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一味——禅林谈艺录之四

茶禅一味——禅林谈艺录之四

作者：孙宗文

人们喜爱饮茶，这不仅是一种待客之道，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因为煮茶的习惯、方法和使用的茶具的不同，在民间从泡茶到饮茶甚至形成了各样格式化的方法。特别是东邻日本，自从我国传去茶种、煮茶方法之后，发展成今日的茶道，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并产生了各种流派。在日本后世茶道有“茶禅一味”的说法，原来考之历史，饮茶的风气首先是流行于禅僧之间的，后来才逐渐普及到一般人士，茶禅一味深深地道出了茶和禅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禅宗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重在禅和定。坐而修禅为其不二法门，故禅刹都有坐禅堂。坐禅务于不寐，这样禅僧与茶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说：

开元中，泰山有降魔大师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按茶字本作“荼”，是植物中的常绿灌木，高五、六尺，秋天开白花，实三角形，盛产于我国江淮以南诸省；其叶可烹作饮料，早采的称茶，晚采的称茗。依照文献记载，茶最早是用作药料的，至于用它当作饮料，约在南北朝时代，《洛阳伽蓝记》中所提到的杨元慎口含水噀（音迅Xun，喷水）陈庆之说：“菰稗作饭，茗饮作浆”（卷二景宁寺）；以及北魏孝文帝元宏对王肃说：“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卷三正觉寺）的茗饮，均指南朝人喝茶的生活方式。至唐代陆羽《茶经》问世，喝茶方式又予提高，仅茶具一项此书所载就达二十四种。上引《封氏闻见记》中的“挟”，就是《茶经》中所列的一种“夹，用小青竹为之以炙茶”，也称“竹荚”。后来传到日本，经过改进称之“茶筅”（用竹所制，像一个刷子模样的茶具，把茶汤搅拌至起泡沫，然后献给客人）。

饮茶可以“止渴，令人不眠”（《本草》），同时又可以消食。禅僧的饮茶，目的不外前者。又茶树先植之南方，故饮茶亦先行于南方，而后行于北方，其与禅宗之学又适为桴鼓相应。

据《唐书》记载，大中年间（847～860）东都（今河南洛阳市）进一僧，年已一百三十岁。宣宗李忱问他服何药得此长寿？僧答：“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惟嗜茶”。因赐名茶五十筋，命居保寿寺，并命名饮茶之所为“茶寮”，这是我国禅宗寺院茶寮一名的来源。甚至社会上也有称茶瓢为“茶僧”的，据方岳《茶僧赋序》上说：“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余为之赋”（见《辞源》本条）。可知寺院饮茶之风，对社会影响之大。

禅宗于南朝梁武帝时代传入我国，但在社会上正式建立禅寺的时间则很晚。在此之前，我国只有律寺和教寺。律寺是律宗的寺院，以戒律为主，故多建有戒坛或戒堂。至于教寺后称讲寺，是天台、华严、净土、法相诸宗的寺院，以讲经说法为主，故多建有讲堂或法堂。禅宗初来时的禅僧居处，极为简陋，有的仅寄居律寺。待禅宗传到百丈怀海禅师时，始立禅居之法，禅居即禅宗寺院的前身。怀海创建禅居之法，时在唐德宗李适至宪宗李纯执政时期（780～820）。因为怀海在洪州（江西）百丈山时，禅客云集，由于实际的需要定出禅居之法，称为“百丈清规”。宋人杨亿撰《古清规序》说：

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列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乃曰：佛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耶？……于是创意，别立禅居。

文中所云的少室是地名，即河南嵩岳之别峰，北魏孝文帝元宏曾为天竺僧佛陀禅师在此立少林寺。后来菩提达摩到洛阳，时在孝明帝正光二年（521），于此寺面壁静坐九年。所以到宋徽宗宣和七年时（1125）建立了初祖庵以资纪念。按我国佛教界为某一宗的开创初祖建立专庵的，过去并不多，因此初祖庵至今成为着名佛教史迹之一，是理所当然的。

禅居初创时期规模十分简陋，宋人睦庵《祖庭事苑》卷八说：

自达摩来梁隐居魏地，六祖相继至大寂之世，凡二百五十余年，未有禅居。洪州百丈大智禅师怀海始创意不拘大小乘，折中经中之法，以设制范。堂布长床，为禅宴食息之具，高横椸架（即衣架），置巾单瓶钵之器。屏佛殿，建法堂，明佛祖亲自属授，当代为尊也。行普请之法，上下均力。置诸寮，务各有司，存斋粥二时宾主均遍，示法食之平等也。后世各随于宜，别立规式。

所谓置诸寮，寮指小屋即办公室或杂屋，茶寮、药寮等当也包括在内。又宋代时僧舍也称寮，陆游诗：“屋窄似僧寮”，那是借用之词。饮茶不但为自身需要，同时也是接待宾客礼节之一。因寺院需要茶叶量大，有些大丛林还自设茶场。甚至在禅刹住持行礼之处（即方丈）也名之“茶堂”，它的位置一般在法堂后，寝堂前（见《象器笺》卷二）。在诸寮舍司煎点茶的，设有专职称“茶头”（司点汤之事的则称“汤头”）。

