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圆尔辩圆的入宋求法及其对日本禅宗的贡献与影响

日僧圆尔辩圆的入宋求法及其对日本禅宗的贡献与影响

法缘

圆尔辩圆（1202—1280），俗姓平，日本骏河（今静冈县）人。日本临济宗着名禅僧、京都东福寺开山祖师。曾于嘉祯元年（1235）入宋求法，回国后对日本佛教及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日本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然而对于这位在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禅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国内外对于他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学者们似乎比较热衷于对荣西（1141—1215）和道元（1200—1253）等禅师的研究。为什么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不多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圆尔辩圆所传的是兼修禅，已经不是宋朝本来的禅宗，所以也没能给予他在日本佛教史上应有的地位[1]。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即拟就圆尔辩圆对日本佛教文化的贡献与影响作一探讨，目的在于说明圆尔辩圆在日本禅宗发展史乃至佛教与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本文还欲说明圆尔辩圆入宋求法的重大意义，及其对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交往，始于公元1世纪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而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公元6世纪左右就展开了。到了中国唐朝的时候，日本从舒明天皇二年（63）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先后向唐朝派出遣唐使达十六次之多[2]，可谓是达到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高峰。之后，由于中国唐朝末期至五代，战乱纷纷，日本废止了遣唐使，两国之间虽没有正式的官方使臣往来，但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中日两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仍没有中断。

直到南宋时期，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由僧人主导，在非官方、非正式的交往下，继唐朝之后再次达到高峰。南宋时期，中国禅宗盛行，大量日僧入宋于中国江浙一带参访名师，学佛参禅。同时中国也有一些高僧应邀赴日弘法，以这些僧侣为桥梁，中日两国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共同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热潮。圆尔辩圆就是南宋时期到中国求法的日僧之一。他于嘉祯元年（1235）入宋求法，在中国江浙一带遍参名师，最后入杭州径山寺参临济宗杨岐派高僧无准师范（1178—1249），终得印可，嗣其禅法。

圆尔辩圆在宋六年，于宋淳佑元年（1241）回国，之后在日本佛教界一直都非常的活跃。不仅历任日本当时各名川大刹的住持，还赢得了朝野当权者、公卿贵族、广大僧俗的拥护和信赖，纷纷皈依其门下。圆尔辩圆及其弟子们以东福寺为中心，首先将临济宗杨岐派传入日本并加以倡导，成为日本临济宗杨岐派的始祖，继荣西之后，促进了临济宗在日本的确立。除了传禅之外，圆尔辩圆还被称为“日本宋学传入的第一人”[3]，在日本积极传播宋学。他将宋朝的茶及茶礼、诗文、书法、绘画、寺院建筑、碾茶以及面粉、面条的制作方法等传入日本。他对宋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得宋代先进灿烂的思想文化，成为后世日本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为后世日本五山文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圆尔辩圆对日本佛教及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贡献，他在日本宗教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因此，他在日本禅宗发展史乃至佛教、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南宋求法日僧与江浙佛教丛林

南宋时，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大量的日僧乘商船之便入宋，犹如一股潮水。那么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入宋？他们入宋的目的是什么？入宋之后他们又是去哪些地方，在哪些场所活动呢？圆尔辩圆和他们入宋的目的以及活动的场所相同吗？下面将探讨这些问题。

1、日僧入宋求法的目的

中国的宋代，包括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立国三百二十年。北宋建都开封，后来受到辽金异族的侵入和攻击，被迫南迁，以当时的临安（今杭州）为都城，建立了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政权。中国的北宋，大抵相当于日本平安朝的藤原氏全盛时期，南宋则相当于日本的镰仓时代。

