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约有四大功能：论“道”，讲学，习礼，刊印书籍。儒家一贯重视的为己之学，修身为本的工夫，既是最贴近自己的学问，离不开反求诸己的实践化审思，又足以将人带向广阔无垠的天地，在形而上的源头与宇宙合为一体。人不仅是社会的消费者，而且是社会的建构者，前者意味着必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后者则表明需要为社会赋予生命精神。儒家所承认的革命，必须有形上天道来源的正当性，力求在公正的体制内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化解冲突，减少暴力因素可能导致的损失，将革命纳入“正道”的秩序化轨辙，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真正作到“顺乎天而应乎人”。
欢迎泽厚先生、厚泽先生、陈明先生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来指导工作，也很高兴我在学术界的年长朋友、年轻朋友、同辈朋友一起参加座谈。借用一句古话，真是“蓬壁生辉”啊！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书院的情况，或许会涉及一些个人的主观想法。不妥之处，在座诸公可随时插话批评指正。
一、书院的四大功能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是在学校的领导和支持下于2002年正式成立的。我们现在座谈的新址于2006年正式落成。我们当然都是大学里的执教先生，同时也是怀抱价值理想的一批学者。我们痛感中国文化一百多年来的悲惨遭遇，深为世人普遍的误读误解而伤心，希望未来的文化能沿着“道”的方向合理健康地发展。这个文化的根是如此深厚，既深入人的心智神髓，又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事相。它不是一个悬空飘荡的空壳，不像余英时先生所讲只是一个游魂，而是有本有末、有体有用，贯通形上形下两界，可以扎根、抽枝、发芽、开花、结果的活生生的文化。文化的生存发展必须有载体，载体是什么？中国文化过去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制度架构、公私法律制度、日常礼俗、仪式节庆等，可说是无所不在，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完全合一。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我们不希望它像非洲文化或印第安文化一样，从世界上消失或毁弃。因此，我们想通过书院这样的载体来见证中国文化的存在，见证人心的不死，即使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中国文化仍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生机，能够与人类未来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可以与西方文明开展积极的对话和讨论，成为维护人类和平事业和永恒福祉的重要力量。通过书院及其他相关的载体，我们可以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国文化的精义。
书院是干什么的呢？简单地概括，约有四大功能：
第一，必须论“道”。“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是通过生命体验展示出来的宇宙人生的真实，如果换成西方的概念，就是要追求至高无上的真理，即中国古人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学术如果不以追求真理为职志，不遵循理知的召唤，听从真诚生命的指引，一旦商业化或市场化，学术就不是学术了。学术离开了真理的追求而滑入到技术世界和功利世界，或者为政治权势所左右而失去自主的能力，就只能是学者的无聊，学术的堕落，民族的不幸，国家的讥讽了。所以学术必须高悬真理的旗帜，追求人文理想，以“道”的存在为转移，坚持自由思想，固守独立意志，为学术而学术，为精神而精神，为理想而理想，为知识而知识，实现“道”的价值，落实生活的真理，关心终极价值与内在生命的真实关联，学术才真正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独立的天地。
第二是应该讲学。学术真理自身当然也有展开和实现的要求，所以不能不有讲学活动，必然产生各种相应的人文事业和理性探知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转化为教育活动，希望有后来者的继起，能将理想落实于现实。因此，书院的第二个功能就是自由地讲学和论道，我们认为无论传统书院或现代学校，都应该把知识教育和生命教育统合在一起。现代的大学有很多的弊病，最主要的就是忽视人格教育，轻慢生命教育，只看到知识教育，片面强调技能教育，有知识没有文化，有文化没有理念，有理念没有工夫。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尝试，通过形式多样的论道讲学活动，把生命教育和知识教育融合在一起。