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游记》传播源流的南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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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游记》传播源流的南北系统

作者：徐晓望

内容提要∵《西游记平话》最早是福建说平话艺人的创作，并由福建建阳书坊刊印，因而流布天下。现存山西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产生是在《西游记平话》之后。福建等南方区域多年来流行通天大圣崇拜与齐天大圣崇拜，它是孙悟空原始形像的来源。不过，顺昌的通天大圣碑及齐天大圣碑都不是墓碑。

关键词∵西游记；平话；猴行者

蔡铁鹰先生近来发表《“大闹天宫”活水有源——顺昌齐天大圣之我见》一文，文中提到中野美代子和我的一个观点，孙悟空原籍福建。蔡先生认为《西游记》传说有北方系统与南方系统，北方系统由取经原始故事发展而来，以后有宋代的《唐僧西天取经》、元代的《销释真空宝卷》、元明之际的《西游记平话》相承，应是《西游记》故事的主流；而南方《西游记》故事传播系统以猴精及齐天大圣的故事为主，其代表作是大闹天宫的故事。南北《西游记》故事在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中融为一体，形成了后世的《西游记》故事。我认为，该说的优点是终于承认《西游记》故事中除了北方的系统外还有南方系统。但是，蔡先生将《西游记平话》当作北方系统的故事似不成立；其次，所谓队戏《唐僧西天取经》诞生于宋代一说也是不可靠的。南方《西游记》故事系统的贡献在于塑造了孙悟空的形像、构建《西游记》故事的基本内容，但是，将《西游记》故事演绎得丰富多彩，则是各地“说话”艺人共同的贡献。

一、关于《西游记平话》诞生的地域问题

在朝鲜古籍《朴通事谚解》中保留了一段元明之际的对话，其中提到有人想去买《唐三藏西游记》一书，结果受到批评：“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要怎么那一等平话?”这段文字说明：在元明之际存在一本书，其名为《西游记平话》。《朴通事谚解》还记录了《西游记平话》的故事梗概，“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绚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这段梗概涉及《西游记》的部分主要故事，说明这一时代的《西游记》已经初具规模，比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不可同日之语。专家公认，《西游记平话》是《西游记》故事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所以，如果论证了《西游记平话》的地域属性，实际上就确定了《西游记》故事的主要起源地。

在宋元之际，平话是一种以讲故事为主的艺术形式。它与唐代佛教“俗讲”及宋代的“说话”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我们注意到：宋元“平话”一词的流行有明显的地域性。宋代讲故事，名为“说话”，而不是说平话。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都流行说话艺术。据说宋太宗喜欢请人说故事，每天都要请人讲一则故事，这些故事以后编成《太平广记》一书。所以，当时的汴梁已经有说话艺人。北宋末年，金人克汴，索“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金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以上各种艺人中，即有说话艺人。此外，南宋的《都城纪胜》一书记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可见，当时河南与浙江都流行说话艺术，但没人将其称为平话。而且，《都城纪胜》及《梦粱录》等都书，载有许多故事简介，却没有提到唐三藏取经故事被列入“说话”的内容。

平话一词最早出现于福建建阳出版的小说之中。福建建阳县在宋元明三代是赫赫有名的。其原因在于，宋代大儒朱熹晚年定居于此，建竹林精舍，后人称之为考亭书院。对那一时代的儒者来说，考亭是和曲阜阙里一样的圣地。何乔远说：“建阳，文公之乡也。士者侈谈文公，如东鲁之名孔子也。”建阳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从宋朝到元朝、明朝，建阳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版本学界着名的“麻沙本”、“建本”都出自建阳县。祝穆在《方舆胜览》中曾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朱熹的《嘉禾县学藏书记》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元代建阳书坊的地位独一无二，元初熊禾骄傲地说：“睠我考亭之阙里，实为崇化之书林，渊源可渐，文献足征，二帝三王以来之道，至此大明，四书六籍而下之文，靡所不备……光天薄海，无地不有其书”。明代建阳书坊仍然号称印书最多的地方。

建阳书坊在元代印了许多平话，其中一些版本保留在日本。清末民初王国维等学者发现这些小说后，将其介绍到中国。

都是建安虞氏所刊。建安即福建建安郡，郡治在今天的建瓯县，建阳隶属于建安管辖，所以，建阳人将建安作为郡望。虞氏在宋元之际是一个有名的印书家族，例如：乾道五年（1169），“麻沙镇南宅虞千里”刊印《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南宋虞氏家塾刊印《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虞平斋务本堂刊印《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元代虞氏务本堂刻印《赵子昂诗集》，这都是藏书界梦寐以求的珍品。看来虞氏家族在元代还印了不少平话。这些平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平话。

