要史证，其史料价值，将会愈来愈得到更多人的充分认同。

（原文刊于释永信主编《少林寺与中国律宗》，少林书局，2003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