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士人与“孔门禅”

南迁士人与“孔门禅”

蒙古大军南侵，兵戈连日，烽火遍地，中都的官吏士绅纷纷南迁避难。中岳嵩洛，暂成安然的一隅。仅见于《金史·隐逸传》的人嵩洛者就有杜时升（字进之，霸州儒者）、郝天挺（字晋卿）、薛继先（字曼卿）、高仲振（字正之）、王汝梅（字大用）、辛愿（字敬之）、张潜等人。另外，易州的麻九畴、磁州的赵秉文（字周臣，晚年号“闲闲老人”）、太原的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中都耶律楚材的家眷等等，也移居嵩洛。《析津志》所记中都士人人嵩洛者，有大兴人王师扬（字仲雄，号“闭户先生”）、宛平人赵伯成（字子文，明昌五年经义、词赋两科进士）、大兴人李芳（字执刚，承安二年进士）、幽州人崔遵（字怀祖，大定二十五年进士）、刘文学（字元鼎）等等。

耶律楚材的大哥辨材、二哥善材奉老母杨太夫人，随金宣宗迁汴京。善材的女儿耶律淑卿曾人掖庭，后遁人嵩山为尼，法名了真。楚材在《思亲》诗中写道：“故园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六十余。何日挂冠辞富贵，少林佳处卜新居?”又有《感事》诗：“山寺幽居思少室，梅花归梦绕扬州。萱堂温清十年阙，负米供亲★仲由。”金亡前后，耶律楚材妻梁氏及杨太夫人亡于河南方城。

这样，贞★至金亡的二十年间，在嵩洛汇集了一大批顶尖级的社会精英。

元好问有诗《寄英上人》云：

“世事都销酒半醺，已将度外置纷纭。乍贤乍佞谁为我?同病同忧只有君。白首共伤千里别，青山真得几时分。相思后夜并州月，却为汤休赋碧云。”

这些南迁士人的“同病同忧”，一是为避战乱，背井离乡，家道中衰；二是身为金臣，但政局腐败，报国无门；三是有人投了蒙古，有人未投蒙古，贤佞如何评判，令人困惑。

此时，“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以金臣投奔成吉思汗，被称为“吾图撒合里”（美髯公）；万松也由金章宗的宾客变成了窝阔台的宾客，儒家的“忠”不但不能谈，避之亦惟恐不及。

万松于此背景下乃公开阐扬他的禅法精髓——“显诀”。

这“显诀”是：“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他还说：“湛然居士得此显诀，大会其心，精究入神，尽得其道。世人皆说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国。证之于湛然，正心、修身、家富、国治之明显效果，我的显诀不比《大学》差!”湛然居士曾以此“显诀”敬告他的朋友们，但都不体会，惟有屏山（李纯甫）、闲闲（赵秉文）二居士心照神会。

“闲闲居士”赵秉文（1158～1232年），良臣大儒，著作等身，“自幼及老未尝一日废书”，时人称为“斯文盟主”。

“屏山居士”李纯甫，一代奇才。当时学者雷渊（字希颜，1186～1231年）甚至主张立他为“亚圣”。雷渊认为，李的学说前无古人，卓然自见，不苟同于众人。还有学者认为李纯甫文法庄子、《左传》，词句雄奇简古，可称“当世龙门”。说到他的雄辩之才，更是“问如雨点，答似雷轰”。他的气节，尤为时所重，曰“宁为时所弃，不为时所囚”。他还研究军事，洞悉地理，逆料胜负。然而怀才不遇的李纯甫终于归心万松，游戏禅儒。

此后，以少林寺住持性英为中心的僧俗，李纯甫、赵秉文等士大夫们进一步把万松的“显诀”发展为“孔门禅”。

“孔门”者，儒家孔夫子之门槛，何以会生出“禅”来呢?

这“孔门禅”亦不外时代思惟之产物。全真道的王重阳主张会通儒释道；云门宗的澄徽，也在注解《道德经》；曹洞宗的万松，更是一位“冶五宗为一炉”、“儒释兼备”的人物。

而当此国破家亡，人心动荡之时代，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和理论亦受到了挑战。士大夫们，如李纯甫、性英、福裕、元好问等等，遂从“外佛内儒”，转而为外儒而内佛的形态。

“孔门禅”即脱胎于这一思想文化背景。

李纯甫为少林寺写了一篇《重修面壁庵记》（1220年作，1222年刻石立碑），“孔门禅”的精髓可从此中寻觅。

《重修面壁庵记》首段自叙学儒书经历，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

第二段指出学士、大夫们畏佛典之高深，顶之而不观，目之而不解，却一味攻击佛法为“怪咏”，为“邪淫”；另一方面，佛教各派又各执所见，使佛教大意扫地。只有禅宗的教外别传，似雅乐，如甲第，历代师承剧谈高论，径造佛心。