在中国北宋时代，日本的对外贸易相对于前朝来说，似乎有衰退的倾向，因为当时的日本采取了禁止本国人私自到海外去等锁国政策，因此在海上往来的商船只是宋船而已。所以可以说在北宋的时候，中日的对外贸易是以中方单方面的而已。尽管如此，此时中日的佛教文化交流仍然在持续，仍然有日本僧人随宋商船来中国，只是为数不多。这个时候入宋僧名留史册的只有：奝然、成算、寂照、念救、绍良、成寻、赖源等二十几位僧人。[4]

但是到了南宋，中日之间的交往就变得频繁了起来。中国的南宋虽偏安江南，但很注重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和交通，因此对外贸易比北宋更为兴盛，经济上也更为繁荣和发达。此时的日本方面，政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藤原氏被武士阶级所取代，因此日本武士阶级开始掌控政权。第一位执权的日本武士是平清盛（1118—1181），他非常支持和奖励日宋的贸易，在他任政的时候积极发展日宋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解除了日商不准出国贸易的禁令，为了促进日宋贸易，他还在摄津的福原修建别墅，修筑兵库府，开通音户的濑户，从此宋商船可以直接进入濑户内海停靠兵库港，而不仅只限于太宰府一地。他对宋商还特别优待，让他们去福原别墅，特别邀请后白河法皇（1053—1129）濒临，这都是想要繁荣和扩大对宋的贸易。

在平清氏之后执政的源赖氏（1147—1199），和平氏一样，都热衷于对宋贸易，于是日宋之间商船的往来日益频繁起来。这也给两国僧人之间的往来提供了便利，僧侣可以随船往来于日宋之间，因此随着日宋之间商船往来的频繁，中日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在以僧人为主导下，开始走向继唐朝之后的第二次高峰。在这一时期有中国应邀去日本弘法的如兰溪道隆（1213—1278)、兀庵普宁（1199—1276）、大休正念等20多名中国僧人[5]。但更多的是，这一时期大量的日僧入宋，据木宫泰彦先生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南宋时代的入宋僧一览表”所记载，当时入宋的日僧达109人[6]，而且他们之中有的竟来回达二、三次的，如重源、荣西和净业（1187—1259）等僧人。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南宋时候有这么多的僧人不顾冒鲸波之险热衷于入宋呢？他们入宋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应该说南宋时候的入宋日僧，他们应该不同于北宋如奝然、寂照、成寻等人入宋，只停留在对中国的佛教圣地如五台山、普陀山、天台山等名胜古迹的朝拜，以寻求达到灭罪和解脱的程度上[7]。南宋时的入宋日僧，他们大批入宋主要是为了求法而来，而且多数是为了求禅法而来。

因为在中国南宋的时候禅宗特别的盛行，正如铃木大拙先生所说，中国禅宗“发达于唐代而繁荣于宋代”[8]。的确中国禅宗，历经五代、北宋以后却日益昌盛起来，到了南宋已达到烂熟的时期，禅宗在南宋成为佛教的主流，并几乎成了佛教的代名词。因此禅宗便成为入宋日僧学习的首选目标，这乃是当时必然的趋势。圆尔辩圆的入宋，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求禅法，如《圣一国师年谱》中说：“某甲（圆尔辩圆）猥承慈接，亲闻显密二宗，不为无得，是故已登传灯大阿阇梨位，然教外宗旨未颁厥旨，此夙缘稍差尔，愿欲往宋，访寻知识。”[9]

圆尔辩圆于嘉祯元年（1235）入宋求法，遍参知识，最终得法于临济宗杨岐派无准师范门下。像圆尔辩圆这样为了入宋求禅法的日僧非常之多，如道元、法心、神子荣尊、祖元、湛慧等就都是为了学习禅宗入宋的，如此一类的日僧占了南宋时期入宋求法的绝大部分[10]。

