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教授谈当前佛教教育的四大症结

王雷泉教授谈当前佛教教育的四大症结

王雷泉在《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谈佛教教育的宗旨和目的》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使我国迈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格局之中，除了继续贯彻落实宗教政策这一远未完成的重大任务之外，佛教界还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发展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免的价值失范对加速佛教世俗化的负面影响；现阶段佛教状况因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的宗教需求而导致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乘虚而入，与佛教争夺信徒；经济水准的巨大差异和政策失误使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大量流向海外、境外，“马太效应”越演越烈。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症结有下述四点：

一、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徒对宗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之认识暖昧不清，导致教内存在某种程度的信仰淡化、缺乏主体意识和团队精神，教团组织软弱松散，世俗化倾向严重；而这又与社会上存在着对佛教的无知和偏见现象紧密相关。在教不言教，实为当前佛教界的流行病。

二、在办学形式上，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小而不全”式佛学院，浪费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使现有的十几所佛学院在学制上互不衔接。片面仿效世俗学校之学制和师生职衔待遇，造成非僧非俗之政策导向，学修一体化和寺院管理丛林化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

三、在教育对象上，佛教教育仅限于僧人这一狭窄范围，而忽略了居士教育与佛教团体工作人员、佛教实业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教育。在佛教的宗教地位尚不坚挺的现阶段，这种自我封闭的教育格局，使僧教育无法保证足够合格的生源。而在佛教界的各级岗位上，大量既未经过系统的宗教政策训练，又未受到佛法知识熏陶的工作人员之存在，很难成为推动佛教教育的有力增上缘。

四、在大陆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外流的同时，却因害怕“渗透”而不敢大量引进海外佛学研究先进成果和教学人才以为我所用。当中国佛教最可宝贵的丛林精神这一优势面临衰退的时候，佛学研究和教学却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其灾难性的后果，将是很快抵消掉祖先留给我们的佛教历史文化资源。靠吃老本总有吃尽的一天，这一危机，随着教内外一批大师级学者的逝世，已经日益显示出来了。

上述四大困局，都与模糊了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有关。佛教教育，从根本上说，属于宗教传播学的范畴。其目的是造就一批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起统一强大的佛教教团。从这个根本出发，由体起用，以主驭宾，才能更多更好地培养出佛教的社会活动和资生事业人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人才。佛教教育固然受到现存教团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这个内部环境的制约，但它同时又塑造着佛教教团这个主体；佛教教育固然受制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程度、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和容忍度，以及学术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但它同时又改善着社会和世俗文化这个外部环境。主体的塑造和环境的改善，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增上的辨证过程。佛教教育不仅仅是教团的自我延续，从佛教的宗教本怀来说，它还承担着向社会弘法的神圣使命。

从社会这一角度讲，佛教教育只有保持其鲜明的宗教本位特点，才能使整个社会保持祥和健康的协调发展，并对延续中国文化的慧命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因为佛教不仅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能提升人生命品位和精神境界的思想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值得维护的能保持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的社会实体，更是一种值得发扬的已融入民族精神之内并日益走向世界的文化形态。信仰、社会、文化，佛教以此三圈层层相叠，环环相摄，构成一个在世间而超世间、即历史而超历史的巨系统。不共的出世法构成佛教的特质和存在于世的理由，共世间法构成佛教在社会中存在、在历史中发展的条件。圆融无碍中理事历然分明、主宾自有分齐，需要的是和而不同的君子风度和判教智慧。

在佛教的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佛教教育的宗旨可具体归结为：塑造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当前佛教教育的困境，表明在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中还存在着窒碍。对佛教界来说，无疑是从信仰这个核心出发，向社会、文化层圈扩展，然后从文化、社会这些外缘层圈向核心凝聚。

（摘自《浙江佛教》1993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