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之教育方法探微（杜钢）

印光大师之教育方法探微

杜钢

《法音》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印光大师（1861－1940）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综观印光大师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声望和地位，是与其自身所具备的高尚的道德品格、精深渊博的佛学以及卓越超群的佛法修持成就密不可分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弟子们施教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系列教育方法得以确立和体现出来的。透过对印光大师所主要运用的一些教育方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教育方法中不仅蕴藏着深厚的教育智慧，并透显出高超的教育艺术水平，而其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也是异常出色的。可以说，印光大师所运用的教育方法既充分继承了传统佛教教育方法中的优点和特长，又创立了鲜明活泼的个性风格，契理契机，圆融善巧，颇具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本文拟对印光大师的教育方法加以探讨与分析，以就教于方家大德。

印光大师的言传身教法

在中国佛教教育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曾涌现出无数“言足堪传于后世，行无愧以为人师”的高僧大德，他们对其自身的言语、行持等均提出了甚为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力求做到“一言一行皆合于般若义理，所说所为，皆不越佛陀戒律”，从而达成“以言传佛法真谛，以身显学佛正范”的教育效果。就印光大师而言，自然也就对这一传统的佛教教育方法倍加重视，并取得了显着的教育效果。对此，印光大师的弟子们更是深有体会：“综观师之一言一行，无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贤才辈出，福国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赐他人。若普通物品，辄令持交库房，俾大众共享，决不自用。此虽细行，亦足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四卷）印光大师所运用的言传身教法体现出“以言传为标，以身教为本”的典型特征。

这里，首先就印光大师所运用的言传身教法中的言传一法而言，其言语多以佛教根本经典为依据，但却从不谈玄说妙，故弄玄虚，而多以平实朴素话语讲解佛法奥义。同时，他在说法传教的过程中，也不论弟子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均是一视同仁，平等施教，虽其为显赫名流之士，但凡有诸过错，亦不避呵斥训导；虽其为无名之辈，但凡有所请问，亦会真心教诲点化，令其各各有所启迪受益。诚如印光大师的弟子们在其圆寂后所回忆的那样：“师之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诸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达官显宦，绝无假借。应摄受者，后生末学，未尝拒却，纵农夫仆妇，亦与优容。一种平怀，三根普利，情无适莫，唯理是依。……不拘贵贱贤愚，男女老幼，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虽深通宗教，从不谈玄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悉皆当下受益。”（《印光法师文钞》第四卷）印光大师在注重言传之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不言之教，即身教。他明确指出：“凡为善知识，一举一动，皆有关于如来慧命，众生善根。非只升座说法，方为宏法利生也已。”（《印光法师文钞》第二卷）他主张：“若欲化人，必须自己实行，人自生信。”（《印光法师文钞》第二卷）又言：“所谓教化人，要在自己能依法修持上致力，不专仗口说也。一切诸法，皆以身为本。”（《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三卷）可见，印光大师在言传与身教这两者之间，更加重视率身之教，他认为倘若佛教行者欲为人师，说法宏教，教化生徒，其自身首当要于己所教授宏传者真心信受，身体力行，惟有如此，方可令他人由衷信服，达到教育感化生徒、自利利人的良好教育效果。