当然大批日僧为了学禅而入宋求法，但也有一小部分是为了传习律宗而入宋的日僧。日本的律宗自唐代鉴真传入，曾盛极一时。但到了平安时期则呈现衰落，戒律教仪几乎荒废，甚至这个宗派都几乎要失传了。为了振兴律仪，有的日僧便入宋学习戒律，如俊芿（1187—1259）∵“以大小律范，未尽其要，须入中华抉择所疑”[11]，而携弟子安秀、长贺入宋从明州（今宁波）景福寺如庵乃至温州广德律师习律，于嘉定四年（1211）携同经律章疏两千余卷，回国于京都开创泉涌寺，大弘律宗。法忍净业曾两度入宋习律，之后于京都创戒光寺，和泉涌寺并称为二大律刹，教化甚光[12]。之后他们的弟子及西大寺成愿觉如、东大寺戒坛院之真照、禅心等相继入宋[13]，目的也在于访问戒德，寻求律籍，回国传习戒律。不过为习律而入宋的日僧在当时不多。

日僧入宋除了是为学习佛教的禅宗、戒律之外，事实上他们似乎还有兼习南宋繁荣、发达的文化、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以文化来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在南宋时期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宋明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经张载、程颢、程颐到南宋朱熹而集大成，故又称朱程理学，日本将之称为宋学。宋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本土哲学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到了又一高峰。铃木大拙则认为“宋学是中国人心理的精华”[14]。这种新儒学与以往旧儒学相比，重点已不放在形而上的繁琐的训诂诠释上，而是着重探讨心性与宇宙的关系、论证理气、性德等问题。因此吸收了大量佛教华严宗、禅宗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论及万物化生论，将儒家思想哲学化，因而与禅宗在很多方面有着相同之处，所以宋代中国很多禅僧大多兼习禅儒，如契嵩（1007—1072）、大慧宗杲（1089—1163）及其法脉的虎丘禅系痴绝道冲（1169—1250）、无准师范等人都有很深的儒学修养，他们都主张佛儒并重[15]，因此在传播禅宗的时候，也往往不忘传播当时流行的宋学，因此使得宋学在这一时期其势力更加如日中天，非常之兴盛。入宋求法的日僧自然也受到宋学的熏陶，他们在学禅之余，也兼学宋学。这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的：“为了学禅而前往中国的日本僧也是如此，他们的行囊，除了禅典之外，全被儒道两教的书籍所填满。”[16]很形象的说明了当时日僧入宋既学禅又学宋学的现象。

除了学习宋学之外，南宋的诗文、书法、绘画、建筑等各个方面也有兼学，他们似乎是效法遣唐使大规模吸收唐代文化那样，也将璀璨的宋文化全面移植回日本，圆尔辩圆就是这样的日僧。他几乎是全面的学习宋文化，所以回国后不仅传播禅宗，还传播宋学，并将宋朝的茶及茶礼、诗文、书法、绘画、寺院的建筑、碾茶以及面粉、面条的制作等也传入了日本，对日本的佛教及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日僧入宋求法的场所

南宋时期大量日僧入宋，他们所到的地方主要是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是因为江北广大领土都被金人所占领，因此这些日僧不能北上去五台山、洛阳、长安等名刹参访。另外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江南地区是日宋往来贸易的主要场所，特别是明州、台州、杭州属于中日交通之门户，日僧入宋多半是在这些地方登陆，尤其是明州，素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如果从日本的博多或者平户港出发，横渡中国海，就可以直接到达南宋的明州，这之间所需的时间只有十来天，在当时来说这是一条从日本到中国最简便和快速的捷径，耗时最少。因此当时很多日僧就是通过这条路线到达宋地。圆尔辩圆就是如此，在《荣尊和尚年谱》中就说：“师（荣***）岁四十一，与辩圆相共商船，出平户，经十昼夜，直到大宋明州。”[17]而且从明州到杭州、台州等江南其它地方路途都不是很遥远，更何况当时江南的名刹也较多集中在明州、杭州等地，所以入宋之日僧多就近在以明州和杭州等中日交通之门户为中心的江南丛林参访名师。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大部分入宋日僧目的都是为了学习禅宗，而禅宗名刹几乎也都在江南地区。

