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经过及其意义
此半页梵文残片约十年前从拜城克孜尔千佛洞清出，承原保管所所长姚士宏同志将照片寄我，请专家释读。多年来我求教过有关专家，包括梵文教授、佛学名师，仅知为梵文，与佛教有关，左边已残去多半，仅剩右边一部，更增加研究困难，单就中国汉、藏两译佛经就浩如烟海，此半面残经在茫茫书海中，真渺如苍海中一粟，所以一直未获解决。所幸全经汉译本现还保存，兹经邵瑞祺（Richard∵Salomon）、鲍菊隐（J·M·Boltz）两人合作研究，经一年多，克服诸种困难，终于释读成功，断定为梵文《一切有部律》（Sarvastivada—vinaya）中Kathi-∵navastu的残片，亦即鸠摩罗什等译《十诵律》中第五诵“迦∵那衣法”的半页。但原文梵本早佚。本世纪德人在***搜去大量古写本中恰有很少梵文残页，与此同属于《一切有部律》∵kathnavastu同一段中，直到1956年德人哈尔台尔（R·Hartel）找到汉译本《十诵律》相应各节，才获知其来龙去脉，发表在他的《karmavacana》一书中，现邵、鲍两教授就是根据这些线索与成果，进一步探讨研究《十诵律》。对比其中“迦∵那衣法”，确定与梵文残页相应各节，并讨论其间异同。尽管他们的结论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许多细节也可以商讨，但总的来说，基本问题已获得解决。
尽管梵文仅剩右边半页，全文残去很多，内容简单，意义不大，汉译本现还保存，全本完整，远比它多，但从学术上讲，还具有一定价值与意义。
1931年在克什米尔的吉尔特发现一批梵文佛经残卷，季羡林教授曾指出其意义很大：一是译本“同原文比较起来毕竟稍逊一筹”，二是“对佛典传播和佛典梵文的研究，其价值可以想见”[1]，当然那一次发现数量较大，***新出仅有半页，不能相比，但季先生所指两点仍然适用。兹当进一点：
（一）《十诵律》主译者为鸠摩罗什，他对佛典的翻译、传布、发扬和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尤其是在佛典翻译改革与创新上贡献很大，与玄奘齐名。他译经众多，现存还有三十九部，三百多卷。但原本久佚。三十年代向达先生在《论龟兹白姓兼答冯承钧先生》一文中还说：罗什“所译诸经原本至今是否还有保存，不得而知”[2]，所据何本亦久存疑问。近年来外国从***搜去的和他译经有关的梵文残卷不断刊布，此残页验证属《十诵律》梵本断片，可以相互比较研究，明确他译经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对今后再发现的也可参考利用。
（二）《十诵律》是律藏中重要的一部，代表五部律中一切有部律，先在库车及其东西一带流行，后逐渐传入内地，但仅为其中部分，或节略本，罗什所译为“大部”即全本，自此全本传入内地，由北到南，曾盛行一时，多赖克什米尔经师的传来原本、诵出、合作翻译和增订，以及在南北各地弘扬，这是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传统友谊的结晶和历史物证。但《十诵律》的翻译过程并不简单，今传各本也存在一些问题，此梵文残经片的发现，将有助于某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
（三）此梵文残经页出自克孜尔干佛洞，古属龟兹国境。佛教东传中国，龟兹首当其冲，对内地佛教的传播，外国经师与原典的传入，和佛典翻译等，都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此残页的发现，既印证这些史实，也引起新的学术问题。
二、《十诵律》传人内地与翻译的过程及传本异同
此梵文残页已失左半，仅有六行，文皆断续，字多残损，如果没有汉译全本《十诵律》留存人间，可以想知；很难断知其来源与内容，更无从能读全文，恢复残缺。佛典原本久佚，主要靠译本，而以中国数量最多，为世界冠，很多佛典仅赖大量汉、藏译本得以幸存天壤间，此《十诵律》亦属其中之一，它是最早传入中国重要律藏之一，十诵全本以此为先，但它传入内地与翻译流传，都有一段复杂过程。早期译经，经、论先出，而律则较晚也最缺，所谓“经法虽传，律藏未闻”。最早传译戒律，为三世纪中，然甚简略，《高僧传》卷一《昙柯迦罗传》：
昙柯（《佛祖统记》作摩，Dharmakala）此言法时本中天竺人……诵大小乘经及诸部毗尼（即Vinaya，此言律），……以魏嘉平中（《佛祖统记》作二年，公元250年，）来至雒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襄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稍后为昙谛（Dharmasatya，法实），安息国人，亦善律学，以正元元年（254）宋洛阳，译出昙无德部羯磨（同上书卷《法时传》），此外则无所闻。