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法门”百丈怀海·《禅门规式》

“东山法门”百丈怀海·《禅门规式》

黄奎

一、“东山法门”的农禅并重

学术界一般认为，至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禅宗历史才算真正开始，而此前只能算禅宗的史前期。在为後世禅宗所广泛接受的禅宗传法世系中，菩提达摩、惠可、僧璨分别禹禅宗初祖、二祖和三祖。但关於这三人史载或语焉不详，或夹杂传说成分，给治禅宗史者带来困难：不过，经过学者们的艰苦努力，人们对禅宗史前期的轮廓和脉络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史载菩提达摩、惠可、僧璨三人均命途多舛，显然与他们的禅法尚未被佛教其他宗派认可，他们的存在在官方看来尚属非法有关，更何况惠可、僧璨二人还都曾遭遇北周武帝灭佛：仅从这三人的生平和禅法，我们似乎看不出禅宗有什麽光明的前途?禅宗的转机来自於僧璨的弟子道信的问世。

道信（580—661），河内（治今河南沁阳）人，俗姓司马，七岁出家：隋开皇十年（590）赴舒州皖公山（在今安徽省潜县之西）投僧璨，後游化四方。隋大业年间（605—617）正式得到官府允许出家，编籍於吉州（治今江西吉安）的某一寺院：隋末战乱，道信曾到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应道俗所请住於庐山大林寺。唐初武德七年（624）应蕲州（治今湖北蕲州）道俗信徒之请前往江北，在黄梅县西的双峰山立寺传法，直至圆寂，历时近30年。

道信的双峰山僧团最兴盛时有五百多人，“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其中较着名者有荆州法显、常州善伏、玄爽和弘忍等。据《传法宝纪》，道信临终指定弘忍为其法嗣。

据《楞伽师资记》记载，道信着有《菩萨戒法》和《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门》。道信主要依据《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和《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旁依其他大乘经典，提出“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有别佛也”，强调坐禅时“守一”、“看心”，“直须任运”。另据《傅法宝纪》：

（道信）每劝诸门人日：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能如此者，久久堪用，如弥猴取栗中肉吃，坐研取，此人难有。

这裹的“作”引人注意。作者，作务也，劳作也。道信明确地要求门徒，将劳作三五年、解决“得一口食塞饥疮”问题作为“闭门坐”的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作”在“坐”先，既是时间在先，也是逻辑在先。道信以前的菩提达摩、惠可、僧璨等人游化四方，居无定所，主要以乞食为生，似有头陀行风貌，门徒寥寥，故纯生理意义上的生存问题并不突出。而道信收徒傅法之时，适逢隋末战乱兵燹频仍，唐初百废待兴，难民、流民四散奔逃，苦觅安生之所，致使双峰山人气骤涨，庶几也在情理之中。双峰山僧团数百人的生存问题无疑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佛教强调“人身难得”，“有生之本以食为命。假粮粒以资形，托津通以适道”。因此，道信创建双峰山僧团，倡导坐作并重、农禅并举，使禅宗僧众由游方漂泊、衣食无著转向垦荒定居、自食其力，不仅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实体——禅宗，而且客观上也为唐初的社会稳定作出了自己不大不小的贡献，而道信的名言“得一口食塞饥疮”也确乎折射出禅宗初创期箪路蓝缕的真相，并在以後的禅宗丛林中时时引起共鸣和回响。

弘忍（602—675），黄梅人，俗姓周，七岁出家，十二岁师事道信。据《传法宝纪》记载，弘忍“性木讷沉厚，同学颇轻戏之。终默无所对。常勤作役，以体下人”，“画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虽未视诸经论，闻皆心契”。《楞伽师资记》所引玄赜《楞伽人法志》也说弘忍“缄口於是非之场，融心於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调心唯务浑仪”，并“独明其观照”，强调“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

弘忍因其非凡的心契慧根和卓越的作役才干，被道信临终前指定为法嗣。据《传法宝纪》记载，道信灭後，弘忍移锡东山（黄梅县东北），“既受付嘱，令望所归，裾履凑门，日增其倍，十余年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楞伽师资记》也记载，“四方请益，九众师模，虚往实归，月逾千计”。

《楞伽师资记》载，曾有人问弘忍：“学道为何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弘忍答曰：

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後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

弘忍这段关於山居修行的言论，典出《庄子》的“不材之木”说自不待言，但意旨却有很大的不同。《庄子啲“不材之木”说是倡导明哲保身，全生保真，而弘忍表达的似乎是禅宗在初创期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策略。具体说来，“刀斧损斫”虽有菩提达摩、惠可、僧璨等人的命途多舛为例证，但仍难免有违大乘宗旨之嫌。东山法门此时只能采取山居修行的生存模式，实乃禅宗初创期的非法地位使然，而“後乃堪为栋梁之用”的目标默认也说明东山法门仍志在大乘菩萨行，山居修行只是权变善巧的方便法门而已。“论《楞伽经》，玄理通快”的神秀，作为弘忍的高足後来贵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光耀或“回光返照”东山法门，虽然其“屈曲直”遗嘱深藏隐衷、耐人寻味，但其人其事正应验了弘忍的“栋梁之用”悬记，却是不争的事实。後世禅僧先崛起山野、後出人庙堂的“栋梁之用”更是所在多有，令人惊叹。禅宗的特色和生命力恐亦正在於此。

另外，我们也可以将弘忍这段话视为儒道互补的产物。“栖神幽谷，远避嚣尘”，“不被刀斧损斫”，固然不乏小乘自利的底蕴，但更多的显然是一种生存策略或道家退隐思想的表现；而“道树花开，禅林果出”，“长成大物”，“为栋梁之用”，虽然有大乘精进的目标期许，但也不无儒家进取用世的影子。因此，弘忍这段话的主旋律是大器晚成而非大器免成。

弘忍不仅继承、发展了道信的禅法，而且在农禅并举方面也将道信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弘忍所谓“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以山野劳作、“役力以申供养”为背景，不仅对道信的“作为坐先”说有所突破，使“融心於色空之境”的老生常谈获得了新内容，而且初具寄坐禅於日常生活之中的新式坐禅观的雏形，成为尔後慧能的“於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的坐禅观及後世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说的重要先驱。另外，在弘忍关於“栋梁之用”的着名言论中，所谓“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中的“花”和“果”固然有优懵藁ā⒙藓汗啻车姆鸾绦薮窃ㄔ矗嗟目峙禄故抢丛挫逗肴碳捌渖旁谏揭爸兴桌幕洹⒅质髡嗯┦戮椤Ｎ┢淙绱耍绞沟煤肴痰摹岸傲褐谩彼涤幸恢直鹁咭桓竦乃捣透姓倭ΑＥ┮滴拿魇贝撵谛扌兄吩貅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