人的世界不但需要知识，也需要意义；生命教育也可说是意义教育，目的在于最大化地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第三是重视习礼。所谓习礼，从广义讲，就是如何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并将其积累为一种精神文明传统。它的根本就是中国人在生活世界中形成的各种习俗。习俗主要通过礼来表现，既是一种文明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凝聚了人们的历史性选择，也表征了群体存在的特质。礼对现代人而言仍非常重要，无礼便意味着野蛮，失礼则说明行举错位，不但会危及人际关系，更可能自损人格。我认为中国文化如果未来要有所发展的话，传统的礼治思想仍值得高度重视。任何文明的建构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世界，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习俗传统。习俗传统固然可以提升或改造，但内在的根据仍在于永恒的人性及相应的价值要求。文明的存在都必须有相应的礼义系统，如此才能既维护自我人格的尊严，也自觉地对他人的存在表示尊重。同时它本身也是陶冶人的知性和情操的重要力量，代表了民族群体的精神水准和文明程度。中国传统文化长期重视礼治而不是法治，法治的后面只有理（性）没有情（感），礼治则情理兼顾，是一种双向度的结构——既以理融情，也以情摄理，有理而不失情，有情而不失理，不但成就了人的理世界，而且也成就了人的情世界。礼治的精神现在仍很重要，礼治一头通向德治，另一头则通向法治，完全可以把法治与德治都包容进来。
第四，刊印书籍也是传统书院的功能。讲学论道不是空论，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形式，需要寻找更多的传播文化的途径。传播文化的目的是立人道于宇宙天地之间，彰正义公道于社会公众之前。书院通过什么来传播文化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刻书印书。所以我们书院也创办了《阳明学刊》。与陈明先生主持的《原道》刊物相较，我们仍感到惭愧。《阳明学刊》才刚刚起步，迄今为止，仅出版了三期，明年准备推出第四期。我们还有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的刊物。主要研究区域文化，力求把乡土文化、民间文化或下层民众的生活世界反映出来，从而更好地从各个阶段或层面认识中国文化的全貌。也就是说，我们书院同仁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前途，中国文化的未来前景，再是地区性、民族性及乡土性的文化，将眼光投向被遮蔽的民间社会的空间。我们已经拟定了不少关于地方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计划，也想展开一些重大的人类学社区田野调查。我们应该做大的，但也不能忘记小的。我们重视宏大开阔的格局，同时始终不忘脚下的土地。这样，我们才能将超越的理想和踏实的工夫结合起来。
二、乡土情结与超越情怀
我们的道路走得很艰辛，是真正“在冰雪大地撒种的痴汉”（印顺法师语），并不指望就一定有好的收成，但也得到了四面八方同仁的支持。其实我们是很开放的，是愿意与其他异质文化的朋友对话的。如果有人批评我们在搞国粹主义，我个人的回答是：我们重视国粹，但绝不搞国粹主义。国粹倘若真是“粹”，那当然很好，别人的“粹”尚且不能拒绝，何况是自己的。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粹”，一无是处的文明存在吗？只知道搜罗或记忆固有文化的糟粕，而不知道发物和光大其精华，难道是一种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吗？何况精华与糟粕本为一个资源，硬性的区分很可能只是出于我们的偏见。无论如何“粹”“粹”互映，“美”“美”相济，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了。以“粹”迎“粹”，以“美”迎“美”，以“善”待“善”，以“真”待“真”，可能才是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文明交融的最根本的要素，就是相互吸取对方的精华。这已为过去世的历史所证明，当然也适合未来世的人类。真善美三者合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粹”。真正的“粹”应该是人人都能欣赏的，也是可以作跨文化交流的，既有普世性的价值预设，又有特殊性的经验内容。一旦僵化封闭，“粹”便不再是“粹”，便会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人类的前途就黯淡无光了。
不过，就我个人来讲，我既不愿意丢掉中国文化的身份，也不愿意放弃乡土文化的认同。更明白地说，我是贵州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多端，我都不愿意丢掉乡土和乡情；我是中国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难以忘记故园或故土。无论中国主流大传统文化或乡土小传统文化，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价值，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粹”，否则便堕入虚无主义的陷阱。“粹”的存在是一客观事实，举世誉之而不增，举世非之而不减，可以通过批判性的反省促使其创造发展，不能武断地窒息扼杀以自断生机。
