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审美研究的新思维

禅宗审美研究的新思维

——评邓绍秋先生《禅宗生态审美研究》∵

易小斌

当今世界,全球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生态审美研究也正逐渐成为中国美学发展的诸多趋势之一。生态审美是运用现代思维方式激活传统文化的重要理论形态。如何激活传统文化，使其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建立一套反映我国文化特点的具有自己话语体系的美学理论的重要工作。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生态美学观点，这不仅表现在大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论着中，也表现在大量的宗教典籍之中。运用生态学观点，挖掘整理这些优秀文化遗产，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理论活力，是生态美学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审美的眼光使我们所拥有的丰厚文化遗产得到新的生长点,而生态审美自身的成长也会因了传统文化的这种生机而得到深厚的根基和充沛的养料。当前学者对儒家、道家的生态审美研究的较多，而对禅宗的生态审美观几乎无人涉猎。最近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灯下学术文丛”之一邓绍秋先生所着《禅宗生态审美研究》正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生态审美建立在对生命的深层理解基础之上,它把审视的焦点集中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产生的生态效应上,首先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生态审美反映了生命与生命间的和谐统一性。生态审美意识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而且是生命的共感与欢歌。生命的共感既体现了生命之间的共通性,也反映出生命之间的共命运感。在这里,审美不是审美主体情感的外化或投射,而是审美主体心灵与审美对象生命价值的融合。它超越了审美主体对自身生命的关爱,也超越了役使自然而为我所用的价值取向的狭隘,从而使审美主体将自身生命与对象的生命世界和谐交融。

宗教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维,文化界的生态平衡离不开宗教。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它自远古神话时代与人性灵性同生以来,始终存在于人世间,成为一种神秘而又巨大的精神力量,其作用具有正负两重性,但正面作用是主导的。宗教的本性是寻找精神寄托,在追求信仰过程中会对科学活动产生激励、启悟作用。对于陶冶人的性情和道德,促进艺术与审美活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的禅宗美学就是一种古典的生态美学，因为它建立在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的基础上。禅宗主张“无我”和“无物”，实际上否定了主客对立，舍弃了现实的我和现实的物，而走向主客一体的超越境界，从而暗含着一种极致的主体间性。它认为佛性即自然，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导向审美境界。禅宗引导人在对自然的审美观赏中体验佛性，使佛性的领悟与审美体验相沟通。因此，禅宗美学带有生态美学的性质。中国古代的禅宗美学为建立现代生态美学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

禅宗讲究本心清净，物我两忘，所以在它看来，“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甚至于穿衣吃饭，皆为佛事；跳水担柴，无非道场，其观照大千世界的精神也是通于审美的。一句话，禅宗是用一种审美态度对待自然、看待世界的。虽然这种审美文化精神不能直接用来进行人与环境的生态营造，但却可以为追求生态环境的审美化境界提供学理、思想层面的深刻启迪，因而对禅宗生态审美的建构也是极有价值，弥足珍视的。邓绍秋先生的《禅宗生态审美研究》，便是这样一种建构。

该着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揭示禅的真谛，描述禅宗生态系统的演变历程；第二，论证禅宗的诗性智慧，即讨论禅宗与审美思想、文艺活动的沟通问题；第三，提出并分析禅宗美学与生态美学的整合问题；第四，从生态美学角度充分挖掘禅宗中的生态审美智慧；第五，比较了禅宗生态审美观与道家、玄学、心学生态观的异同；第六，对西方智慧与禅宗生态审美观进行比较研究；第七，运用生态美学原理对禅宗部分典籍、公案进行了解读，一方面将禅宗生态审美思想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也为读者理解禅宗典籍、公案提供了新的思路。

邓绍秋先生多年从事禅宗美学研究。2000年以来，开始致力禅宗生态美学研究，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已产生一定反响。如《后结构主义与禅宗美学》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国学网、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媒介都作了转载。在新着出版之前，他已有《禅与诗化哲学比较研究》、《道禅生态美学智慧》等专着问世，已在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皮朝纲先生对邓绍秋先生的禅宗美学研究成果作过介绍：说他的“此一研究既回应了现代性的挑战，又对美学建设有着启发意义。”（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2003年第11期）山东大学博导曾繁仁的专着《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中国美学年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对邓绍秋先生的禅宗美学研究成果作了评介。此外，《文艺报》、《美与时代》、《甘肃社会科学》、《书屋》等知名刊物纷纷予以评介。新着《禅宗生态审美研究》是其又一力作。

