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大师的教育理念（道坚法师）

虚云大师的教育理念

道坚法师

《法音》

一、绪论

虚云大师（1840—1959）原籍湖南湘乡，生于福建泉州。俗姓萧，名富民，生而茹素，深有慧根法缘。咸丰八年（1858），师偕同从弟富国礼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披剃出家，次年随鼓山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取名古岩，法名演彻，字德清。此后行脚天涯，参禅学道，遍礼天下名刹，朝拜佛教四大名山。光绪二十一年（1884）住江苏高旻寺，因沸水溅手而茶杯落地，疑根顿断，得以彻悟本来面目。

光绪二十六年（1889），八国联军入侵，师随清帝后一行避难至西安，入住终南山，更名虚云，号幻游。两年后经川入藏，至印度朝礼佛陀圣迹，后经锡兰、缅甸归国，到云南大理宾川县，重兴鸡足山迎祥寺（即今祝圣寺）。又曾到槟榔屿、马六甲、吉隆坡、***等地讲经弘化。1920年重兴昆明西山华亭寺，改名云栖寺。师曾为祝圣寺入京请藏；度化滇军协统李根源，消弭逐僧毁寺之祸乱；并调停汉藏纠纷，招抚盗匪，为民除去无端战祸；于混乱世中，作佛教护法使，如弭消“寺产兴学”及寺僧兵役之灾等，于佛教贡献甚巨。历任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曲江南华寺、广东乳源云门寺、江西云居真如寺等寺住持，经手修复大小寺院庵堂共80余处，为佛教的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1953年荣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于云居山圆寂，世寿120岁。

虚云大师一生弘法阐教，影响巨大。大师开办道场，接引后学，传法曹洞，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令五宗法脉再续，并以禅观、苦行、操守而着称于世，堪称近代中国禅宗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有《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心经释》等，然毁于“云门事变”。今存法语、开示、书问等，后人编为《虚云和尚法汇》、《虚云和尚法汇续编》等。

虚云大师的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接受他教化的弟子以百万计，而他悉心栽培的传教者也有万余人，遍布世界各地，至今仍是佛教传教事业的生力军。本文旨在探讨虚云大师的教育理念，以先哲的行迹，为今天的佛教教育事业提供成功案例。

二、∵虚云大师的教育背景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因外缘，虚云大师的成长也是一样。本文试从历史的维度，观察虚云大师的家庭教育,乃至出家教育及其时代教育特征，以便探讨这些外在的教育背景对虚云大师高尚人格的形成及其教育理念的影响。

（一）虚云大师的家庭教育

综观虚云大师的家庭教育，与中国当时三教并重的文化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故而可概括其家庭教育为儒佛时期与道学时期。虚云大师的家学渊源深厚，父名玉堂，母颜氏，皆书香门第。其父玉堂自幼业儒，饱读诗书，是当地不到30岁便高中的举人，“清道光初年，父宦游闽，戊戌己亥间，佐治永春幕”。举人可以出任县令等职，玉堂充为隶属福建省的永春州府（治今永春县，辖永春及泉州之德化、延平府之大田等地）幕僚，即相当于现在的地区级***顾问及秘书一职，并深得府台的器重。大师不到5岁，即由饱学的父亲亲自督导学习。玉堂老先生为了使虚云走上业儒的经学致仕之路，以自己的治学经验，由《三字经》入门，继而《增广贤文》等，完全按科举致仕的教学门径，按部就班地系统教授儒家经典。然而，“对富民来说，最有兴趣的则是从四五岁开始跟王氏（按，王氏即师之庶母）去城中开元寺等处上香，每当来到寺院，富民总是特别兴奋，东张西望看个不停。有时学着王氏的模样，在佛菩萨像前顶礼膜拜，动作虽是幼稚，神态却是很为虔诚，寺中僧众也都很喜欢这个小施主。”毫无疑问，泉州佛教兴盛的地方特色对虚云大师幼年产生了客观的影响，并在其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上了佛教的印记。12岁时，富民跟随父亲护送祖母周氏、生母颜氏的灵柩回乡，并请僧人大作佛事，进行亡魂超度仪式，富民得见三宝法物，终由无常的痛苦转而生起内心的清凉。虚云大师在其《年谱》中说：“予随父送祖母生母灵柩回湘乡安葬，请僧人至家作佛事，得见三宝法物，生欢喜心。

虚云大师的家学中亦治佛学，其祖父家“藏有佛经”。虚云大师第一次接触有关佛教的典籍是《香山传》，书中描写观音菩萨慈悲救世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富民幼稚的心。虚云大师为何首选《香山传》为佛教入门书呢？仅有10多岁的小孩，显然还是被书中的故事所打动，《香山传》通俗易懂，常以长行结合偈颂的说唱形式，阐述佛教的因果报应理念，颇具戏剧性效果，很有感染力，因而此书曾风行民间。如上是虚云大师儒学与佛学兼收并蓄的儒佛时期。