平话最早是福建人对说话艺术的特殊用法。平话这一艺术形式在福建流传很广，20世纪60年代尚且流行于民间，迄今偶尔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还可以看到讲平话。宋元之际，建阳及其附近的建宁路（唐代建州、南宋建宁府）诸县应为说话艺术最盛的区域。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三月壬戌，元朝廷曾经下旨福建，“征建宁处士彭炳为端本堂说书，不至。”这反映了元代建宁路的“讲平话”艺术相当出名，乃至朝廷都想从建宁路聘请说书艺人。与此同时，建阳又是出版业最发达的区域，一些脑筋灵活的书商将说话人的话本修改后付印，便成了刊印本的平话。随着建阳书籍传播到全国各地，平话也流传到全国各地，成为刊印本小说的标准形式。元明之际，建阳出版了不少平话，清代编写四库全书的编者说：“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伙，皆优人以前代轶事衍为俗语而口说之。”明代民间编写平话已经成为很流行的习俗。建阳因刊印小说最多，成为中国小说出版中心。以上事实表明，朝鲜人所见到的《西游记平话》肯定是建阳书坊的产品，否则，它不会叫“平话”。

另要注意的是，古代福建与朝鲜保持着密切联系。朝鲜在宋代自称高丽，由于契丹国的兴起，高丽与宋朝之间往来的陆路被切断，所以，二国之间的来往不很正常。但是，福建商人却经常访问朝鲜半岛。在《高丽史》一书上，常有福建商人访问高丽的记载。早在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即有泉州人林仁福等四人到高丽国，二年后，又有二拨福建商人来到，其一为泉州陈文轨等一百人，其二为福州虞瑄等百余人。有人根据朝鲜人郑麟趾的《高丽史》的记载统计，自1012－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人赴高丽者达129回5000余人。其中多数是泉州、福州商人。商人的往来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高丽原从山东水路向宋朝进贡，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北宋中叶，高丽“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北宋后期，罗拯任福建转运使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白天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俱来”。于是，“熙宁二年，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其后，宋朝与高丽的关系恢复正常，民间往来也越来越多，苏轼曾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许多福建商人留于当地，《宋史》记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朝廷使至，有陈牒来诉者，则取以归”。可见，虽说高丽位于中国东北部，但在宋代，福建与高丽的关系最为密切。由此看来，《西游记平话》一书最可能是由福建商人带到朝鲜半岛的。事实上，宋代赵汝适的《诸番志》一书记载了与宋朝贸易的海外国家，其中在朝鲜半岛的新罗国条内注明：“商舶用五色缬绢及建本文字博易。”新罗国，今为韩国，这说明古代韩国曾向中国进口产自建阳的书籍。元代初年建阳学者熊禾说：“书坊之书，犹水行地”，“书籍高丽日本通”。可见，元代建阳的小说行销东亚各国。

以上论证表明，《西游记平话》是诞生于福建的一部小说，并在宋元时期传人朝鲜。蔡铁鹰先生将《西游记平话》列为北方《西游记》故事系统是不对的。实际上，《西游记平话》是南方《西游记》故事系统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西游记平话》故事的实际作者是南宋永福人张自观，即张僧，有关考证可见拙作《论瑜珈教与西游记的众神世界》。

二、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应产生于《西游记平话》之后

20世纪80年代，山西的学者发现了一部明代的抄本《礼节传簿》，其中有一篇概述了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梗概。蔡先生说：“研究者们一致认为（队戏）是一种初级的戏剧形式，其形成不会晚于唐五代至宋初，因为它比金代的院本还要古老。《唐僧西天取经》被认为是有可能是宋代，至少是宋元间的产物。”。蔡先生认为从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到元代的《销释真空宝卷》，再到《西游记平话》，形成了北方西游记故事的发展系列。但从三者故事的比较来看，应是《西游记平话》最早，《销释真空宝卷》次之，《唐僧西天取经》最后。现将三种《西游记》传说的故事梗概引述如下。

《朴通事谚解》记载《西游记平话》：“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约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除此之外，在《永乐大典》一书中，还保留着《梦斩泾河龙》的故事，并标明引自《西游记》。

据说是元代的《销释真空宝卷》中的取经故事如下：“唐圣主，烧宝香，三参九转，祝香停，排鸾驾，送离金门。将领定，孙行者，齐天大圣，猪八戒，沙和尚，四圣随根。正遇着，火焰山，黑松林过，见妖精，和鬼怪，魍魉成群。罗刹女，铁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红孩儿，地勇夫人，牛魔王，蜘蛛精，没人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说师父，好佛法，神通广大，谁敢去，佛国里，去取真经?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兜率天，弥勒佛，愿听法旨。极乐国，火龙驹，白马驼经。从东土，到西天，十万余里。戏世洞，女人国，匿了唐僧。到西天，望圣人，殷勤礼拜，告我佛，发慈悲，开大沙门。开宝藏，取真经，三乘教典，暂时间，一刹那，离了雷音。”