一部学术着作是否具有价值，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那就是看它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学术着作的出版几乎是泛滥成灾。滥竽充数者有之，陈陈相因者有之，废话连篇者有之。有的所谓学术着作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究其价值，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谓“只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饭是可以吃的。”而邓绍秋先生的《禅宗生态审美研究》确实是一部具有相当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学术专着。

首先，我们来分析其社会价值。从社会价值标准来看，对学术着作的评论需要考察的问题有：第一，选题是否具有时代性，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第二，是否产生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效果；第三，在多大程度上为整个人类和民族的文化积累、文化传播做出了贡献。这三个方面的考察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为相互联系的社会价值体系。

当今，世界范围内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直接威胁并破坏人的生存状态,使人陷于“非审美化”的困境。人类生态环境的失衡，生态危机的加剧，生存质量的下降，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影响所致。怎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呢？正确的答案就是，必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这就是生态价值观。而这种生态价值观恰好是禅宗所提倡的。《禅宗生态审美研究》指出禅宗的明心见性思想，为我们克服生态异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其实也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生态异化的抨击。这对于今天的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建筑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现代工业文明造成“商业化的自然”、“污染化的自然”、“军事化的自然”，这实际上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决定的。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从社会制度入手。禅宗开出的药方则是破除我执和法执，摆脱人类的妄念和烦恼，回归自然自在的境界。∵

《禅宗生态审美研究》对于国内美学界弘扬民族文化，推动美学研究的资源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的转变等事业将作出应有贡献。我国的美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开展是近代的事情,以王国维、蔡元培为开端,主要借鉴西方理论资源,逐步形成西方话语中心。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提出了文艺美学学科问题,才逐步重视我国传统的美学资源的独立意义。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的提出更使我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资源发出新的光彩。众所周知,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倡导一种二元对立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在这一哲学与美学思想中,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人文与自然等两个方面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而我国古代,儒道佛则倡导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致中和”的美学观点。这种原创的哲学和美学资源（当然包括禅宗思想中丰富的生态美学资源）显示出西方学者也予以认可的宝贵价值。这就将逐步改变美学研究中西方话语中心地位的现状,而使我国古代美学资源也成为平等的对话者之一,具有自己的地位。∵

其次，我们来分析其学术价值。学术价值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所必备的科学性和创新性。《禅宗生态审美研究》从生态的角度入手，为禅宗审美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如四川师范大学皮朝纲教授在该着序言中指出：“生态美学学科在我国只有近十年的历史，而将生态美学与禅宗美学结合起来做系统深入研究，乃是做一项发他人之未发的开拓性工作。”∵

这部专着，是从生态美学的角度研究禅宗美学的，它为禅宗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着认为，禅是对自然自在的精神生态的审美观照；禅宗思想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态审美思想，禅宗美学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态美学资源；禅宗思想既是传统美学与当代生态美学沟通的主要纽带，也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对话的重要资源。将生态美学与禅宗美学整合在一起进行系统研究，表明邓绍秋先生在禅宗美学研究方面切入的角度新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见。皮朝纲先生曾提出，中国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其基本特征为体验性，其思想体系是在体验、关注和思考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生存和建构起来的，具有极为鲜明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提出禅宗美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美学，而是对于人生存在的本体论层面的审美之思，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生命美学。而邓绍秋先生将禅宗美学与生态美学整合起来，提出禅宗美学是追求自由自在精神生态的生态美学。其研究成果，无论是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体系，还是对中国当代存在论美学体系都具有启发价值，尤其对禅宗生态审美研究具有开创性，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例如,在论述禅宗自然观的生态美学智慧时,邓绍秋先生指出,禅宗境界的极好地体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佛教禅师十分重视对“境”的领悟,这个领悟包括禅师对自然的态度和反应。禅师从不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不远离自然,他就等于自然本身。自然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归的地方,这就是本来面目。邓先生还指出禅宗并非消极地背对人生,更不是死气沉沉,而是充满勃勃生机和生态美学的智慧。这些看法突破了以往禅学研究方法、结论陈陈相因的弊病。

总之，《禅宗生态审美研究》首次从生态审美的角度对禅宗美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当前生态美学的构建，深化对禅宗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作为一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某些问题似可作更深入的分析。

我们期望作者在这个领域里不断深化研究，取得更新、更多的成果。

（本文发表于《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1期，作者为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扬州大学古代文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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