尽管如此，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实际仍是可以超越的。去年朱厚泽先生访问书院，我们已经有所讨论。今天上午与李泽厚先生座谈时也讲到，民族主义既重要又必须警惕，尤其当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互动结合时更是如此。我们只是有限度的民族主义者，深切地关心自己的民族，既了解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上进的发展动力因素，但又决不为自己的民族所局限，特别要防止民族主义非理性的情绪化冲动，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排他主义或封闭行为，不能容许民族主义视自己为目的而一切价值系统都是手段的激进主义作法，更不赞同极端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将自身民族利益置于其他民族或人类整体利益之上的作法。我们反对一切因自我中心极度膨胀而形成部族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国家主义等霸权话语。其实，中国文化本身就有很重要的超越精神，存在一种立足于自我又不断扩充提升的人文主义理想。比如说，个人和家庭相较，个人就是私，家庭就是公，我们要超越个人，就要关心家庭。家庭和社区相比，家庭就是私，社区就是公，家庭固然重要，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家之外尚有社会的空间，仍需要超越。社区和国家相较，社区就是私，国家就是公，爱国精神从来都是高尚的品质，古往今来都得到了***系统与民间社会的双重肯定。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虽然重要，仍有向上超越的必要，从更广阔的人类视野进行观照，人类才是公，国家民族只是私。马克思就说他是世界的公民，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是为德国写作，而是为人类写作。孔子也既属于中国，更属于整个人类。一旦我们拥有了天地情怀和宇宙情怀，真正体验到了万物一体的深刻奥义，进入了形而上的道境，我们也可说人类是私，宇宙天地是公，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仍有局限，尚有必要走向更广阔的宇宙世界。人完全可以将自己的关怀投向无尽的宇宙，成为宇宙的公民，与无尽的创生力量的宇宙结合，形成永恒的道体。但这并不是取消个体或忽视个体，后者与前者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人类现实存在的有“我”性，决定了道德生活的主体承担者或参与者仍不可能离开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个体仍然是朝向终极目标的始点和终点。家庭、社区、国家、人类社会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环节，关涉人的实存生命的自我体验，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主体性的一切合理联结方式，是履践理想最重要的场域。个体一旦丧失或遗忘，中间环节一旦断裂或阻隔，都有可能引发生命的危机，再宏伟的事业都无从谈起。朝向终极目标的最终归宿仍是实现每一个体的人生价值，真正有意义的个体必然是无限开通敞亮的个体，具有活生生的活动和感受的能爱能恨的生命个体，能够将自己的人心悲愿无限扩充的个体，通过不断超越而获至丰富的精神生命的个体，与其他任何族伴共同踏上迈向生活终极之路的个体。这就是儒家一贯重视的为己之学，修身为本的工夫，既是最贴近自己的学问，离不开反求诸己的自我当下的审思，又足以将人带向广阔无垠的天地，在形而上的源头与宇宙浑然无别地合为一体。《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可说是已有了很好的概括，不必再反反复复地解释。与佛教的自利利他，即首先要净化自己的身心，然后才能净化他人的身心，否则未能自度，焉能度人相较，可说二者都自有其殊胜精彩之处。即使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也必须为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体保留足够的自由空间：即一方面各方发挥民族主义加强整合认同的功能，寻找社会共同体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凝聚力，看到与个人实存生命相关的共同理想主义事业的重要；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每一个体的价值选择和信仰自由，容许各种自由平等的讨论对话和批评，拒绝以任何宏大话语来取代或剥夺个人作为人的存在应享有尊严和权益的作法。可见传统资源既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得以建立的保障，也是超越性精神能够扎根的基础。