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打坐的禅

不一定打坐的禅

何及

为消费而活着可能使人感到窒息，而禅的清凉，可能帮你走出物欲的沼泽，轻松呼吸。

逃离消费的喧嚣

“1953年美国有一次日本画展，其中有幅画里出现过一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人，手握着一个卷轴，立在山中的一个高岩上，这就是寒山。”美国诗人斯奈德在他的一本诗集的序言中写道。斯奈德第一次见到寒山子画像的时候，感到他酷极了。这个疏离社会、遁形山林的癫僧形象，启发了苦闷的斯奈德。

战后的西方社会，工业“理性”遇到了麻烦，而施耐德是个诗人。着名批评家Lytton∵Strachey认为，理性主义使希腊诗歌最终形成格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则由意象形成一个无穷的开端。这种通向无穷世界的“开端”，令诗人斯奈德欣喜，并因此渡海到日本学习禅宗，回国之后长期隐居在内华达山林，在农林生活中参禅。

在战后西方的青年群体中，对禅宗发生兴趣的不只是施耐德一个人。那时美国蒸蒸日上，大部分美国人的美国梦并没有破产，但冷战和核危机令人战栗，中产阶级的子弟开始唾弃父母的生活。克鲁亚克小说《达摩流浪者》的主人公贾菲视中产阶级千篇一律、循规蹈矩的生活为“在白色的瓷砖马桶上拉大便”。克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描述迷恋禅宗的贾菲所实践的人生——“泡泡妞、做做学问、同时享受生活”。

禅宗似乎在西方的非主流艺术中神秘而美好，美国现代音乐家约翰·凯奇（JohnCage）在哥伦比亚大学听了日本禅宗学者铃木大拙的课，便开始搞禅宗音乐；“地下丝绒”乐队的主唱，娄·里德在上世纪60年代把先锋音乐融入摇滚，2007年，该老兄归隐了中国的禅宗。

华中师范大学东方美学教授、《禅悦如风》一书的作者邱紫华认为，“美国的垮掉一代追捧东方禅宗，正是对工业消费主义的反抗，其中的叛逆和狂欢意识，对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诉求，有点类似于中国今天大众文化流行的恶搞、山寨文化等，都是对价值多元化的诉求。”

在蒸蒸日上的消费主义时代，克鲁亚克：宣布“不为消费而活着!”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宣言，而彼时的纽约热气腾腾、喧嚣混乱、声色犬马、生龙活虎，各路商业骗子和梦想家令超级大都会昼夜通明，印钞机哗哗作响，梦露正在夭折，麦当娜刚刚出生，布鲁克林衣衫槛褛，放诞怪异。

年轻的诗人艾伦·金斯堡坚信他上了资本家的圈套，他的《我的黎明骊歌》写道：“我已经浪费了五年光阴／在曼哈顿／生命凋零／才气耗尽……我二十几岁的青春／在市场待价而沽／在办公室里昏厥／在打字机上痛哭……沉郁地劳作五年／从二十二到二十七岁／银行里没有一毛钱／值得一看。”相信2009年的穷忙族看到这首小诗，都会心有戚戚。

大约在六年以前，中国大陆尚没有出版《达摩流浪者》，然而神经敏感的文艺青年，早已纷纷罢课或辞职去***、不丹、巴基斯坦或尼泊尔流浪。当这些首如飞蓬、目光炯炯的家伙回到北京，在各种酒吧和夜生活场所模拟藏族喉音、大谈月光下的梅里雪山时，正面遭遇资本和消费洪流的青年们，把来自大洋彼岸的“背包革命”理解为再次“轮回”到中国的禅学。

坚持素食、闲时打坐、不穿五十块钱以上的衣服，并且积极地去环保、支教、加入各种志愿者组织，对于刚靠血拼过上好日子的青年们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拉萨和丽江的诱惑越来越大。也许是出于对克鲁亚克《荒凉天使》的模仿，我的一个朋友坚决地离职去了川藏之间的一座村庄，并在据说很高的地方生活了一年。

愉悦的风

告别60年代之后，德里达在法国“去中心”，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高行健在巴黎用禅宗剧、水墨画赢得名声，但很多人还是难以将放浪形骸、颠沛流离的垮掉分子以及吵闹的摇滚与禅宗联系起来。在文化学者汤姆斯·默顿看来，流行于西方社会的、带有道德放任色彩的禅，不过是象征了人们在机械所窒息的世界中要恢复自性的迫切需要。

“一种思想能被一个民族接受，是因为它有这种需要。”邱紫华教授说，“比如在中国，自达摩祖师开始，禅宗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是因为它与儒、道思想有很多契台点。比如大乘的普度众生意识，比如对‘适度’的理解。”

“禅”（禅那）本义指“静虑”以证悟本自心性，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说；“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这就很好理解中国为何会成为禅宗最好的土壤——铃木大拙认为，中国本土的禅宗，在印度是没有的。无论是“人闲桂花落”、还是“独钓寒江雪”，都是在寂静和大孤独中求得自性。