中国宋代诸帝王除了宋徽宗曾一度崇信道教之外，其余诸帝大多皆崇信佛教。宋室南度后，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随之南移。江南的寺院在宋朝***的大力扶植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南宋末年吴自牧所着《梦梁录》所记载，南宋时期仅杭州一地大小的寺院就多达四百八十余所[18]，因此杭州有所谓“东南佛国”之称，寺院非常的兴盛。当时江南地方的很多寺院在继吴越王钱镠皈依禅宗之后，多改为禅寺。经北宋而至南宋，江南禅寺特别兴盛。到了南宋宁宗的时候，经卫王史弥远（1164—1233）的奏请，将江南的禅寺规定等级，建立了所谓“五山十刹”制[19]，以五山位在所有禅院之上，十刹之寺格次于五山。此制是依据封建社会官僚等级和晋升制度建立起来的官寺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把官寺分为五山、十刹、诸山（甲刹）三个等级。禅僧要经历从诸山甲刹至十刹的较低的等级之后，才能到五山担任住持。

据此，当时禅院的五山是：

第一、径山∵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寺

第二、灵隐∵临安府∵景德灵隐禅寺

第三、天童∵明州∵太白山景德禅寺

第四、净慈∵临安府∵报恩光孝禅寺

第五、育王∵明州∵育王山广利禅寺

十刹是：

第一、中竺∵临安府∵天宁万寿永祚禅寺

第二、道场∵湖州（浙江湖州）乌程县∵护圣万岁禅寺

第三、将山∵建康（南京）上元县∵太平兴国禅寺（后改名为灵古寺）

第四、万寿∵平江府（苏州）∵报恩光孝禅寺

第五、雪窦∵明州∵资圣禅寺

第六、江心∵瑞安府（浙江温州）永嘉县∵龙翔禅寺

第七、雪峰∵福州（福建福州）候官县∵崇圣寺

第八、双林∵骛州（浙江金华）金华县∵宝林禅寺

第九、虎丘∵平江府∵云岩禅寺

第十、国清∵台州（浙江台州）天台县∵教忠禅寺[20]

相传此五山十刹，乃仿效印度释迦在世时所住过的鹿苑、祇园、竹林、大林、那烂陀等五精舍，以及释迦示现入灭的顶塔、牙塔、齿塔、发塔、爪塔、衣塔、钵塔、锡塔、瓶塔、盥塔等十塔而列定的。

宋代的禅院五山十刹，享有免税等特权，其住持由官方派任，寺院的建筑雄伟，规模宏大。除了禅宗的五山十刹之外，江南还有教院的五山十刹：临安府的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瑞安府的能仁寺、明州的白莲教寺等，称为教院五山。而临安府的集庆、演福、普福，湖州的慈感，明州的宝陀，绍兴府的湖心，平江府的大善、北寺，松江府（明州鄞县）的延庆，建康府的瓦棺，称为教院十刹[21]。

这一时期的入宋僧，凡属于入宋学习戒律的，多访问于教院的五山十刹，如俊芿就曾去临安府的下天竺参访过[22]，其弟子闻阳湛海曾在明州的白莲教寺寄居多年[23]。而凡是为了学习禅宗而入宋的，都寻访禅院的五山十刹，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所居。在当时虽说有禅院或教院的五山十刹，但入宋僧所到的也只是处于中日交通门户的明州及台州、杭州等地的寺院参访，距离稍远的瑞安府、福州、苏州和南京等地的寺院，去的人还是较少[24]。

在禅院的五山十刹中，求法日僧去的比较多的是位于明州的育王山广利禅寺和天童太白山景德禅寺，以及位于杭州的景德灵隐禅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又名南山净慈寺）、西湖上、中、下三天竺，还有位于浙江省天台县的天台教忠禅寺。如荣西、道元、圆尔辨圆、樵谷惟仙、约翁德俭、无关普门、无象静照、南浦绍明、彻通义介大多数都曾游历参访过这些寺院[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