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以老子与庄子为其代表,有时也加上列子。列子的年代可能早于庄子,但是著作散佚,到了西晋的张湛为其作注,再传于后世。然而,目前所见的《列子》已受魏晋玄学的影响,甚至夹杂了佛教故事。至于思想主旨则是:人生苦短,死后万事皆休,一切皆为气化,不如及时行乐。这种悲观厌世之情,显然有违道家意旨,不必在此深究。

老子有“小国寡民”的观念,庄子也向往“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君主有如高处的树枝,人民有如自在的野鹿。)(〈天地〉),亦即都有“无为而治”的理想。这种理想在汉代初期形成“黄老治术”,与民休养生息。然而,一旦形成治术,落实为“用”,则其原始理想难免打了折扣。道家固然是如此,儒家呢?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儒术”以来,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如果即体言用,注定将会变质走样,那么在未能明体就想致用时,后果不是更加不堪设想了吗?于今之计,我们只能尽力准确把握道家的思想,至于能否应用于生活中,则要看个人的造化了。

今日处于“后现代社会”,对于传统基于理性所建构的价值观(如仁义、礼乐),全都加以质疑,形成“价值归零”的现象。譬如,近十余年来蔚为流行口语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是鲜明的例证。在古代,遭逢天下大乱,个人在社会上怀才不遇,所以一方面明哲保身,同时也培养悟道的智慧,冀求精神上的逍遥无待。在今日,则有民主制度保障人权,自由辐度少有拘限,信息设备又提供了无比开阔的虚拟世界。这真是个“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美丽新世界啊!然而,越是多样的选项,也将使选择越加困难。自由一变而为压力,因为在未能了解“自我”之前,“自由”往往只是任性盲动或恣意盲从的代名词,其后果常为懊恼与悔恨,最后沦于“重复而乏味”的不堪之境。

有一弊,也可能有一利。道家批判社会上的既成规范时,也说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类偏激的话,听起来有些后现代的意味。但是,这种“破”是建立在“让生命在道中安顿”的智慧上的;破小所以立大,要让自我回溯于一个完整而永恒的根源。任性不是自由,盲从更不是自由,只有回归于整体的道中,化解了身心的执着,开启了灵性的力量,以此为自我的真正主体,做到“外化而内不化”,然后才有自由可言。换言之,今日社会的外在自由,正是我们寻求内在自由的最佳契机。后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唯一优势,正是道家思想可以大显身手的新天地。

如果从哲学角度评估道家的得失,则正面的肯定是不言可喻的。西方学者习于以儒家为“伦理学”的宣讲者,我们的辩护是“儒家不仅只有伦理学的成分”;但是要揭示儒家的形上学内含,总是难免多费唇舌而未必有效。至于道家,则自从老子说出了“道可道,非常道”一语之后,学者无不肯定“道”为形上学所欲彰显之本体,因而也对道家另眼相看,视之为极富智慧的哲学立场。

西方哲人观察万物,见其流变生灭,不免提出深刻的质疑:“为何是“有”而非“无”?万物依其本质,皆为有始有终,在始之前及在终之后,本无一物,因此“无”才是万物的真相。现在居然是“有”,着实让人惊讶,而哲学即是“起源于惊讶”,进而探究其真相的一门学问。那么,听听庄子怎么说,他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齐物论〉)意思是:古代的人,他们的知识抵达顶点了。抵达什么样的顶点呢?有些人认为根本不曾有万物存在,这是到了顶点,到了尽头,无法增加一分了。换言之,“未始有物”正是“无”的境界。这个无并非虚无,而是万物的起源与归宿,亦即是道。能够悟道,即是解脱桎梏,随物而化,孕生无穷无尽的美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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