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定、虚静、妙悟

印度的佛教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而且对中国的文艺理

论和美学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丰富的理论宝库中,有一个很重

要的思想,那就是“以禅喻诗”,也就是以禅理来比喻诗理,将佛学引进诗

学。

“禅”是梵文“禅那”(Dhyana)的音译略写,翻译成中文就是“静虑”

的意思。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说:“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

禅那。”佛教史上通常把“禅”与“定”并称。

禅定原是印度各种教派普遍修习的一种活动,在佛教哲学中具有特殊重

要的意义。佛教信徒要想成佛,必须修禅,离此无门,离此无路。佛教教旨,

要开发真智,必须先入禅,把思虑安静下来。好比是在打太极拳或做气功之

前,要先静下思虑来。禅和智互为表里,智无禅不成,禅无智不照。他们认

为佛心并非不可以言传,关键是要禅定,自证三昧,彻见自己的心性。禅定

之中,便可悟出禅机,禅机有不同的相,大体上与诗道相通。

佛教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以“禅”命名的教派——禅宗。禅宗对当时以

及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唐代的诗人,常

常用诗作表达禅心,尤其是山水田园诗,在宁静幽远的自然风景中,寄托诗

人虚静淡泊的情思。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

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已经见出禅心。谢灵运则在山水的

刻划中移进优游自得的意境。他在“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云

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等如出水芙蓉的诗

句中,得到禅定的境界,并体验到大自然的无限性。到了唐代,诗中见禅的

作品更多了,比如大诗人王维,人称“诗佛”,他不仅是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而且诗与画中皆有禅,请看这首《酬张少府》: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这首诗,既有偈颂的通俗质朴,又有着好静思空的禅意。我们前面举到的《题

破山寺》,也是表达了诗人“曲径通幽”之禅心。

正是因为唐代诗人有了丰富的表达禅心的创作实践,到了宋代,才可能

出现“以禅喻诗”的文学理论。苏东坡说出他的经验: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参悟禅机,不仅是诗歌创作中的灵感状态,而且是诗人在漫漫长夜中的无限

乐趣。

佛教的禅定,表现在文学理论中,首先是强调创作主体的“虚静”。比

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受佛教禅定的影响,很是看重创作过程中作家心理状

态的“虚静”,他在着名的《送参寥师》一诗中写道: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参寥是一位僧人,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作品“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

为什么一个“百念已灰冷”的出家人,能写出这么好的诗来?这就与诗僧的

“虚静”之心态有关。正因为诗人的心是“静”的,才得以明了领略自然与

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动”;正因为诗人的心是“空”的,才得以容纳千般气

象万种境界。诗人在这种“空且静”的心理状态下,便能创作出其妙无穷的

诗歌作品。

苏轼的“虚静论”,与佛教的禅定是相通的。佛教的《坛经》说:

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早木丛林,

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

亦复如是。世界虚空.能包含万物色相;世人虚空,能容纳群生万象。可

见苏轼的“虚静论”与佛教的“虚空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文论的“虚静说”,对于作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美学和心理学意