由于印光大师对身教一法的格外重视，因此，其在对弟子们施教的过程，往往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感化弟子，令其由衷信服自己的教化，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与印光大师同时代的圆瑛法师便在印光大师圆寂后，在对其一生行迹做出评价时特别赞扬了他的身教之行：“印光大师，佛门尊宿，净宗导师……严戒律，具道德，重修持，轻名利，富有学问，解行相应，垂训作则，以法利生……其大过人之处，不在能说，而在所行如所言。洞明性相诸宗，专修事理二念，澹泊自甘，布衣粗食，不做方丈，不贪利养，凡有供养，茶敬果仪，或归常住，或做善举，平时无余蓄，一生如一日。”（陈海量编着《印光大师永思集》）印光大师的弟子芝峰居士也就此讲道：“印光老人之教化，声教几遍于全国。蒙受化之弟子，一听到老人西归，几欲身殉。这不是印老文章之力，乃是其平生实行之功。”（陈海量编着《印光大师永思集》）此外，还有两个小事例可以生动地说明印光大师对于身教一法的特别重视和自如运用。民国十五年（1926）夏季，印光大师来到苏州自造寺，其时，苏州诸慧心居士等闻讯后便前去拜访，她将这次拜访经历详细地记载在了后来所写的《致陈无我居士书》一文中：“丙寅夏……大师赴姑苏住道前街自造寺，慧心居三元坊工业学校。昏夜晋谒，气候甚热，大师在园中纳凉，躬自汲井水净面。慧心请代汲，大师辞曰：‘予居南海数十年，事事躬亲。出家而呼童唤仆，效世俗做官模样，予素不为也！’”∵（陈海量编着《印光大师永思集》）同年，南亭法师等人于暑假期间去朝拜普陀山，顺便到法雨寺印光大师闭关的关房拜访了印光大师，在这次拜访中，他也深刻地领受了印光大师身教之行的巨大感染力：“这是民国十五年，我在常州清凉寺清凉佛学院当助教。在暑假期间，偕监学孝先、孝光的徒弟湘兰，三个人连袂朝礼南海普陀山，在印公关房门外，拜求他老人家开示的法语。我们的坐位，面对着关房的洞门，举眼就看到印公的卧铺，一顶白、黄、黑三种颜色交织而成的蚊帐，一床薄被，一张草席。他老人家质朴而简单的生活，于此可以类推。古人说：‘诚于中而形于外。’我们从所见所闻中，对他老人家唯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沈去疾着《印光大师年谱》）

印光大师的应机施教法

印光大师所主要运用的另一大教育方法是应机施教法。在印光大师与弟子们来往的一系列书信中，便有很多内容可以充分反映出其对这一教育方法的灵活运用。例如，印光大师有一位在家弟子，叫作谢融脱，虽已逾不惑之年，但仍希望自己能够遍研所有佛教经藏，广参天下佛门知识，成为对佛教义理完全通达无碍的佛学大师。印光大师得知他的这一想法后，便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客观状况以及谢融脱自身的根机与天资禀赋等的具体条件教导他道：“观阁下之天资境缘，及现在之法运时机，似宜以持五戒而护持三宝，宏净土而普劝往生，为契理契机之第一要义。何以言之？阁下年已过四十，天资非上等。欲研穷经藏，参访知识，恐有法门无量，光阴不多，纵欲钻研，措手不及之叹。又现今虽有知识，而僧多滥污，同行乏人（同行，名为内护，能互相磋磨，挟持进道）。若向上之志一衰，则懒惰懈怠随之，而不复振矣。……阁下若能严持五戒，专念弥陀，克己复礼，言行相应，然后广行化导，普利群伦。不可居师位而自高，不可受钱财而自益。在家为一家演说，对众为大众详陈。则人皆仰其德而信从其言。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草上之风必偃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二卷）可见，印光大师对于类似于谢融脱这样天资平常、年龄较大的在家弟子，主要是教导其修学佛法要从当时佛教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自身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出发。此外，印光大师还有一类在家弟子，虽然已经发心修学佛法，但却不能很好地将世俗生活与佛法修学有机结合起来，他们大都厌倦家庭生活，不愿承担自己应尽的家庭义务责任，却反想借助修学佛法的机会，背弃家庭生活，从而出家修道以完全享受清闲安逸的生活。例如，印光大师有一叫陈伯达的在家弟子便是此种情况。他将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信告知印光大师后，印光大师便针对他的具体情况，回信教导他道：“倘谓在家决难修行，则出家亦不能修行，何以故？以在家不着力，出家能认真乎。此可预决其不能之势耳。汝家有妻子，无所依靠，何可作此妄想。此系因循推托之情。使汝真出家，汝仍是懒惰懈怠，无所成就。光见之多多矣。”（《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三卷）可见，印光大师对于陈伯达这样实际厌烦俗世家庭义务责任，反欲借助出家专修之假象以贪图寺院生活清闲安逸享受的所谓佛门弟子已是见之多多，而对其根机秉性、实际心思更是了如指掌、心如明镜。因此，他对怀有这样用心的弟子们往往是当头棒喝、直陈其咎，令其放下此类妄想执着，改弦易辙。