由于玉堂老先生见师偏好佛学，有出尘之志，便于咸丰三年（1853），在“家中请一位先天大道王先生，教在家修行法，令看各种道书，及教内外气功。”至此，是大师的专治道学时期。这里虽然没有交待王先生有何来历，只知道他教授“先天大道”，即现在所谓的斋教之先天派，此教约创立于清代后期，提倡佛道儒三教合一，信徒不拘僧俗，以在家众居多，且戒律严明，组织森严。其布教所称为斋堂。对于先天派的学说及修行方法，虚云大师“心弗善也，然又不敢言”，因为长者的安排无非是让他学长生胎息之术，他是不能反对的。从大师能以120岁的高龄住世来看，与他当时修习长生术有莫大的关系。

咸丰三年（1883）始，师安心居家治道学，于《年谱》咸丰六年丙辰（1886）条中，师云：“予在家读道书三年，认为非极则事，如坐针毡，乃佯博叔父欢，助理家政，以懈其防。一日乘叔父外出，予念离家时至，乃打包向南岳去，歧路多，半途被截回。将予及从弟富国送至泉州。未久，父将田、谭二氏接回，举行婚礼，将予禁锢，与二氏同居而无染。予为二氏说佛法，亦能领悟。见从弟富国有超俗志，亦时与说法。闺中堂外，胥成净侣。”此中所言道书，已不再是先天派的善书宝卷，而是正统的道家典籍了。

玉堂老先生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标准严格要求虚云大师，在攻读之余，每有家常事务，总是带上儿子，目的是要求其从生活中增长阅历，励志人生。故而师得以随父经厦门而游历***，随叔父进香南岳，遍游诸刹等，跟随长辈远游，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和阅历。

师19岁出家之时，曾留皮袋歌一首：“皮袋歌，歌皮袋，空劫之前难名状，威音过后成罣碍，三百六十筋连体，八万四千毛孔在。分三才，合四大，撑天拄地何气概。知因果，辨时代，鉴古通今犹蒙昧，只因迷着幻形态。累父母，恋妻子，空逞无明留孽债。”这首歌谣中充满了人生苦短与极度的厌世情趣，也从中看出大师出家时已具有了相当的佛学功底。

（二）虚云大师的出家教育

咸丰八年戊午岁次（1858），师与从弟富国逃至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常开老人披剃。出家第二年，依鼓山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取名古严，又名演彻，字德清。此时他的父亲派人四出寻访，从弟富国于圆具后便参学他方而不知踪迹。师则“隐山后岩洞，礼万佛忏，不敢露面”，即以礼忏的苦修形式逃避家人的追寻。三年后，他的父亲离开泉州，在妙老和尚的教导下，专修福业，为众作务。《年谱》中称：“予任职鼓山，已满四年，所当职务，自水头、园头、行堂、典座，皆苦行事，中间曾派膴事，弗为也。即寺中常住，时有单嚫，亦不领受。每日仅粥一盂，而体力强健。”师见到当时号称“苦行第一”的古月禅师，被其精进不懈的苦修精神所感动，想起“昔日玄奘法师，欲求经西竺，于十年前，先习方言，日行百里，复试绝粒，先由一日起以至若干日，以防沙漠荒碛，绝无水草也。古德苦行，有如此者，我何人斯，敢弗效法。”在古月禅师的感召下，师辞去职事，尽散衣物，仅一衲一裤一履、一簔衣、一蒲团，毅然走进山岩洞穴，栖身莽原林泉，过起了三年苦行云游的生涯。师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此三年中，居则岩穴，食则松毛及青草叶，渴则饮涧水。日久，裤履俱敝，仅一衲蔽体。头上束金刚圈，须发长盈尺，双目炯然。人望见之以为魅，怖而走。予亦不与人言谈。”显然，他怪异的苦行违背了佛教的中道修行理念，早已堕入无益苦行外道的渊薮了。

真正令大师改变无益苦修而走上正途的倒是一个不知名的禅人，他指示虚云大师亲近精严戒律、宗教并通的天台融镜法师。同治九年（1870），师31岁时（他出家12年后才摸着修行门径，可见求正法之不易），是虚云大师生命由无益苦行而趋于正法的转折点。虚老在《年谱》中叙述道：

