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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茶碑铭札记

凯亚

[南昌]农业考古,1997年第6期

325-326页

∵扬子江心水,蒙顶山上茶。

∵——古谚

∵∵1

∵我国公元以前植茶于名山之颠而见诸碑铭,且有拓片传于后世的,这在历史上恐怕只有一件珍藏,即蒙顶茶碑铭是也。其铭曰:

∵师由西汉出现,吴氏之子,法名理真,住锡蒙山,植茶七株,以济儿渴。

∵——引自宋代《金石录》

∵此碑虽只短短26字,却将植茶的朝代、人名、地点、株数、功德,记载得明白无误,尤具考据价值和文献价值。

∵就碑铭的文字语言来看,它似乎是其后人或门生所撰,以此纪念这位植茶大师的业绩的。全文质朴,自然,浅白,亲切,读之让人觉得真确可信,此则更其难能可贵也。当然,历史是会记得树碑者们的奉献的。

∵2

∵至于撰着和参与撰着《金石录》的志士仁人,那当然也是不会被历史忘却的。

∵这部《金石录》的撰着者,本是宋代金石学家、金石图书收藏家赵明诚。而在搜集、考证和撰着的过程中,其妻即南宋杰出女词人李清照,也是竭诚参与其事的,始终协助他共同致力于卷轶之劳,直到成书。金书凡十三卷,皆为金石拓本,包括商周彝器和汉唐石刻诸类,凡二千余件,具有极其珍贵的稽考价值和赏鉴价值。可以说,这部《金石录》也是他俩共同智慧的结晶。

∵若问蒙顶茶碑铭,何以会博得他俩的青睐的呢?这是因为,他俩一生皆钟情于茶,常在读书和撰书之余,欣欣然共啜清茗,一面赏鉴历代的茶赋、茶诗、茶歌、茶画。有时甚至不惜典当衣服,觅购碑帖拓本,一旦幸获之后,他俩即相对展玩,一面啜茗,一面校阅。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籍,意会心谋,日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此外《金石录后序》即是李清照撰书的,此中还说到他俩伉丽茶情的这样一番佳话,曰:“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这真是一种花样翻新的“行茶令”!

∵除此而外,他俩也擅于分茶之道,即在冲茶注水时,别施妙诀,做到高下徐疾有致,同时以茶匙击沸之,使汤纹水脉沤幻出了或文字,或山水,或花草,以及其他种种物象。此后,李清照在《转调满庭芳》这首词作中,还留下了“生香燕袖,活火分茶”的咏句。如此酷爱啜茗和酷爱赏鉴历代咏茶的文学艺术作品,自然也就会十分珍视祖国茶文化瀚海中那些不朽的历史遗产,包括蒙顶茶碑铭这样的稀世之珍。

∵再说,赵明诚也曾在遐迩播名的江南产茶区域,即江宁、湖州一带担任过要职。应当说,对于长江流域茶文化发展之历史,他也并不陌生。无怪当他和李清照从卷帖浩繁的古代金石拓本中,发现了蒙顶茶碑铭之时,则如获至宝,端详之下,摩擎与赏鉴久时仍不释手,那种惊喜与欣慰之情,实在是难以抑止的。此后不久,他俩便在《金石录》的前十卷,也就是在拓本目录部分,赫然列上蒙顶茶碑铭的条目。从而使中国茶文化遗产中的这件石刻瑰宝,水远留诸典籍而熠熠闪光。

∵∵3

∵这里不妨再推想一下。也许他俩在这之前,就听到过关于蒙顶之颠栽植仙茗的种种轶闻和传说,自然不乏启迪于人的掌故和神话,却也不免混杂着某些无稽之说。譬如或说这位植茶大师是什么“甘露禅师”,或说是从佛门走来的一位什么“白髯汉僧”,所植的乃是专供敬献佛祖之用的仙茗,云云。此类无稽之说,后来竟广为流布,以讹传讹,弄得某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人们,大有混乱莫辨之感。

∵殊不知,西汉时代的中国,除了本土宗教之外,却压根儿就没有外来宗教的影子,当然其时也不见佛教的影子。试问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哪里有什么“禅师”可言,哪里有什么“汉僧”可言呢?而且即使到了东汉时代,佛教由古天竺国即印度传来中国之始,以及在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依然也还没有“禅师”和“汉僧”之类称呼问世。只因那时中国的执政者们,仅把佛教看作是一种道术,并不称之为佛教。至于佛教本身,同样对于其佛门弟子和佛教信徒,也只称“道人”,而不称“僧人”。何以故也?只缘一来那时的佛门弟子,尚无资格取得僧人的称号;二来呢,由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尚未站稳脚根,取得可靠的立足之地,只能暂且借助于道家与儒家的学说,甚至利用道教的名义而推行自己的宗教活动,传布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说,不论在西汉时代和东汉时代,皆一概并无“禅师”和“汉僧”之类称呼流传于世俗之间,此乃历史时代使然也。而赵明诚与李清照的无比珍视蒙顶茶碑铭,并且将其列入《金石录》而公诸于世,这虽然并不一定是为了着意针贬上述这类无稽之说的,但至少也在客观上,恰恰起到了一种澄清作用。因为在蒙顶茶碑铭上,只将西汉时代那位植茶大师称其为“师”,却无“禅师,’和“汉僧”之类字样,这不正是对于上述的无稽之说,从根本上作了否定并橙清么?

∵∵4

∵或说,那位植茶大师是一位道教大师罢,这却也是值得商榷的。须知,西汉时代及其以前的先秦时代乃至夏商时代,虽然都有本土宗教流布,包括原始巫教和其后的神仙方术;这类民间宗教尽管是道教的前身,但是在它们尚未形成一套道教神学体系和道教组识体系之时,尚不能称其为道教。

那么,若间西汉时代何以也有“道士”的称谓呢?诚然,道士的称谓,西汉时代即有之。比如《老子指归》一书中即有“道士与赤子同功”之说。再如《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也有“古之道士”之说。但这里所说的“道士”,只不过是得道之士的一种简称而已,却并非如后世所指称的道教信徒。此外,两汉之交所称的“道士”,则是指那些崇拜神仙说和专擅方术的这类方士而言,这跟后世人们指称的道教信徒也不完全一样。

∵当然,吴理真这位植茶大师,很像是奉行秦汉道家学说的人物,甚至也有可能是信仰神仙传说和专擅方术之类人物,或者是某种民间宗教的代表人物,否则,他怎么竟会被“住锡(赐)蒙山”呢?蒙山之赐及其蒙山植茶之举,在他那个时代来说,皆非凡俗之辈所能企及和所能从事的。如此推论起来,若说吴理真这位植茶大师是一位得道之士,则大抵尚还说得过去,不至于怎么离谱的罢。

∵那么,他这位得道之士,即使与后世的道教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却也还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位道教大师。想必正因为此,蒙顶茶碑铭才对这位植茶于蒙顶山颠的先驱者,审慎地称之为“师”的缘故罢。

∵且看蒙顶茶碑铭的文字严谨若此,确乎不失为尊重历史的一种严肃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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