在印光大师的俗家弟子中，还有一类弟子，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做人做事方面存在着很多缺陷和毛病，诸如，浮躁虚夸、好说大话、好高骛远、为人不厚道、做事不踏实等等。对于此类根机的弟子，印光大师也是屡加教诲，以令其改正缺点，进德修业。例如，印光大师有一位法名叫做德诚的在家皈依弟子，此人一贯喜好夸夸其谈，空话大话随口而出，即使是在其给印光大师所写的信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言语。印光大师见到他在书信中所暴露出的毛病后，便马上回信劝导道：“汝书说得很热闹好听，急宜自抑。凡做不到的事，决不肯说。……若平日行得到者，则可说。行不到者常说，久则着狂魔。只顾说空话，一毫也不行，若不痛改，定规魔死。……汝之话，说了就会做到还好。说了永世也做不到，向无知之人说，尚能令人或信或不信。向有知识之人说，人将看汝不值半文。”（《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二卷）此外，印光大师还有一位叫做周法利的在家皈依弟子，他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皈依印光大师信受修学佛法，印光大师也很早就教导他要好好做人，以奠定将来成就贤才的基础。周法利长大成人后，印光大师针对他的根机禀质及其当时具体所处的境遇状况，依然不厌其烦地对其反复教诲劝导：“汝书看过，但汝之所说，通是排场作戏之派，绝非由阅历实行中来。……汝只学得说大话，不知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君子之道，在子臣弟友间。……须知格除私欲，以致良知，而诚意正心，虽一字不识之人，亦做得到。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以求至于其极，虽圣人也做不到。……汝在银行，当一切时，小心勤慎。且莫学说大话，不认真用心于小事。须知此种派头，乃系败子之派头。以未做大事，便忽略小事，以为我是大才，何拘拘于此。须知此系自欺欺人之下流种子。凡做大事的人，于小事决不肯轻忽。凡轻忽小事的人，决定不能担任大事。何以知之？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汝在做小事的地位，不肯尽职尽分，以为我何用心于此。及乎一得大事，便骄奢淫泆起来。良由根本未立，何由枝节畅茂发达乎哉。”（《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上卷）可见，周法利经由十几年的修学，仍然存在着诸多个性缺点和毛病，诸如心浮气躁、好说大话、好高骛远等等，而印光大师对他所存在的这些缺陷，通过长期的观察交往，已是非常清楚了解，故而可以一一指出，详陈其弊，令其当下信服，遵教而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光大师之所以能够在教育弟子们的过程中做到灵活自如地运用应机施教一法，除其主观上具备了高僧大德的必要素质之外，在客观上其实也还是有一个对弟子们长期熟悉了解，积累认识经验的发展过程的，也并非是凭空而来，一蹴而就的。

印光大师的答疑解惑法

答疑解惑法乃是印光大师所主要运用的另一种教育方法。由于印光大师本人在佛学研究和佛法修持上，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和水平，并且还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数十年出家修学的实际修持经验。因此，他对于弟子以及友人们向自己所提出的有关佛法修学、佛学研究乃至于如何将世俗生活与佛法修学有机结合的种种疑难问题和困惑迷茫之处，均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答复和释解。在向印光大师请教和求问的对象中，不乏一些佛门的高僧大德。例如，与印光大师同列中国近现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弘一大师，便曾多次以亲自拜访或写书信的方式向印光大师请教有关佛法修学的种种问题，均得到印光大师的悉心解答和教诲。一次，弘一大师决心闭关念佛，以求觉证念佛三昧。他在闭关前专门就如何闭关念佛以觉证念佛三昧之事，写信向印光大师求教，印光大师随即回信予以答复道：“关中用功，当以专精不二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议感通。于未一之前，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后，定有感通，感通则心更精一。所谓明镜当台，遇形斯映，纭纭自彼，与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况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诸魔事，破坏净心。大势至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印光法师文钞》第一卷）这里，不难发现，印光大师对于弘一大师所提问题的答复，既有对佛教净土宗中与念佛三昧问题有关的根本教理的阐发，又有自己在长期修学净土法门，求证念佛三昧过程中所积累的实际经验的自然流露，可谓理事兼备，令人折服。其实，这也正是像弘一大师这样的高僧能够对其钦佩有加，并以师礼尊崇之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在向印光大师求学问教的人中，还包括了当时一些在佛学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声名甚响的佛学学者。例如，着名佛学学者丁福保，曾频繁地通过写信的方式向印光大师请教和求问自己所面临的一系列佛学研究难题。而印光大师也曾先后给丁福保回复了约四十余篇书信，对其所提的种种疑难问题均予以了充分详细的解答。有一次，丁福保对“摩诃般若”与“华严海空”这两个佛教术语的内涵一时感到难以领悟理解，疑惑不定，于是便写信向印光大师虚心求教，请其开示解答。印光大师就此回信答复他道：“摩诃般若，即指第四时所说般若经而言。分而言之，则有八部。而八部实皆六百卷般若之各会也。总而言之，止大般若经而已。华严海空者，华严一经，通越众典，理冠群经，具无量法门，显一真法界。犹如大海普纳众流，犹如太空具含万象，故云海空。又华严所说，乃即生成佛之法。纵已成佛，不过亲证其本具之心性而已，了无一法之可得。故楞严云，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心经云，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乃得究竟涅盘。金刚经谓，灭度一切众生已，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所谓空有不立，一道清净，故谓之为海空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第一卷）这里，印光大师旁征博引、言简意赅地对丁福保所感提出的“摩诃般若”与“华严海空”这两个佛教术语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令其疑云顿消，豁然开朗。