一日行至温州某山，栖息岩中，一禅人访至，顶礼问曰：“久闻高行，特求开示。”被伊一问，深感惭惶，乃曰：“智识愚昧，少所参学，望上座慈悲指示。”曰：“你如是行径，有多少年？”乃告以经过。曰：“我亦少有参学，不能与汝说。你可到天台华顶龙泉庵，请问融镜老法师。他是天台第一有道德者，必能饶益汝也。”予直上华顶，至茅庵外，见一僧，问：“老法师在否？”答：“补衣的是。”即近前顶礼，法师全不顾视，曰：“学人特来亲近老法师，望祈垂慈。”师顾视良久，曰：“你是僧耶，道耶，俗耶？”答曰：“僧。”问：“受戒否？”答：“已受具。”问：“你这样，试有多久？”予略述经过。问：“谁教你如此做？”答：“因见古人每多苦行成道，故此想学。”问：“你知道古人持身，知道古人持心否？观你作为近于外道，皆非正路，枉了十年功夫。岩栖谷饮，寿命万年，亦不过如楞严十种仙之际，去道尚远。即进一步，证到初果，亦不过自了汉耳。若菩萨发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间不离世间法。你勉强绝粒，连裤子都不穿，未免显奇立异，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予被老人痛处一锥，直透到底，复顶礼求开示，师曰：“我教你，若听，在这里住。不听，任去。”曰：“特来亲近，焉敢不听。”师即赠以衫裤衣履，令剃发沐浴，作务去。并教看“拖死尸是谁”的话。予从此试粥饭，及学天台教观，勤劳作务，得师嘉许。

在融镜法师的教导下，师参禅学道，习天台教法，日有所进。并奉老法师之命，往国清寺学禅制，至方广寺随敏曦法师习《法华》，到岳林寺学习《阿弥陀经》，至天童寺听讲《楞严宗通》，于半山跟随天朗和尚及长松西堂学习禅法。后来又跟随天宁寺清光和尚、焦山大水和尚、金山寺观心和尚及新林寺大定和尚、扬州高旻寺朗辉和尚等宗教兼通的大德学习。自受教于融镜法师始，师研习禅、律、净、天台等近12年。43岁时，大师东朝南海，北参五台，偏礼圣迹，以励心志，开始了他的游方与报父母恩的朝圣之旅。旋经北京而陕西终南山，又南下四川入藏，经不丹到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折回中国云南，礼鸡足名山，又经贵州至湖北，在武昌宝通寺礼志摩和尚，学习大悲忏法，经九江入庐山海会寺，亲近戒行精严、定力第一的宝悟和尚。此后，宝华山圣悟和尚、宜兴仁智和尚、句容法忍和尚、金陵松严上人及杨仁山居士等名宿法匠，都给予虚云大师以法雨滋润。

经过整整十年的游学及朝圣活动后，师跟随普照（其主讲《华严经》，专弘贤首一宗）、月霞、印莲等法师，于九华山翠峰茅蓬安居，研习经教三年。56岁时，师终于在高旻寺得到证悟。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有通智法师在焦山讲《楞严经》，听众逾千人，师被安排讲偏座（即复讲）。大师自19岁出家，到56岁开悟，58岁正式登上法座，40年的漫长修学经历，龙天终于推出这位宗教融通、修持过硬、阅历丰富的大师级人物。

（三）晚清至民初时期的教育特征

在虚云大师的传记中没有上过正规化学堂的记载，但他生活在一个教育变革的年代，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空前激烈，维新改良及革命的呼声已响彻中华大地，因而人文环境对他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晚清至民初时期，是外忧内患交织的年代，八国联军的入侵、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种种天灾人祸，人民经受了太多的苦难。有志之士在苦难中渐渐觉醒，一系列的革命及改革皆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教育，正由中国传统教育逐渐走向近现代教育，西方的教育模式在“中体西用”的理念下进入中国，并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纵观当时之教育特征，谨归纳如下：

1、早期教会学校的开办。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开西方列强办学传教、渗透中国的先河，其后创办于1843年的香港英华学校、创办于1844年的宁波女塾、创办于1877年的山东登州书院等等，逐渐引进西方的教学方法和分部分班的学制，教学内容除对中国人灌输其宗教学外，尚有数学、物理、化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心理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及实用的技术等课程。这些西方教会学校是伴随着列强武力入侵而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人才，实行文化侵略。但它作为一种很有活力的文教制度，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和文教渗透，激起了中国有志人士的反抗，他们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近现代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他们认为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因为这些是根本上的，而西方科学技术只是枝末上的，这就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以指导晚清教育改革，在此基础上颁布“壬寅—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现代学制初步建立的标志。“中体西用”理念，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3、废科举，兴教育。以科举入仕的传统教育模式终于结束，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如洋务教育的实施。