第三段例举历代高僧、高士们应用禅法精华的专着。

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760～820年）作《华严经疏》六十卷、《华严经随疏演义抄》九十卷；圭峰草堂寺宗密（780～841年）作《圆觉经大疏抄》十三卷；“无尽居士”张商英（字天觉，1043—1121）得之以解《法华》；颍浜苏辙（字子由，1039～1112年）得之以释《老子》……伊川兄弟（程颢、程颐）得之以训《诗》、《书》；东莱（吕祖谦，字伯恭，1137～1181年）得之以议左氏（《左传》）；无垢（张九成，字子韶，1137～1181年）得之以说《论语》、《孟子》。

第四段指出：上述诸家的阐释才使“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即使是狂夫愚妇也可以“立悟”；道冠儒履也能为之解脱。洋洋洒洒的文章也不过是“游戏三昧”!

李纯甫大胆向传统提出挑战，敢言人所未言。《重修面壁庵记》一出，诸儒大哗，群起攻之，斥为异端。这景象正如元好问送给李纯甫的挽幛：“世法拘人虱处挥，忽惊龙跃九天门。”意思是传统束缚下的人就像裤子里的虱子，李纯甫则一跃而出藩篱，使他们惊惶失措。

面对“腐庸呆儒”的攻击，李纯甫写了《新修雪庭西舍记》作答。

批驳他的人提出，你举出的各位人士中，和尚及佞佛者可置而不论，但伊川、东莱、无垢诸位先生视佛、老如仇雠，你却说他们得了佛道，岂不太荒诞吗?

李纯甫笑而应之曰：“诸先生的书尚在，所谓阳济而阴助者多矣，真得祖师扫荡之意。学者疑其云云，是对痴儿不得说梦也!”

他举伊川兄弟的弟子胡寅（字明仲，号仲虎，1098～1156年）为例。胡氏力主排佛，着《崇正论》七十余篇，对破戒僧徒诟骂讥笑无所不至，但他在《读史管见》一书中却历诋诸儒，说荀况正而失之驳；董仲舒粹而失之泥；扬雄潜而失之软；王通懿而失之陋；韩愈达而失之浅，由秦汉至五代，一千三百年间无知道者!唯有老庄之言奥妙，而佛教之理精微，老庄也不可与佛相比拟。

屏山居士最后说：“噫嘻!孔、老复生，不废吾言矣!”

李纯甫的着述还有《楞严外解》、《金刚经别解》及《鸣道集解》等等，从中会三圣人——佛、老子、孔子——“理性之学要，终归指佛祖而已”。

然而，儒学的影响毕竟根深蒂固。蒙古人一旦得了天下也还需儒学来安定天下。所以有人嘲讽地说：“毕竟诸儒板不去。”而这位一度被尊为“亚圣”的李纯甫也落了个“为名教所贬”的结局。

另一方面，“孔门禅”为大批儒士逃避现实设下了台阶，也为儒士投奔蒙古备好了理论说辞，竟至成了不辨忠奸的遮羞布。

如此看来，这“孔门禅”亦不过是士大夫们为金朝灭亡而吟唱的一首挽歌!

“孔门禅”的思想领袖，少林寺住持性英，字粹中，号木庵，生卒不详。他弱冠作举子，后受到博州（今山东省聊城）高仲常的影响，出家为僧，从万松老人淘汰法门。贞★初（1213年）他南渡黄河，居洛西子盖山。时人把他看做是一位“诗僧”。他与三乡（今宜阳县三乡镇）人辛愿、赵宜之、刘景玄，还有1216年南下的元好问，常常聚在一起讨论诗词文章而成为好友。据说，他们都有“一条生铁脊，两片点钢唇”。

下的元好问，常常聚在一起讨论诗词文章而成为好友。据说，他们都有“一条生铁脊，两片点钢唇”。

北方文坛一代宗师元好问，是性英四十多年的好友。元好问有诗云：“不见木庵师，胸中满尘泥。西窗一握手，大笑倾冠巾。”感情之真挚，可以想见。

性英出世后，在龙门西山宝应寺做住持多年。这宝应寺是埋葬唐代禅宗南宗七祖神会大师（684～758年）的地方，寺址今为粮库。从1224年至金亡（1234年）前后，性英为少林寺住持十年左右。

金哀宗时，赵秉文奉命祠太室山（中岳主峰），过少林寺而会见性英。时性英倦于送往迎来，思欲退席，闲闲公作书挽留，书中称赞他“书如东晋名流，诗有晚唐风骨”。

性英后北上大都（今北京），作仰山栖隐寺住持五六年。据记载，1259年时他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