克实而论，印光大师运用答疑解惑法进行施教的主体，应当还是其多达十余万众的普通在家皈依弟子。可以说，印光大师的这些俗家弟子中的大多数人，在佛学研究和佛法修持上的基础都还是比较薄弱的。因此，他们在如何修学佛法，特别是在如何修学净土法门等方面，会存在着更多的疑难问题，同时，他们又广泛地生存于世俗社会的各个行业领域中，终日面临着种种纷繁复杂的世俗生活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又和他们对佛法的修学混杂纠缠在一起，千头万绪、如同乱麻，令其一时难以厘清释怀，颇感困惑迷茫。因而，他们便会将自己所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和困惑迷茫之处均向印光大师一一提出，请其予以解答。例如，印光大师有一位叫作卫锦洲的俗家皈依弟子，家庭生活突然遭遇莫大变故，其邻家失火，火势蔓延至卫家，将其房屋财物焚烧一空，其妻子因不堪承受如此巨大惊吓打击，一病而故，只余下弱妾和幼子与其为伴，而卫锦洲本人则也因此整日心神迷闷，如醉如狂，甚感迷惑不解。于是，他便写信给印光大师，求问自己既然已经信受修学佛法，勉力为善，为何还会凭空遭此恶报？印光大师即刻给卫锦洲居士回信开解其困惑道：“天之所以成就人者，有苦有乐，有逆有顺，有祸有福，本无一定。唯在当人具通方眼，善体天心，则无苦非乐，无逆非顺，无祸非福矣。是以君子乐天知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居士虽有好善之资，未明儒佛至理。以故一遇逆境，便发狂乱耳。……天地日月，犹不能令其常然不变。大圣大贤，亦不能令其有顺无逆。唯其乐天知命，故所遇无不安乐也。而且千百世后，自天子以至庶人，无不景仰。以当时现境论之，似乎非福。以道传后世论之，则福孰有过于此者。……且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不能令子孙世受其福。况区区凡夫，从无量劫来，所作恶业，厚逾大地，深逾大海。可保家道常兴，有福无殃也耶。……倘若焦思过度，或致丧身失命，则长劫难出轮回矣。而且弱妾孤子，何以自立。本欲自利利他，反成自害害他（他谓妾与子也）。何愚痴一至于此也。”（《印光法师文钞》第一卷）这里，印光大师从佛教三世因果理论的角度出发，告知卫锦洲，一切众生无量劫以来所造善恶因行均是无量无边，而其每生每世所遭受的善恶果报，也皆随其每生每世所遇具体因缘的不同而随时显发，由此，即使是大圣大贤、大富大贵之人亦不能保其一生之中均能常享福乐，不遇祸苦，此乃因果规律自然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并不随人之一时好恶而有所更改。因而，古往今来的一切圣贤之辈虽皆力行众善，修身养性，以求改造命运，觉道证道，但同时也能随遇而安，顺逆一如，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乐天知命，无往而不自在逍遥。据此，印光大师认为，卫锦洲所碰到的遭遇亦属上述规律使然，其背后之理路，清晰宛然，只是他于这一理路了达不深，故而一遇逆境，即刻便生起困惑，怨尤之心，迷失心智。长此以往，不仅于事无补，反会因忧思怨愤过度，导致自己身心交瘁，甚至丧身殒命，并进而连累弱妾幼子更失依怙，虽其当初发心学佛乃是出于自利利他之心愿，如此则反成自害害他之恶果，实在是一种不明事理、糊涂愚痴的行径。

