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偈颂

罗伟国

早在佛教创立以前,古印度就有利用诗歌来表示歌颂赞叹的传统。在佛教初创之时,宣传教义最简便的形式,就是易于口耳相传的韵文,后来才逐渐加上散文,成为韵散结合的经典。《高僧传》第二卷中,鸠摩罗什对僧睿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礼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偈颂是宣传佛教思想及礼佛的重要形式,佛教徒十分重视这种形式的特殊作用,《大智度论》第十三卷指出:

菩萨欲净佛土,故求好音声。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受化易。是故以音声因缘供养佛。

由此可见,赞叹歌音是礼佛所必需的。释迦牟尼刚入灭时,卧于狮子床上,迦叶和大众以偈赞佛道:

面如净满月,眼若青莲花;

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

此偈虽为赞佛而作,但同时也赞扬了阿难智慧大,记忆力强。

有些偈颂,则是意义深远的哲理诗。从一些偈诗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原始佛教教义的真实面貌,比如在几部不同的佛经中,都引述了下列三首偈诗:

第一首为《缘起偈》,又名《法身偈》:

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

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

第二首为《无常偈》,又名《雪山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第三首为《七佛通戒偈》: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这三首偈诗,都配有故事加以解释,比较接近释迦牟尼说法的原貌,因而受到佛学界的高度重视。

佛教教义,都载之于佛典中,而偈语就是佛经的一部分。佛教学者以各种形式,将偈语组织到佛教典籍中,使偈颂成为佛经行文的一大特色。佛经中大量运用偈诗,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佛理,易于为信徒所接受。佛教重视偈语,原因也正在此。

偈颂的种类不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偈,固定由三十二个梵文音节构成;另一种是别偈,共四句,每一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不定。“偈颂”连称,其实是梵汉双音并举,已为人们所接受。

佛经中的偈颂,无论其内容如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宣扬佛法。比如大乘瑜伽行派的《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其实都是按诗体分行的佛学着述。许多佛经中的偈颂,都很富有哲理性。

按照佛教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好坏,都有前因后果,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佛偈云: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此偈所说的道理,分明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虽有宿命论之嫌,却将因果报应阐述得清清楚楚。

偈诗虽为出世之作,但其中不少作品倾注了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注,如法演禅师《开悟偈》云:

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

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

偈颂为了让人们容易理解,所以都比较通俗,有的甚至像民歌,如反映原始佛教教义的《杂阿含经》第四十九卷中,有这样一首偈诗:

何物重于地?∵何物高于空?

何物疾于风?∵何物多于草?

戒德重于地,慢高于虚空;

忆念疾于风,思想多于草。

这种问答、比喻、排比的手法,通俗、生动、形象的语言,如果单独列出,谁会想到它出于佛经之中呢?

佛教有一种文体,称作“本生故事”,其内容大多采自民间传说,因而其中的偈颂也就明显地涂上了民间文学色彩。如《佛说野鸡经》中,叙述一只野猫见树上“有一只野鸡,端正姝好,既行慈心”。于是野猫心怀歹意,欲危其命,表面上却以柔辞相诱,唱偈道:

意寂相异殊,食鱼若好服。

从树来下地,当为如作妻。

野鸡却明确地唱偈拒绝:

仁者有四脚,我身有两足。

计鸟与野猫,不宜为夫妻。

像这样的偈语,类似于山歌对唱,显得很诙谐、风趣。

佛经翻译成汉语,不能不将偈颂译出,这就需要借用中国诗的形式。但由于受到佛经内容和形式的限制,偈颂又与中国原有的诗歌形式、表现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它的音调抑扬顿挫,当僧众集体唱诵时,别具深沉之力,令人回肠荡气,油然而生肃穆之感,沉浸于佛门宁静致远的气氛中。

佛门偈语的内容,无论是对人生的思索,对社会的评判,还是对事物的分析,对未来的预言,都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偈语在音韵、修辞、句法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如《华严经》、《涅经》等大部大乘经典中,那种夸张叙写的手法,给中国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

然而,佛门偈语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一是佛门偈语以宣传佛理为第一目的,它的内容也就被束缚于佛学思想中;二是佛门偈语为了阐发佛教教义,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因而在遣词造句上受到限制,有不少偈颂显得语言乏味,偏枯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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