为什么要设茶头和汤头？原来禅林仪式中有“茶汤”一项。依禅家之法，每日必于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汤。又新住持晋山时，也有点茶、点汤的礼节（先点茶，后点汤）。还有专以茶汤开筵的，俗以茶会谓之“茶汤会”，《松源岳禅师录》有《茶汤会颂》。在茶汤会上举行茶礼、汤礼及祖忌献茶汤时要鸣鼓，这鼓也有专名叫“茶鼓”（见《象器笺》卷十八）。可见古代禅林对茶的重视。至今佛寺于四时令节犹集众行“普茶”之仪。

茶种类不一，制法亦异，大别之是红茶和绿茶两种。依照陆羽《茶经》所载，还有觕茶（即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之分，而禅林常用的则为末茶，也就是茶之为细末的，当然这是《象器笺》所说，后世也不一定如此。

南宋年间是禅宗的兴旺时期，在南方各地特别是行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社会上有所谓“茶汤会”的，也与佛教有关。据当时人耐得翁（赵某，名已佚）在《都城纪胜》写道：“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云。

南宋禅宗兴旺原因之一，是确立了禅寺的“五山十刹”制度。本来五山十刹不是禅宗独有，其他宗派如教院就在临安府建立过五山（杭州上天竺、下天竺，温州能仁和宁波白莲四山，另一山无考）及十刹（杭州集庆、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宁波宝陀，绍兴湖心，平江文善、北寺，松江延庆和建康瓦官）。禅寺起源较晚，修禅的人从隋唐以来只是借住律院。到了五代，吴越王钱镠归依禅法，才改江南地方的教寺使之大都变为禅寺，后来经过北宋到南宋，江南的禅寺极为兴盛。到宁宗时代（1195年后），根据卫王史弥远的奏议，才对江南的禅寺规定了等级。我国佛教确立“五山十刹”的制度，大概是仿效印度释迦牟尼在世时所住过的鹿苑、祗园、竹林、大林、那烂陀五精舍以及释迦牟尼死后的顶塔、牙塔、齿塔、发塔、爪塔、衣塔、钵塔、锡塔、瓶塔和舆塔十塔的，完全作为国家的事业来进行管理。这些大寺名刹所以全在江南地区，可能是和当时南宋的偏安局面有关。

日本佛教是由我国传去，因而彼邦不时派遣留学僧到我国学习和参观。当时日本留学僧在宋游历的地方亦都限于南宋行都为中心的临安附近一片狭小地区，这是因为大江之北已由金人（金灭后由元）统治着，因此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巡礼五台和访问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洛阳了。但是地区虽小，而禅僧饮茶之风却给他们以很大的影响。除在日本开创禅宗外，还输去茶种以及饮茶方式等，使他们逐渐发展成了一种传统的“茶道”艺术，并且对佛寺、庭院在建筑上也得到了创新。

远在奈良时代以前，禅宗已传到日本，据说在孝德天皇朝的白雉年间（650～654），日僧道昭来华学习法相宗时又从相州（今河南安阳县治）慧满禅师学习禅宗，回国后在元兴寺设禅院。但日本禅宗的正式创立，那是在荣西禅师从中国回去以后。

荣西号明庵，是日本备中（今冈山）吉备津人，俗姓贺阳氏。他于仁安三年（1168）入宋，同年与僧重源一同回国，这次他就把我国的茶籽带到了日本。茶虽在奈良朝时已传入日本，但这与我国最早有茶时一样仅作药料用。荣西带茶籽返国后，鼓励人们饮茶，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广为宣传，并送给禅院以吃茶作为散蒙、醒睡、修禅之资。这样吃茶风气首先流行于禅僧之间，以后才普及到民间，这与我国的情况相似。他第二次到中国，时在文治三年（1187），四年后返国。这次宋孝宗赵眘赠以“千光法师”的封号。回国后接受平政子、源赖家的归依，在日本京都修建建仁寺，在镰仓修建寿福寺，大力宣扬禅风，成为日本禅宗的开创始祖。当他在我国天台山居留的时候，曾为智者大师塔院的颓废而感叹，施舍了自己的衣钵资财，进行修理；从天台山到天童山以后，又竭力从事营造千佛阁工程，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日本禅寺的庭园中有所谓“吃茶之亭”，简称“茶亭”，这也是由我国禅寺中的“茶寮”、“茶堂”之制发展而来的。这种茶亭都建造在风景幽美的地方，并且多数是亭阁式建筑，登楼眺望，使人精神愉快，故亭内的陈饰也很讲究，但不脱离佛教范围。如亭中每多悬挂有我国名画家思恭、牧溪、吴道子等人所画的释迦、观音、文殊、普贤等佛像。亭内所用的茶器，也都是我国景德镇出产的名瓷，茶叶也是中国名茶，这些东西有的是人元僧带去，有的则是由商船输入的。

由于饮茶的习惯，最早是出之禅僧的需要而养成的，所以传到日本发展后形成的“茶道”也带有浓厚的禅味。茶道的原来名称叫“茶之汤”，这和我国禅寺之“茶汤”或“茶汤会”更有一脉相通之处。首先创立茶道的是十五世纪奈良一位叫村田珠光的和尚，而真正把喝茶提高到艺术水平的则是造园家千利休（1522～1591）。千利休的主张是：“茶道的真谛在于草庵”（草庵即用竹搭建成的庵，《法华经·信解品》：“犹处门外，止宿草庵”。《往生要集》上本：“当知草庵瞑目之间，便是莲台结跏之程”）。他创造的这种草庵，是一种独立于主房之外的草庵式的狭小茶室，室内陈设力求简朴，主要是讲究精神内在的一面，那种极度专注、宁静、肃穆的气氛和情绪，使人进入一种奇特的境界，这和禅宗的“静定”又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