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帙号，即以《千字文》来作汉文大藏经的帙号。
《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梁朝的周兴嗣编的，《梁史》中有记载。《太平广记》说的更详细，但带有夸张性，似不可尽信：“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即东晋着名书法家王羲之——方按）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帝召兴嗣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赏赐甚厚。”这部书用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四字一句，每句成文，前后连贯，押有韵脚。内容包括自然、历史、人事、修身、社会、伦理、教育、饮食，居住、农艺、园林、祭祀乃至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全书所选的一千个字，都是古书上常用的。多数句子都采用普通的文言语法结构，适应了儿童识字造句的需要。因此，从南北朝到清末的1400多年中，成为影响最大，流传不衰的童蒙读物，凡识字者人人自启蒙开始便背得滚瓜烂熟。
由于汉文大藏经需要一种有序的文字作帙号，佛教偈颂无法承担这一任务，而《千字文》有一千个互不重复的字，又是识字者人人会背的，这真是天造地设，似乎是专为用作汉文大藏经帙号而准备的。
用《千宇文》作佛藏帙号的方法如下：将全藏经典依其结构体系依次排列好。然后按篇幅多少分成帙。所谓篇幅多少，一是考虑卷数，一是考虑纸数。大体上每帙是100张纸到200张纸左右，大约是10卷经。遇到一些很短的小经，一帙也可能包括20多卷甚至更多一些的经。分好之后，用帙皮把它们包卷起来。然后按各帙的先后顺序与《千字文》逐一配置。每帙给一个千字文号。例如第一帙为“天”号；第二帙为“地”号；以下依次为“玄”、“黄”、“宇”、“宙”、“洪”、“荒”……等。帙号一般写在帙皮上，刻本藏经为了使所刻板片不错乱，还将帙号刻在每一块板片上。
采用《千字文》作帙号后，有序的千字文帙号便将数千卷佛典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只要对佛典的结构体系稍有了解，使可凭籍帙号大体判断出该帙在藏经中的位置，从而大体判断它的内容。如果再配有一本标着千字文帙号的随架目录，则检索、查阅佛典，整理书架上的佛藏就非常方便了。
采用《千字文》作帙号是我国古代僧人的一大创造，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评价说：“千字文帙号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那时侯，排架号和索书号是统一的，这种千字文的编号也可以说是我国最古的索书号。从这些特征，可以极清楚地认识到在8世纪初叶，我国图书馆在藏书和取书上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科学的程度”。因此，该帙号被发明出来后，历代沿用不衰，几达千年之久。古代商人的账册。考场的试卷也常以“天地玄黄……”。为序，很可能是受了汉文大藏经帙号的影响。当然，也可能是僧人受俗人的影响而发明千字文帙号，这个问题尚须研究。
采用《千字文》作帙号，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通过帙号把这一帙的经典相对固定下来了。我国历代翻译与撰着的佛教着作数量相当庞大，其中有不少着作当初也曾经被收编入藏，但后代却大部分亡佚了，没有能流传下来。追究它的原因，是因为那时的大藏经没有定型的结构与固定的编次，各地所编的大藏经既不相同，同—，地区不同时期编的大藏经也不相同，各干各的，百花齐放。这样便使相当一部分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自生自灭，湮没无传。千字文帙号流传时，我国汉文大藏经的结构已基本定型，千字文帙号又使它的编次确定下来，每一帙收哪几部经也固定下来，这就使汉文大藏经的形态相对稳定下来。晚唐，五代我国汉文大藏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基本统一，这种统一的藏经其后千年中流传不替，再也没有发生散失湮没的情况，除了其它种种原因外，有千字文帙号维系固定各帙经典，也是重要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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