4、僧学院的开办。中国佛教受教会办学及“寺产兴学”的影响，一改过去师徒相授的丛林教育模式，纷纷开展学院化的新式佛教教育。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敬安和尚之师）在日本僧人水野梅晓（1877～1949）的帮助下，在长沙开福寺首创湖南僧学堂。继起的有扬州天宁寺的普通僧学堂和南京三藏殿的江苏僧师范学堂。1907年，杨文会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又创办只洹精舍。辛亥革命后，佛教各类院校再度勃兴，其中较着名的有1914年创办于上海的华严大学，1918年创办于浙江宁波观宗寺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1922年创办于武昌的武昌佛学院，1925年创办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还有1922年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1927年创办于北京的三时学会，以及1932年成立于重庆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等等。虽然这些院校大都先后停办，然学院化的佛教教育氛围，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培养了无数弘法利生的精英人才。

三、虚云大师的教育理念

（一）虚云大师的教育目标及其作用

1、中国的教育主体以儒家设教，专为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人君子、治世之才，所谓“学而优则仕”，因而儒家教育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功利主义色彩。而虚云大师认为佛教之“圣人设教，总以济世利民”为总纲。然具体实施当有次第的不同，“语其初基，则为善去恶”，这和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匡世救心的普世精神是相通的，体现了大乘佛教对于世间人文关怀的伦理道德价值。虚云大师于“为善去恶”的基础理论构架上，认为佛教教育有“辅政之功”及“经世化民”之用。虚云大师的“政教并行说”与传统的辅政学说（如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同，他更强调政治与宗教的平等，强调二者有相互辅助、依赖的功能，而不是宗教从属于高高在上的皇权，这可以说是中国“政教分离论”的先驱。佛教“经世利民”最关键的决策是“教人治心”，即应从万物的本源——心上着眼，从人性的根本上解决社会、教育的问题。虚云大师说：“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万物得以宁，而天下太平。”鉴于世人对佛教造像立寺的误解，虚云大师也予以澄清，认为泥塑、木雕也是佛教教育形式的一个方便，其教化作用昭然：“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于法不张，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无敬畏，将无恶不作，无作不恶，祸乱以成。即以世俗言，尼山塑圣，丁兰刻木，中国各宗族祠堂，以及东西各国之铜像等，亦不过令人心有所归，及起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议。语其极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2、倡导“明心见性”之大乘终极关怀。大师一生重视《楞严经》，认为“此经几无法不备、无机不摄。究佛学哲学者，均不可不参究。”大师的教育目标以“见性成佛”为旨归，并依照《楞严经》对佛教的“心性说”作了详尽的阐述。所谓“心性”，师以为与常住真心、真如觉性、法身、实相等，都是真理的别名，它“清净本然，离诸名相。无有方所，体自觉，体自明，是本有自尔之性德。绝诸能（即今称主观主动等）所（即客观被动等）对待，本无所谓十方（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即今称空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即今称时间），更无所谓大地，人畜木石，地狱天堂等等”。宇宙万事万物的成立，即不明此心性，“只以妄立一念”，而“致起诸有为法（宇宙间万事万物）。”明了真与妄，则可舍妄而趣真，即一念之间，恒与真如觉性相应，自在解脱。真如觉性，既立真妄染净，当转染成净，圆成无上佛道，以为佛法之极则。然真与妄，亦有“不变”与“随缘”之别，“平等不变，离差别相，无圣无凡，非善非恶，真实如常”，即是佛法“不变真如”；“随缘生灭，起差别相，有圣有凡，有善有恶”，便是“随缘真如”。就不变真如而言，万法即真如，“非心非物非神也”；就随缘真如而言，真如即万法，“即心即物即神”。虚云大师从真如与随缘的辩证关系，论述佛教的明心只在人我的当下一念之间，只在日常生活妙用中，这就突出了大乘佛教利他的特色和悲心度世的情怀。鉴于时人惑于终极之关怀，而堕入邪途，倡心神或物质为终极之实在，虚云大师认为这些都是不明了心识的结果，如“唯心论者，错认识神，就随缘真如，以为即是真心，而倡唯心论；唯物论者，囿于边见，就随缘真如，即物之见，而倡唯物论，又据唯物而倡无神论；唯神论者，亦囿于边见，妄生分别，就随缘真如，即物与神之见，而倡唯神论。殊不知心即物，物即神，心物与神同一理体，有物则有心有神，无心则无神无物。然此‘有’非有无之有，乃非有而有之妙有；此‘无’非断绝之无，乃超有无之妙无。（此妙‘有’妙‘无’与下说之，无生之生与有生之生，其义颇奥，非语言文字可到，故为禅门要关）唯心论、唯物论、唯神论者，均未明斯义，互相攻击，实则皆无不是，亦皆非是。”这诸多论点，在佛经中都有明确的分析研究，所以虚老说这些人只要“一研佛学，自可涣然冰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