僧祐《出三藏记》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录”对此有扼要总结：“至于中夏，法亦先经而后律，律藏稍广，始于晋末，而迦叶维部犹未东被”，所以直到东晋中叶道安深感律藏缺乏，对佛教传播很受影响，他在襄阳作《渐备经序》说：“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缺”，又在《比丘尼戒本序》说：“法汰顷年鄙当世人为师，处一大域，而坐视令无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可见当时律藏奇缺，主要是由缺少原本，又乏译人。他在《比丘大戒序》指出：“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乏译人，考核者甚少”，又在《比丘尼戒本序》说：“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错得其药方一柙，持之自随二十余年，无人传译，近欲参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闻知，至于此也”。可见经本与译人缺乏，传习了解者少，因而寻求经本、翻为汉文，以供讲习与传布，就成为当务之急，道安早年就首先有鉴于此，他说：“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昔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其言烦直，意常恨之”，370年，他一到长安，就主持《比丘戒本》的译事：“至岁在鹑火，自襄阳至关右，见外国道人昙摩待讽阿毘，昙于律特善，遂令凉州沙门佛念写其梵文，道贤笔受，慧常为译，经夏渐冬，其文乃讫”（以上皆出道安《比丘戒本序》），至《比丘尼戒本》的译出据卷初记，大概就紧接其后：“太岁己卯鹑尾三岁，十一月十一日在长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二十六日讫。[3]僧纯于龟兹国佛陀舌弥许得（?）戒本，昙摩侍传，佛念执梵，慧常笔受”（《历代三宝记》卷八、《开元释教录》卷四，系佛念为译，文繁，后法汰改正之）道安为此两戒本作序，亦皆为同一年事，328年他还主持《鼻奈耶经》的翻译，并为作序：
岁在壬午，鸠摩罗佛提赍阿昆昙抄、四阿含暮抄，宋至长安……其伴罽宾鼻奈，厥名耶舍，讽鼻奈经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书，佛念为译，昙景笔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为四卷。
汤用彤先生说：“所谓罽宾鼻奈’者司罽宾善鼻奈耶律”，又说：“此系《十诵广律》，广律之译始此。”[4]“鼻奈耶”皆Vinaya音译，然仅有四卷，必为节本，至于《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都只是《十诵律》中一部分，当时内地没有全本，只有此种简本，翻译是适应需要，直到400年法显以六十五岁高龄还冒生命危险西行，据其《佛国记序》：“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所以“在弘始二年，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时间就在罗什始译《十诵律》之前四年。而罗什在出《十诵律》大部前，先译《十诵比丘戒本》∵（《高僧传·僧业传》）其本现存，仅有一卷，虽不记确年，必在他401年到长安后，讲授新经，中有《十诵》可能就在此时，与《十诵律》大本比，简略特甚，罗什所以译此，也是为应急需。因为当时长安还没有全本，只有此等节本。
《十诵律》梵文原名Sarvastivada—vinaya，∵Sarvastivada汉意译为“一切有”，音译为“萨婆多”，为小乘教之一部，故玄奘称为“说一切有部”，Vinaya汉意译为律，音译则有毗奈耶，鼻奈耶、或简称“毗尼”，内容分为十诵，故罗什译为《十诵律》，便于理解。关于《十诵律》的来历和罗什等翻译前后经过，僧祐《出三藏记》卷二“萨婆多部十诵律六十一卷”条有较简括的叙述：
萨婆多部者梁言一切有也，所说诸法一切有相，……昔大迦叶，具持法藏，次传阿难，至第五师优婆掘，本有八十诵，优婆掘以后世钝根，不能具受故，删为十诵，以诵为名，谓法应诵持也。自兹以下师资相传者五十余人。至秦弘始之中，有罽宾沙门弗若多罗诵此十诵胡本，来游关右，罗什法师于长安逍遥园三千僧众中共译出之。始得二分，余未及境，而多罗亡。俄而外国沙门昙摩流支，续至长安，……方于关中，共计出所余律，遂具一部，凡五十八卷。
《十诵律》传入内地以前，先由罽宾即迦湿弥罗∵（克什米尔）传人龟兹，故其梵文原本，皆由罽宾沙门携来或涌出，而龟兹实为由罽宾传入内地之中介。记载最详细的是《高僧传》有关各传。上引《出三藏记》仅为节要。今将《高僧传》中有关《十诵律》梵本全本的传入、翻译与增订的详细经过，论证如下：