我曾经问过几个习禅的青年，为什么对禅宗产生兴趣?他们的回答，也许可以用斯奈德的两句诗概括：“唯一可信赖的／是库拉卡克山上的雪”，“但唯一的一点希望／仍是库拉卡克山上的雪”。“唯一可信赖的”不再是银行里的存款、伫立在北京四环边上的商住房，乃至朋友和情人，人们迫切需要找到“唯一可信赖的”。

2006年，王朔出版了他呓语般的《我的千岁寒》，并料定一般人读不懂。2006年还在怒砸采访车的窦唯，用“不一定”来表达他理解的迷离世界、痛苦和纷扰。在《黑梦》、《幻听》和《江河水》之后，窦唯的“不一定”甚至变得十分寂寞，却未必是近年来白领青年中流行的、用来减压的禅宗音乐。许巍在得到玄奘故事启发之后吟唱的《蓝莲花》，也许更适合“在办公室里昏厥”的穷忙族一解心中烦恼——它似乎还有一种执着，但许巍的游移和执拗渐渐转向了明性的温和。

达摩自西方来，又一苇渡江而去，留下“南能北秀”，参禅行为展开了“精英”与“大众”的竞争，而恰是北秀的渐悟，使禅宗迅速大众化，渗透在达官贵人和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从道信、弘忍两代开始，禅师门开始农禅合一，在丛林道场里播种、除草、挑水、劈柴洗米，在自给自足的劳动中参禅。今天，劳动作为一种伦理美德，业已被赢利型经济所鄙弃。但两年来，我陆续听到有人逃离城市，去乡野里去务农参禅。让植物自在生长，让麻雀做麻雀该做的，青蛙做青蛙该做的，用泥土来治疗失眠、多梦、盗汗和痉挛——这就是“生活禅”。

都市里的生活禅，正在与此呼应，吃饭八成饱，素食、节俭、环保、捐赠、爱山水。如果可能的话，被车马喧嚣和工作搞晕了头的青年白领们会去某个寺庙——比如河北赵县的柏林寺“出家”一个月去体验“禅悦”。安顿心灵逐渐成为一件大事，禅宗也几乎被当作解救精神的大补汤。据说，在许多白领的阳台上，一杯清茶也是为禅而准备的——禅不远人。

万象与空性

对理性主义的质疑与突破，使西方世界将哲学的目光投向东方。盛行于当代西方社会的相对主义，正是西方传统哲学走向困境后的重大突破。文化相对主义成为后现代多元文化的哲学依据，后现代文化表现为去中心、多元、破碎、颠覆、边际模糊等。拼贴带来新的艺术奇观，沃霍尔玻璃粉鞋可能纵容易装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相对主义，使草裙舞和电玩呈现在同一个广场上。后现代精神对一元中心和文化霸权的反抗，使嬉皮与雅皮、玩世与庄严、杰克逊与李小龙共存。

邱紫华教授认为，中国禅宗思想与后现代哲学有许多契合之处。“后现代哲学认为，学科之间无边界，男女之间无疆界，文化之间无边界，从哲学上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世界对异端的接纳和包容，理解所谓的拼贴、颠覆、恶搞、混搭，理解蒙娜丽莎的胡子和李宇春式的中性美。

包容令世界绚丽多彩，而贪欲使人执迷和烦恼，使人性迷茫、堕落。“中国的禅宗并不限制人的正常欲望，但是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邱紫华说，“当代物欲横流的社会，惟利是图、放纵欲望的价值观盛行，因此才会出现‘三鹿奶粉’，这样无视老百姓生命健康的恶行，禅宗提醒人们适当地节制自己的欲望，并用禅理解释这一切，而不是简单地分别对错或善恶。”

打坐未必能真的悟禅，不打坐未必就不能参禅。禅宗不立文字，不拘形式，使参禅降低了社会身份和阶层的门槛，易于在平民中传播，慧能祖师就是不识字的农民。宋代以前，禅宗思想在士大夫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禅宗由此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宋代以后，禅宗思想逐渐深入平民百姓的日常世界，生活处处显示禅的机智。中国老百姓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将禅宗看成思维乐趣，用禅理来解释生活现象。

很久以前，康熙在镇江金山寺，面对江面过往的难以尽数的船只问香馨禅师，江上一共有多少船?香馨禅师伸出两个手指说，两只。康熙追问：“一眼望去，江船何止百条、千条!怎么能说只有两条?”“一条为名来，一条因利去。”香馨禅师说。

无论前往山林、乡村，或静坐在阳台促狭的空间里，禅的智慧会告诉我们，喧嚣的万象中，唯有一种东西可以使你缓缓放下，复归内心的宁静。

出自:∵《世界博览·中国卷∵》∵2009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