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武僧在沪抗倭

少林武僧在沪抗倭

朱少伟

少林武僧除暴安良的传说颇多，但他们当年在上海抗击倭寇（即日本海盗）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笔者近赴河南登封少林寺游览时，在那里看到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刻的《登封县帖》，其中说：“先年，上司调遣寺僧随征……倭寇等，阵亡数僧。”这是指明代后期海防松弛，倭寇频繁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并不断侵袭江南地区,在来不及调集中央军队的情况下，只好临时征召地方武装助战,少林武僧毅然奔赴前线杀敌。至于他们应募的经过，《明诗综》提及：万表“累官都督同知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曾“远结少林寺僧”,获悉“倭猝犯”，便“募月空等十八僧”;《江南经略·勒功三誓》则谓：“癸丑之春，倭寇初至,世际久熙,无兵可御。操江都御史蔡公命少林僧天员领僧兵殄灭之。”

对少林武僧在上海抗击倭寇的情况，好些古籍均有记载。明代李绍文的《云间杂识》称：“嘉靖癸丑，倭初至上海，屯下沙镇”，“僧兵百余人，其首号月空，次号自然，傍贼结营。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棒击碎敌首，于是贼气沮”。《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详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的“翁家港之战”：“僧兵为前哨。初八日，至新场镇。次日，至南汇嘴中后所扎营。初十日，遣骑兵往六团巡哨，闻有贼百余人在焉。奋力追击，贼惧而逸”，“天员乃引兵南还。至一团之翁家巷遇敌”，“贼酋四十人，俱衣绿，排为一字形当其先，余六十人俱衣绯列于左右，各持兵笼”，“长枪手奋勇前戮，贼舞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而进，从隙钩贼之足，箭手发射，铁棍随钩枪而进，击死钩倒之贼”；“僧兵临战，暗约以靛青涂面，贼见青脸，红布蒙头，疑为神兵，胆已唬落”,“天员引骑兵绕出贼后”，“围贼于中。贼大败”。《吴淞甲乙倭变志》提及：“贼队有巨人穿红衣舞刀而来，领兵僧月空和尚遍视诸僧，皆失色。独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动，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铁棍一筑跃过红衣倭左，随一棍落，其一刀贼复滚转。又跃过红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应手毙矣。”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谓：“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寇”，“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清代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云：“山东应募少林僧，叶榭江湾敌队乘。七尺棍长卅斤重，战场陷阵勇先登。”《松江县志》载：“倭寇从上海解围逃窜至松江时，兵备任环率乡兵及少林僧兵追至叶榭马家浜，打了个胜仗，斩获颇多；又继续追击到五里塘和习家坟，连打3个胜仗。”《卢湾区志》载：“明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554年2月19日），倭舟7艘突入吴淞江，败崇明水师，登岸攻上海，海防佥事董邦政扼城固守，倭寇不能入。二月初四（3月7日）兵备佥事任环率兵300及少林僧88人来援，败寇于叶榭，后沿江进袭，与率师航海赶来的浙江参将卢镗合力围剿，大败倭寇于五里桥。”从这些叙述中，可以了解少林武僧是怎样英勇作战的。

少林武僧为消除上海地区的倭患，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正如《江南经略·勒功三誓》中所说：“天员一战于翁家港，再战于白沙滩，倭贼二百五十余人，斩刈无遗。自时厥后，我民方知倭为可敌。而兵气渐奋，捷音渐多，实天员一战有以倡之也。其安中国之神气，功岂小哉？”诚然，当时“僧兵”的来源并不局限于少林寺,所以《明史·兵志》言明:“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由于领兵的将帅不识地形和指挥失当，也曾使少林武僧误中敌计，造成伤亡。据《明文海·僧舍利碑铭记》记录，最早战死的是了心、彻堂、一峰、真元等4人。在景色宜人的沪郊佘山顶巅，依然保存着少林武僧灵塔的构件遗物，有关部门已经对它们采取了保护措施。

现今,在上海民间不仅仍流传着少林武僧抗击倭寇的故事,而且还有抗倭遗迹可寻。如来到南汇周浦镇城隍街，很多老人能指出“御敌楼”旧址,据清光绪《南汇县志》载：这是“明赵文华御倭寇时建”，用以“望敌”。驻足于此,就会使人想起昔日少林武僧与地方军民并肩战斗的情景……。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