义。

第一,内心虚静有助于艺术家感应外物。这是因为艺术家对外物的感应

和观照,首先必须有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品德。虚静论要求排除狭隘的功利

观点,去欲,去杂念,保持净洁无瑕的审美心胸。艺术创造是一种审美活动,

它不与个人当前的实用功利的目的发生直接的联系,不夹杂个人私欲、私利

的直接考虑,因此它要求创作主体“人品高”,“胸次洒脱”,也就是要“虚

静”。

第二,内心虚静有助于艺术创作的传神。从佛学的观点来看,传神有两

层含义:一是万象是佛的“神明”的产生和体现,因此人们游咏山水,可以

领会佛理。二是由于万象体现了佛的“神明”,所以很美,因此艺术必须传

神。我国传统的艺术,诗文讲传神,实际上是传对象(万事万物)之神和传

主体(艺术家心灵)之神的统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珍品,总是能够揭示

对象的生命意蕴,探索对象内在生动神韵,其中的奥秘,就是由“虚静”而

达到的“传神”。

第三,内心虚静有助于保持高度集中的审美注意。虚静心态的本身,就

是精神高度集中的表现。佛教讲神定,还有儒家讲“专于意,一于心”,道

家讲“涤除玄览”,都是要求精神专注。同样,审美注意也是创造审美意象

不可缺少的心理条件。虚静的心态,要求主体必须有所抑制。从心理学上讲,

抑制是为了更好地诱导兴奋。心理学上的“注意”,就是要使主体排除无关

的心理活动,从而使大脑皮层形成最集中的兴奋中心,加强心理活动的指向

性和集中性。

第四,内心虚静还有助于艺术创作的幻想和想象。大家知道,幻想和想

象,对于艺术创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佛教的“禅定”,是充满了幻想

和想象的。受“禅定”之佛理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的“虚静说”也强调幻

想和想象,创作主体在虚静的心态中,无牵无挂,精神自由,神游于天地万

物之间,也神游于天地万物之外。

另外,与作家心态之虚静相关的,还有环境的虚静。佛教的教旨认为,

环境的虚静有助于内心的虚静,比如佛教徒“禅定”时,就要求与外界隔绝,

以免影响心绪的宁静。文学创作也是一样,在十分喧闹的环境中,是很难进

入最佳写作状态的。清代大文学家况周颐,以生动的笔调,描绘出幽静的环

境对创作活动的影响: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

何世也。……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

虚静的环境,往往使艺本家万缘俱寂,心胸莹然开朗。在这种情况下进

行创作,常常出现最佳的审美心境。

环境的虚静固然重要,但更主要的还是主体内心的虚静。陶渊明说:“结

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使环境并不幽静,

只要主体内心保持虚静,做到了“心远”,也就“地自偏”。可见,虚静的

内心,反过来还可以创作出一个“虚静的环境”。

与佛教“禅定”相关的中国古代文论,最为着名的,除了“虚静说”,

还有“妙悟说”。宋代着名文学理论家严羽他的文艺理论着作《沧浪诗话》

中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可见禅道与诗道的相通之

处是“妙悟”。何为“妙悟”?这“妙悟”有点象文学创作中的灵感,是主

体的豁然贯通,突发性的领悟。佛教教义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之外,虚构了一

个彼岸世界,并认为“此岸”是痛苦的,“彼岸”是极乐的。佛教徒如何才

能到达那极乐的彼岸世界呢?不靠别的,只靠“悟”,只靠禅定之中的妙悟。

严羽将佛学的“妙悟”拿来做他诗学的理论纲领,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诗人的“妙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深入领会前人和他人的诗作,

正如佛教徒须领会佛典一样。具体地说,就是要熟读《楚辞》、李白、杜甫

的“古诗”,并以李、杜为中心,博采盛唐各家,对他们的诗加以理解领会。

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把从汉、魏到唐、宋的诗,广泛阅读,反复揣摸,深入

体会,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当然,熟参前人诗作,只是“妙悟”的内容之一。诗人要想妙悟,更得

有灵气有才情,有一种与书本和道理并不相关的“别才别趣”。这种“别才

别趣”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好比是“空中之

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不过,严羽还是用“言语”描摹了“妙悟”的高妙之处。他认为,“妙

悟”的标志,就是要达到汉魏、盛唐诗的高妙地步,具体说来,有以下五个

标准:

1、气象。就是在风格上有浑然天成气象,有一种艺术整体感,不可寻枝

摘叶,更不可支离破碎;

2、兴趣。就是要有唐诗的抒情、写景的特点,能触物生情,情景交融,

寓理于情,景—情—理相溶无间,兴趣盎然;

3、本色。就是要写出情和景的本来面目,不加雕饰,如清水芙蓉;

4、当行。就是用韵、用典都恰如其分,无刀削斧凿之痕;

5、入神。也就是传神,这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诗之极至”,象

李白、杜甫那样的诗,才称得上“入神”。

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古文论的诸多理

论范畴,都或多或少有着佛学内涵,除了我们上面已经介绍的“虚静论”和

“妙悟论”,还有“神韵论”,“境界论”、“言意论”等等,限于篇幅,

就不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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