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心性学看人文精神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迅速世俗化和商业化，人们在80年代对于思想和文化的热情急剧降温，而对于金钱和物欲的追逐，成了几乎所有生活活动的动力。纯粹高雅的文学和艺术不再能够打动人，哲学、美学和历史，人们更是弃之如弊履。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几乎成为人们的全部精神信条。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这可以看作当代社会的价值的殒落，或者说是精神的危机。有学者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危机”，主张为了社会的健康进步，要再次强调人文精神的价值，重建中国人文精神。这种关于人文精神重建的呼唤，固然不同于坚守儒门的唐君毅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出的同样的声音，但也引发我们了对于儒学心性学的关注和思考。

如果说，“诠释学是关于文本理解、自我理解和自我塑造”的学问（潘德荣语），那么也可以说，心性学是我们的先人关于自身理解和自我塑造的学问。儒家的心性学是在与道家和中国佛学的相互激荡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道家的心性学以老庄为代表，讲究无为、逍遥、心斋、坐忘、朝彻、见独，以超越日常生活，走向诗意的栖居为指归；中国佛学的心性学亦即佛性论，则主张以空为指，以善为归，通过自我的修炼，摆脱尘世间的烦恼，走进深山和来世。儒家的心性学汲取了佛道两家的资源，又经数代学者加以整合、守正、出新，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学说理论。它包括许多理论内容，广泛涉及天人、心性、性命、性情、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已发未发、天理人欲、良知呈现、本体工夫等复杂问题。儒家心性学内容非常丰富，强调的就是人应该挺立于天地之间，通过读书明道和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自我确立，自我把握，自我修炼，自我成长，实现安身立命，乐天知命，走向成圣成贤，顶天立地。我们这里关于儒学家心性学的介绍，当然并不是全面的介绍，而且介绍的立足点在于突出其合理因素。从儒家心性学的几个重要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它对于我们的人文精神重建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强调生命本体与世界本体的统一，这是儒家心性学的突出特征。在儒家看来，人作为天地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在世界上最为宝贵。而人的精神价值则是儒学强调的核心价值，道德的理性和道德的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很少讨论世界本体之类的问题；但是，他断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主张人自身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超越。孟子强调“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认为离开了人的心灵去讨论世界本体，没有什么意义。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向善的因素（所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端”），人生何以实现善的德性？则是个人后天自我努力的结果。而只有真正体认了内在生命的仁心和创造性，人才能完成安身立命的理想，实现生命自身的意义。在宋明新儒家看来，世界的本体与人生的本体密不可分。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同上书卷一八）“仁”与“理”都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地的生生之德便是所谓的“仁”。王阳明也曾经明确提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传习录》下）宋明新儒学可以粗分为气、理、性、心四个系统。“气本论”者强调太虚之气，“理本论”者强调天地之理，“性本论”者强调天地与人生之性，“心本论”者强调人类之心。无论他们对于本体的强调如何千差万别，却都是联系着人生讨论世界本体问题，都是主张通过学术的研究和精神的修炼，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确立与人生密切相关的世界本体；“为生民立命”，就是强调人生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自觉；为往圣继绝学，则是强调自觉继承先秦儒学的道统意识；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儒家为社会和人生创造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感。张载的“四句诀”，为后代儒家所认同，真正把人生的生命本体与天地本体统一了起来。

儒家的理论思想气象高远，精神博大精深，境界引人入胜。儒家心性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民族国家、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现实，我们很难设想儒家还能够继续成为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学治世的思想已经无法再予以实施。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却仍然能够自觉地把儒学的心性学作为人生修养的指南，走上内圣的道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仍然是儒家心性学的活动舞台。今天，我们要重建人文精神，就必须进一步考虑本体论的重建。我们所需要的本体，不是脱离了人和人的生活的理论假设，而是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本体；我们所需要的本体论，是与民族文化遗产血肉相连的哲学本体论。

重视人的精神价值，这是儒家心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心性是什么？心在儒家那里有着思维的器官、道德的主宰和精神的本体三重含义；性在儒家那里既指事物的本性，又指人类的属性。儒家重视人的心性修养，事实上也就是重视人的精神价值。《论语》中所褒扬的“孔颜乐处”，记载了孔子对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的赞叹。这里所赞叹的是对于精神价值的推重，是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主张人要超越对于功名富贵的庸俗计较和追求，而去追求那高远淡泊的精神境界和安身立命的道德情操。孟子强调“人与禽兽相异者几希”，认为正是人的精神价值使得人不同于动物。理学大家朱熹，突出的强调人的心性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四书集注》）朱熹还主张“心统性情”，强调主体精神的统领作用。他说：“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统情情该体用者，心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六）“性以理言，情乃发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朱子语类》卷五）宋明新儒学极为重视对于心性修养这种精神价值的追求，无论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还是胡宏、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刘宗周，他们都是重视人生的精神价值的典范，都是体验“孔颜乐处”的力行者。我们可以说，除了晚明时期由于王学的泛滥所流行的假道学，造成“满街都是圣人”之外，宋明新儒学对于精神价值的重视，是真诚无欺的。