此外，印光大师还有一些在家皈依弟子在如何将修学净土法门和处理日常世俗事务，这两者有机结合的问题上也常常感到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为此，他们也便时常就此问题写信给印光大师问教，请其指导迷津。例如，印光大师有两位叫做徐彦如、徐轶如的在家皈依弟子，他们二人虽然已经信受修学净土法门，但由于自身世俗事务异常繁忙琐碎，因而常常感到顾此失彼，几乎无暇于修学净土法门，即便是能够在俗务纠缠中抽出时间精力来勉力念佛，也还是觉得妄念纷飞，难以做到净念相继、一心不乱的程度。为此，他们感到非常烦恼困惑，便写信向印光大师求教。印光大师得知他们的情况后，便回信解答其困惑道：“所言俗务纠缠，无法摆脱者，正当纠缠时，但能不随所转，则即纠缠便是摆脱。如镜照像，像来不拒，像去不留。若不知此义，纵令屏除俗务，一无事事，仍然皆散妄心，纠缠坚固，不能洒脱。学道之人，必须素位而行，尽己之分。如是则终日俗务纠缠，终日逍遥物外。所谓一心无住，万境俱闲，六尘不恶，还同正觉者，此之谓也。……初心念佛，未到亲证三昧之时，谁能无有妄念。所贵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喻如两军对垒，必须坚守己之城郭，不令贼兵稍有侵犯。候其贼一发作，即迎敌去打。必使正觉之兵，四面合围。俾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彼自惧获灭种，即相率归降矣。其最要一着，在主帅不昏不惰，常时惺惺而已。若一昏惰，不但不能灭贼，反为贼灭。所以念佛之人，不知摄心，愈念愈生妄想。若能摄心，则妄念当渐渐轻微，以至于无耳。故云，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动干戈定太平。”（《印光法师文钞》第二卷）这里，印光大师告知徐彦如、徐轶如二人，刚刚发心修学净土法门，持名念佛的佛教行者，受外界纷繁复杂的环境因素的牵引，其内心中便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妄念纷飞、烦恼丛生、净念不相继的情况。因此，修学净土法门，行持持名念佛一法最为要紧的便是努力做到“以心转境”，而非“心随境转”，倘能时时提起观照外界境缘之心念，并将此心念摄定于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之上，即使外界环境千变万化，亦不去随其所转。如此久而久之，则念佛定力便会不断增强，而心中妄念也便会随之渐渐减少，直至丝毫不生，由此也便可渐次证入一心不乱乃至于念佛三昧的境界了。倘若不明此义，只是着力于刻意追求丝毫不受外界境缘干扰的所谓绝对清净的修学环境，那样修学者内心中的妄念依旧会层出不穷，无法平息减少，惟有根据其自身所处的实际境遇“随缘历境”，并在经历各种环境因素干扰的过程中努力去“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境炼心”，直至达到“以心转境，妄念不生”的一心不乱与念佛三昧的境界。

结∵语

由于印光大师在佛学研究和佛法修持上均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和水平，并且具有数十年实际的出家修学经验，同时其人生阅历和生活经历也是异常丰富充实，他对于佛教、佛法以及时代的发展变迁乃至于世事人情的演化酬酢等，均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证解、领受与感悟。因此，印光大师在对弟子们的教育过程中便往往可以做到据理而发、应机施教。同时，他对弟子及友人们向自己所提出的关于佛学研究、佛法修学以及如何将世法与佛法有机融合与贯通的各种疑难问题与困惑迷茫之处，也均能给予有理有据、善巧方便的应答和释解，令其感佩信服、各获其益。毋庸置疑，印光大师的这些教育方法对当今的佛教教育而言，是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作用的，对之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和开掘，必将会为当今佛教教育事业的和谐有机发展贡献其独特的力量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