现在我们见到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情节梗概：“唐太宗驾，唐十宰相，唐僧领孙悟恐（空）、朱悟能、沙悟净、白马，往至师陀国，黑熊精盗锦兰袈沙，八百里黄风大王，灵吉菩萨，飞龙柱杖；前至宝象国，黄袍郎君、绣花公主；镇元大仙献人参果；蜘蛛精；地勇夫人；夕用（多目）妖怪一百只眼，波降金光霞佩；观音菩萨，木叉行者，孩儿妖精；到车牢（迟）国，天仙，李天王。哪叱太子降地勇（地涌夫人），六丁六甲将军；到乌鸡国，文殊菩萨降狮子精；八百里，小罗女铁扇子，山神，牛魔王；万岁官主，胡王宫主，九头附马，夜叉；到女儿国；蝎子精，昂日兔下降；观音张伏儿起僧伽帽频波国；西番大使，降龙伏虎，到西天雷音寺，文殊菩萨，阿难，伽舍、十八罗汉，西天王，护法神，揭地神，九天仙女，天仙，地仙，人仙，五岳，四读，九曜，千山真君，四海龙王，东岳帝君，四海龙王，金童，玉女，十大高僧，释伽沃（佛），上，散。”

总的来说，这本身还具有象征的意味，它启示人们去思考在人生追求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这些艰难险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来自自然方面，包括险恶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幻化的妖魔；第二是来自社会方面，包括各种以妖魔面目出现的恶势力；第三则是来自取经者自身，主要指取经者如何战胜自己面对外界各种诱惑可能产生的动摇，坚定“普济众生”的一致。所以作者才把八戒人物形象无所不在的对人生欲望的强烈追求描写得非常突出。作者几乎将人生最基本的欲望都加在八戒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上面所说八戒是前五识的代表，他离不开孙悟空——六识的代表。所以在作品里就有了一个能超过七情六欲使六根清净的孙悟空，当然还需要有一个能够密切配合的人物—一八戒。从这里可以看出，作品所写唐僧在西天路上的种种磨难，正是心的磨难。《西游记》确实是以肯定佛教思想而展开故事情节的，但是随着取经故事的流传，取经故事逐渐脱离了基本宗教性质而被赋予一种象征性意义，那就是人生奋斗的意义。从这点来说，《西游记》故事并不是唐僧取来的经书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好处，而是因为取经故事本身具有一种激励的因子，能对人们产生鼓舞作用，在于取经的过程，寓含着人生奋斗的真谛。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吴承思将《西游记》中孙悟空主要的形象价值，集中表现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乐观精神等，所以他才有了降龙伏虎的手段、翻江搅海的神通以及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本领，也可以说作者把古代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希望，改造自然的美好理想都寄托在孙悟空身上。孙悟空能识破一切魔鬼怪阴谋诡计的能力，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化身等。但这一切是否就是吴承恩形象创造的全部意义呢?

二

在《西游记》出现的时代，朝政腐败，自然灾害频繁，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以及旧社会人吃人的罪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作者不仅大力抨击了一些昏君，而且还有意歌颂贤君，把走向光明幸福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都寄托在孙悟空身上，使之成为被压迫劳动人民破除黑暗邪恶的力量的象征。

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作者所描写的人物也有不足的地方，某些地方有点不符合逻辑，甚至文本提供的结论引起了人们不少误解。作品的前后很难找出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因而给人以一种循环往复的感觉。这些周而复始、形形色色的险阻与妖魔，都是象征修心过程中的障碍。有评论说：“人性的发展如同上台阶”。在内省外求中，经过长期的磨练，人不断培养自身素质，意志坚强，具有战胜一切邪恶力量的勇气和信心，具有是非善恶真假的识别力。此时，人生便达到一种完善的境界。八十一难的类型和顺序告诉我们，八十一难是指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于是，作者以孙悟空的斗争过程当作他的代表思想，也就是说以人的意志来抑制、克服并战胜内心的欲望，抗拒和抵制客观世界的引诱和侵袭。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游记》中作者把如来佛当作最崇高、最圣洁的偶像渲染：佛法无边，佛是真理和道德的化身，也是最高的价值根据。或者说佛是师徒四人出生入死、历尽劫难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但到第九十八回情节突然发生了转折，读者难免大惑不解。作者把神圣的西方世界与贿赂公行的实现联系了起来，使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在佛的圣地横行。唐僧索求真经，佛祖吩咐两大弟子阿难和迦叶引唐僧师徒去宝阁取经，这两位***是佛陀的最有品德、智慧的弟子，他们却公开索贿，并且理直气壮地说：“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唐僧师徒无物可送，他们竟给一堆无字假经。师徒告状到如来佛那里，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崇高的圣人反为之辩护，说是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诵了一遍。讨得三斗三升米粒黄金，他们这样做也太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诵一遍经得如此多黄金还嫌太贱!这样的腐败理论，这样的佛祖，就是唐僧师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西天秩序的象征吗?这就是他们历无数劫难执着向往的圣地吗?行赡受贿，坑蒙拐骗，污浊不堪，可以说是对佛教的恶毒反诬与莫大的嘲讽，它们根本不符合佛家的道德。