儒学家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人生的实践中，都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财富和权势，主张人要有追求圣贤的精神。这种具有神圣感的精神追求，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内圣精神，它构成儒学心性学最基本的特征。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他的精神价值是突出的，以马斯洛为代表的现代存在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生对于真、善、美等价值的精神追求，远远超过对于感官欲望的满足的享受。在保障其生命存在的前提下，应该把人的精神价值提到更高的位置。生为一个人，我们不仅应该感到荣幸，值得骄傲，而且应该感到责任重大，志存高远。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要办好企业，就可以不尊重人，不关心人的精神和心灵。安顿好人的精神和心灵，是保障人的生活质量和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是促使人成长为真正的人、纯粹的人的重要条件。无神论者虽然不相信宗教主张的神灵崇拜，但是，也同样应该重视众生之心灵的安顿，强调对于人类精神价值的尊重。

认定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这是儒家心性学的突出特征。从孔子开始，就强调“为仁由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每个人自我的努力才是境界提升的根据；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更是把“尽心”提到自我升华最后根据的高度。儒家所追求的本体，不是虚无缥缈的精神信仰，而是与人伦日用密切关联的理想的精神信念。这种立足于现实所确立的生命本体，需要通过人生的道德实践工夫才能体认到。儒家心性学所说的本体，指与世界本体相统一的生命本体，指一种高尚的精神信念；而工夫则是指人为了达到和体认最高本体所要经历的实践的过程。朱熹强调“格物穷理”、“主敬涵养”，就是倡导通过工夫体认本体。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他的所谓“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尽管人们对于这四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都必须承认，四句教的核心思想就是主张本体与工夫的统一。王阳明自己就认为，只有本体与工夫“打并为一”，才算理解了他的“四句宗旨”。王阳明所理解的本体，正是他所强调的“良知”，而他所谓“良知呈现”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心性修养的工夫。宋明新儒学的殿军刘宗周，不仅重视对“诚意”之“独体”的坚守，尤其重视“慎独”，重视通过人生的实践去证道，用一生的生活实践去追求和体证生命的本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强调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这是儒家心性学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遗产。

儒家心性学，不是要人们去信仰脱离现实生活之外的神圣精神本体，而是主张：现实的人、平凡的人，通过生活实践和内在修炼，把握生命本体，这是人实现安身立命，乐天知命，进而成圣成贤、顶天立地的根本途径，也是做人的根本道理。这也被现代新儒家称作对于现实生活的“内在的超越”，它事实上是人的实践理性精神。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尤其思想建设，对于人的精神信仰和自我修养重视不够。我们不是要预先悬搁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性的精神信仰，而应该通过思想的启发，倡导一种真正符合现实品格的人格理想，提倡人的精神修养和价值的自我实现。而人生也只有脚踏实地，知行统一，以身证道，以行体道，才能够落实所谓的人文精神。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实际的生活实践中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精神价值和重视生命境界的提升，也才能推进人文精神的重建。

主张抑制人的不当欲望，这是儒家心性学的再一个特点。孔子主张“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逾矩”就含有抑制不恰当的欲望的意味。《礼记•乐记》中，就把理和欲相对待，并且说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但是，那里并没有把人性和人欲对立起来看待，而是主张节制欲望，体证天理。宋明新儒家从周敦颐开始，就把处理好理和欲的关系看作人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张载提出，天理出于自然，人欲出于人为，只有顺性命之理，才能的性命之正。二程之后，除了胡宏，几乎无不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按照朱熹的经典说法：“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自此以后，几乎成为理学人生论的宗旨。但是，宋明新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论，并不简单的就是清代思想家戴震所误解的“以理杀人”，而主要是把人的过度的欲望看作与人性的正当性相悖的东西，主张对超出人性正常需求的欲望加以节制，以使得人真正按照人的规定性来生活。朱熹和王阳明都承认，人生为了生存的基本需要是正当的，王畿、刘宗周等都肯定人欲在一定范围内的正当性，把“灭欲”的说法改成了“节欲”。在宋明新儒家看来，穷奢极欲的生活，超出了人性的正当性，忘却了人之异于禽兽之几希，因而需要杜绝。

宋明新儒家虽然总体上是主张节制人的欲望的，有着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绝不是完全无视欲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南宋的思想家胡宏就曾经主张“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反对杜绝一切正当的欲望。陈确甚至认为：“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瞽言一》）总体上说，儒家心性学对于人生的欲望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认为应该对欲望加以必要的节制，以防止由于放纵欲望而危害社会和人的精神修养；就个人而言，要成为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境界的人，更应该自觉地节制生命的欲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重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无疑唤起了人们的无穷的欲望，也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的生产力。欲望成为推动经济和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人的欲望是一个无法满足的黑洞，也是一匹需要驾驭的野马。我们重视人文精神，当然不是不重视人们的基本需求，但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为了子孙后代的生活，为了保持健康文明的精神状态，必须对人的欲望和需求加以必要的节制。人要成为具有圣贤气象的高尚的人，就应该自觉地节制欲望。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无论我们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如何丰富，人类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今天，我们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离开了对于人生欲望的节制，只能是一句空话。

儒家的心性学，广泛涉及天人关系、理想人格、道德理性及精神修养的问题，内容非常丰富，还有其他一些特征与优点。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落后、愚昧的意识，其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专制体制下的社会生活和礼乐教化的精神生活密不可分。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学的心性学所蕴含的教育人如何按照人的规定来做人，如何重视人的精神价值，如何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等重要的内容，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所有这些内容，非但没有过时，用在今天则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我们今天的人文精神重建，不能不吸纳儒家心性学的精神。我们应该看到，礼乐教化的缺失和知性教育的偏颇，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实现复兴的阻碍。重建人文精神，理应包括对于儒家心性学精神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