据《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为龟兹王妹，七岁随母在龟兹出家，“九岁随母渡辛头河至罽宾，遇名德法师盘头达多”，……”“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以《十诵律》就是梵文Sarvastivada—∵vinaya，而卑摩罗叉正是罽宾专精此律的名师先至龟兹弘扬此律，四方皆来从学，他携有此律全本（详见下文）。这是《十诵律》梵文全本先传入龟兹的确证。姚秦弘始三年，罗什被姚兴迎至长安，他屡被邀请“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其中有《十诵律》，至于他翻译《十诵律》，仅在传末提到有《十诵》一部，最先见于同卷《弗若多罗传》：
弗若多罗（punyatara）此言功德华，罽宾人也。少出家，以戒节见称，备通三藏，而专精《十诵律部》，为外国师宗。……以伪秦弘始中振锡入关，秦主姚兴待以上宾之礼，罗什亦挹其戒范，厚相崇敬。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闻多罗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伪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义学僧数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延请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遘疾，奄然弃世。众以大业未卒，而匠人逝生，悲恨之深，有逾常痛。
“诵出”即口诵背出，亦称“讽出”或“讽”，梵本指梵语，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403页）说：“印度佛教初起，因写录之困难，经典多由口授”，下引《分别功德沦》曰：“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传相付，不听载文”，道安亦曰：“外国僧徒皆跪而口授，同师所授，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法显亦谓：“在天竺诸国皆师师相授，无本可写”。可见直到五世纪法显访印度时仍然如此，所以佛典最初全凭口头传诵，直到公元一世纪后才逐渐形成用文字写的佛典，在印刷术远未发明以前，只能用手抄，在印度主要用贝叶或桦树皮，传入中国后，虽可以用纸，但因佛经量大，一般学习传授，仍以口授背诵为主。翻译则由外僧口诵经文，一人口译称传言或度语，另有人笔受即记录，后再修润加工定稿，至于口诵可以手执原本，没有则凭背诵，称为诵或讽出，所以多罗逝去，罗什即不能进行，大众以大业未卒，如此悲伤，皆因多罗没有梵本，剩下之部后由昙摩流支带来原本，才合作予以完成，同书卷二《昙摩流支传》：
昙摩流支（Dharmaruchi，此言法乐）西域人也。弃家放道，偏以律藏驰名，以弘始七年秋达自关中。初弗若多罗诵出《十诵律》，未竟而亡，庐山慧远闻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书通好曰；“……顷西域道士弗若多罗，罽宾人也，其讽《十诵》梵本，有罗什法师通才博见，为之传译，十诵之中，文始过半，多罗早丧，中途而寝，不得究竟大业，慨恨良深!传闻仁者赍此经自随，甚欣所遇，……若能为律学之徒，毕此经本，开示梵行，洗其耳目……”，流支既得远书，及姚兴敦请，乃与什共译《十诵》都毕，研详考复，条制审定，而兴犹恨文烦未善，既而什化，不获删治。
毗尼即vinaya简译，此处则着重《十诵律》，仁者赍此经自随，说明他带有梵文全本。同书《僧业传》说：“昔什公在关中，未出《十诵》大部，乃先译《戒本》，及流支入秦、方传大部”，大部即全本，为流支带来，《戒本》即《十诵比丘戒本》，乃是节本，《僧业传》下文明确指出：故戒心（即戒本）与大本（即大部、全本）其意正同，在言或异，业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传诵，二本并行”，陈寅恪先生在《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一文中说：“予取《十诵》大本校今所传《十诵比丘戒本》，其文句仍有异同，据此可推知今所传什译《十诵比丘戒本》乃什公原译，而非僧业依大本改易之本”[5]。此本仅有一卷，题罗什译，与大本《十诵律》悬殊很大。罗什译此，显为应急，上引道安作序之三部，当亦如是，流支带入全本以前实皆只有节本或其中一部分。故皆感律藏残缺与不足，陈先生据慧远与流支书，曾作如下推测：
据此可推知什公与多罗共译之大本，乃多罗口自诵出者，其与流支共译之大本，乃流支赍以自随者。什公之不独译大本，虽有他故，而未赍大本自随，又不能口自诵出，亦必一主因。以此例之，则其所译之《十诵比丘戒本》，及假定为其所译之《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当为俱赍以自随，或皆口自诵出，或一自随而一诵出之本。[5]