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也许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取经队伍经过考验，身上的私欲得到净化，就是说取经队伍不仅要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方面的阻碍，更要战胜来自、自己内心的私欲才能与清净无欲之心去普度众生。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作者对佛教的肯定态度，但是到了最后一回的结尾，作者为何要提出唐僧师徒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到达了西天，可到了西天又碰了几位圣人，为了讨要人事的问题勒索贿赂，这样取经岂不成为一桩地道的生意买卖?这是不是故意将前边的作为最大悬念的见真佛取真经荒诞化了?西方极乐世界本来是宗教徒们理想的天国，时刻向往并为之祈求的天堂，现在突然反过来说佛祖却是腐败社会的最高代表，是贪财逐利的主谋。

这些情节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大家都承认《西游记》作者所设计的情节处处带有哲理性，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佛教的真谛。笔者认为，作者所设计的贿赂情节，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要达到正觉果，要得到真经，一定要有一颗真心。如果没有通过考验，他们得到的真经只是一堆空白没用的经典。所以《西游记》中第九十八回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在另一段话里又说：“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意思是表示唐僧要放弃一切所有的执着，连珍贵的金钵盂也在所不惜。正如《金刚经》所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此，一个得到正果的人一定要破除我执法执，脱离迷心才能真正成佛，那时才能真正地看到真经，懂得经义。

《西游记》既然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其主题思想又把戏台内诸佛作为“讽刺揶揄的对象”。我们认为，这种开玩笑的笔法恐怕很容易让读者误会作者的意图。一般读者可能产生巨大的思想迷惑，而懂佛法的人或者站在佛教的角度来观察考虑这个问题勉强可以理解。除此以外，笔者还要强调一点，《西游记》是一部富于哲理性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唐僧与孙悟空，唐僧代表人的心而孙悟空则象征人的智慧，人心表现慈悲与平等，智慧表现解脱的精神。一个人想达到无上正觉（成佛），一定要有智慧与慈悲、平等心，这样才能真正地解脱、自在。因此，在作品中，我们看见唐僧总是离不开孙悟空，两个人是一体的才能完成取经事业，圆成道果化度众生。我们也知道，唐僧来这世间，他不希望有任何遗憾留下来。就像：“鹰过长空，影沉寒水。鹰无遗迹之意，水无留影之心。”

总之，对于《西游记》，读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从社会反映论的角度，理解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反映了社会矛盾，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黑暗；第二个方面，从作者主体思想的表现论来说，显示了作家顽强的反抗精神，自由地、创造性地显现了理想和自由的境界。为了表现自己的理想。或者说为了反抗，吴承恩充分地揭露时政腐败，反对昏君，批判统治阶级的某些丑恶本质。他把孙悟空从宗教护法改造成为反抗神权统治的英雄，甚至可以借宗教人物的形象来批判某些宗教观念的虚伪和欺骗，从而暴露宗教的危害性。作者揭露败落的社会产生腐败不良的世俗人士，包括腐败的凡僧。但是宗教理想和社会现实，是两个不同的境界，理想的圣僧和世俗的恶僧有着本质的区别，绝对不能混为一谈。而《西游记》到了最后，把两位觉者有智慧有品德的圣僧当作虚伪和欺骗的代表，这是作者思想上的混淆，至于把如来佛祖描写得丑恶、昏庸则更是对小说艺术的败坏。为什么呢?因为作者一开始就把唐僧几个徒弟写成幻想与现实之间的人物，寻找某种理想与真理。从一块石头（孙悟空），一头有那么多坏性格的猪（猪八戒）和一个总是伤害人民的妖怪（沙和尚），皈依佛门作为唐僧的徒弟，竟然能够觉悟明心见性，最后成了净坛使者等，这岂不是肯定佛教真理了吗?这说明，只要努力奋斗，什么妖魔鬼怪，到最后都会被降伏，正义得到伸张，真理得到显现。我们可以站在这个角度来了解每一个情节，揭穿每一个人物的本质。那么到最后的结局，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作者所描写的含义呢?虽然他用佛的境界、觉悟的人物形象、向上的本质来批判现实社会，但是，这样的描写很容易让人对佛教产生误解。我们不能说这部作品有反抗道德之处。只能说每个人的体会是不一样的。这说明文学作品的确可以作多角度、多层面的解读和感悟，就像歌德说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都是探测不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