离开了传统的民族主义只能是苍白和缺乏经验基础的，容易被人当作工具操纵和利用，落入虚无主义的泥沼或陷阱，只有从真实的历史经验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才是深沉豁达或雍容大度的，能够摆脱一切非理性的情绪因素的干扰和控制，儒学能够成为维护人类和平的重要精神力量，从其既肯定又超越民族主义的作法即不难看出。儒学从来都是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对立的，它向往的是“天下一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同体景象。所以如果我们以宇宙主义的情怀来扎扎实实地从事身边的论道讲学（传道授业）工作，能够在生存的境遇中时时处处都与安身立命的真实发生关联，即使是失败者或悲剧人物，亦即主观的愿望最终仍不可避免地要为客观的情势所吞没或永远都在寂寞与孤独的道路上独来独往，我们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三、质疑“西本中用”说
今天上午与李泽厚先生讨论，我对“西体中用”说提出了质疑。学术研讨应该允许“异”，更要鼓励“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才能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思考题域的哲理深化和完善。因此，我想稍作一点补充，请教于各位学者。
李泽厚先生以衣食住行及性健寿娱为体，我对此始终有很深的担忧！我认为这是误用为体，淆体归用，体用错位，因用灭体，实用主义的倾向太浓，容易导致人类不堪设想的灾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求生存、求发展，尚在温饱不足的生产力阶段时，以衣食住行为体当然有其合理性。但物质已经极大丰富，市场的生产超过了消费的需求，消费实际只是奢侈和放纵，所谓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已经布阵降临以后，人会不会顺着自己的自然欲望、生理本能过度地发展，完全生活在物欲、性欲、权力欲之中，只有思想上的退堕，没有精神上的上进，成为纯粹的物质主义的奴隶，拜金主义的狂徒，在物欲的重压下虚耗一生呢?我认为这就很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反省。譬如为了衣食住行，我们可以无限度地开发自然；为了性健寿娱，我们应当无止境地沉溺享乐；为了个人短期暂时的利益，天经地义地就忘掉了人类根本性的长远福祉。具体而言，为了衣食，我们无限度地掠夺自然，榨取资源；为了住行，我们把所有的田庄变成高速公路，地球上盖满了洋房。我们开采砍伐森林，倾倒赃物，破坏江河，污染大气，目的无非是人的自我私益，但却有了“吃饭哲学”的美妙借口，其实却来源于人的巨大欲求动力，代表了工具理性的一脉偏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反省。
我们是否应该回到形而上的根源来重新面对现实，展开各种深度的批判性思考呢？人类的发展是否需要掌握一个衣食住行的适宜的“度”，然而“度”又从何处产生呢？所谓“度”，中国古人的思想世界是有不少讨论的。简单地举一个例子，宋儒讲天理和人欲的关系，便是一个弹性的结构，不是枯死僵硬的概念，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是生活世界应该恰到好处地把握的尺度，恰好构成了生命的一体两面，既非二也不就是一，具有天道性理即体即用的原型来源。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美味者，人欲也。”什么叫“饮食者，天理也”？就是要生存、要发展，要吃，甚至吃好一点，当然是天理，因为它既符合人性求生存发展的大义，也契合天道流行创化的要求。我经常讲，我们点四菜一汤，一个人享用，仍然是天理，符合李泽厚先生“吃饭哲学”的要求。但一个人包一桌酒席，一万块钱一桌酒席，你只能吃一点，胃口有限，其余全都浪费，恐怕就不是天理，违背了天德惜物爱物的要求，远离了人性道德自律的根本，就是“美味者，人欲也”，应该依据天理的原则进行批判了。人要做欲望及其对象的主人，而不能做欲望及其对象的奴隶，儒家不是禁欲主义者，不反对正当欲望所具有的合理性，但也认为人不能受制于欲望而任其一脉偏失，最后自己也沦落为欲望的异化工具。《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道心与人心之间，应该做到执两用中，才能真正显示德化的大用。太多的“物欲”只会变成“物累”，就不能不陷入异化的窘境了。因此，我认为大家固然要讲衣食住行，但仍有必要追问如何才是评判衣食住行合理的度。仅仅以衣食住行为体，是否会遗忘人存在自身的问题，使人在消费的日常平均化生活中，成为庸俗的大众或抽象的“匿名”的个体呢？即便是衣、食、住、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日常“伦用”也有必要将其纳入教义之中，使其成为有意义的合乎天道的衣、食、住、行，而非无意义的违背天道的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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