罗什二十岁时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罗叉虽带有梵文，数量太大，不可能全抄，罗什最多只能节抄，或记诵大意。罗什死前特别提出：“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而《流支传》也说：“而什犹恨文烦未善”，今传大本《十诵律》确是大部头，文繁弗若多罗之初译应简，自流支携来大部全本书与罗什共译，第二次必据全本再加订补，上引《流支传》明说：“与什共译《十诵》都毕，研详考复，条制审定”，足证他们对全书译本通盘细究，反复审定，所以文字繁多，罗什与多罗初译始于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下限必在七年流支入关前，顶多只有大半年就完成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部与流支共译始于七年秋后直到死前，犹以未及删繁，死有余恨。他的卒年，传则弘始十一年，僧肇诔作十三年，其间罗什当然还译他经，非专此书，但不管怎样说，再译时间比初译要长得多，用力要多得多，这当然因有全本，其中包括有流支很多劳动与功绩。
鸠摩罗什最早从学《十诵律》的教师、来自克什米尔的卑摩罗叉也携梵文《十诵律》详本来中国，并在罗什死后，将他所译《十诵律》予以扩充增订，使更趋于完善，又在南朝广为弘扬。《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
卑摩罗叉Vimalaksas此云无垢眼，罽宾人，……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及龟兹陷没，乃避地乌缠，顷之闻什在长安，大弘经藏，又欲使毗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杖锡流沙，冒险东入，以伪秦弘始八年达自关中，什以师礼敬待，叉亦以远遇欣然。及罗什弃世，叉乃出游关左，逗于寿春，止石涧寺，律徒云聚。盛阐《毗尼》。罗什所译《十诵》本五十八卷，最后一诵谓明戒受法，及诸成善法事，逐其义要，改名《善诵》。叉后赍往石涧，开为六十一卷，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故犹二名存焉。
据此罗叉对罗什译《十诵律》后有增订：一是改最后一诵《善诵》为《毗尼诵》，二是将五十八卷开为六十一卷，上引《出三藏记》其下也有一段，大意同《高僧传》，而更简括：
后有罽宾律师卑摩罗叉来游长安，罗什先在西域，从其受律，罗叉自秦适晋，住寿春石涧寺，重校十诵律本，名品遂正，分为六十一卷，至今传焉。
所谓“名品遂正”，当指改《善诵》为《毗尼诵》，“开为六十一卷”，即“分为六十一卷”。但自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始有分歧，该书卷八列卑摩罗叉译经：《十诵律》五十八卷（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于中寺出，见《二秦录》）列卑摩罗叉译经：《毗尼诵》三卷（是十诵后《善诵》），加起来仍为六十一卷，但《毗尼诵》在《善诵》后，与《高僧传》改《善诵》为《毗尼诵》之说不同，而更主要的是将《十诵律》五十八卷全归弗若多罗，《开元释教录》卷四《鸠摩罗什传》刊定所译经、论、集凡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而删除那些错属的，也具列于后，第一部就是：《十诵律》六十一卷（憎枯录云：是什译出，今以前五十八卷是什度话，非什正翻，后三卷卑摩罗叉续出，置之于后，已备余录，此不存之）。同书卷三卑摩罗叉传列所译经：《十诵毗尼序》三卷（亦云《十诵律序》，今合入《十诵》末后三卷是。房云“毗尼诵，注云：是《十诵》后《善诵》，非也。其《善诵》有四卷，是《十诵》中第十诵也，见《二秦录》）杂同律事二卷，众律要用第二出（见《二秦录》。）右二部五卷（前《毗尼序》三卷犹存，后《杂问律事》二卷，缺）。传文又说：
“复出三卷律，置之于后，总成六十一卷”∵（……《高僧传》及长房录乃云：开前五十八卷为六十一卷者小非详审也。其《毗尼序》三卷或有近代经本编在第九诵后，第十诵卷前，当五十五、六、七，非也，今检右《十诵律》本乃在第十诵卷后，当五十九、六十、六十一，今者依古本为正。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同《开元录》。按敦煌写本《毗尼戒心》一卷残存学戒法第一至护持法第八，“学戒法”中对于汉译本《十诵律》来历也有如下阐述：
十诵律，律主名萨婆多，诵出此律，以秦弘始八年有罽宾三藏法师名弗若多罗诵出此十诵本，来到长安，共罗什法师翻出此律，译一分未竟，而多罗身亡，有庐山远法师与昙摩流支书续翻未译者。后有三藏律师名毗摩罗叉，亦是罗什先求寻师，自来到寿春，在石涧寺重校律本，复出三卷律序置之后，此土有律，《十诵》为初也。《毗尼戒心》意即律戒，写本较晚，文字不尽通顺，当出于本地人之手。然仍以《十诵律》为罗什所译，后置三卷律序则为卑摩罗叉续译，至少当时所传《十诵律》有如此题署。
至于今传各藏中《十诵律》，《大正新修大藏经》以高丽本为底，校刊众本、命名、分卷亦互有分歧，其详见各卷脚注校记，今仅述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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