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见与道德经

中观见与道德经

月称论师、老子原着

明贤法师讲述

一、序篇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逢，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中观见与道德经》，是继《入中论未名疏》课程的进一步学习。我们希望借中观见，以逐句诠释《道德经》的形式，在道、儒两大文化道统奄奄一息的中国社会，借助佛教智慧，对复兴道、儒两家文化道统起到些许作用，进而推动中观见在华夏传统文化土壤上“落地”。我们以此向西天东土两大圣人寻求智慧！

本次佛教中观见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将由我与大家共同合力学习来完成。课间所使用的教材，仅是个人阅读《中观》与《道德经》时所做的学习笔记。需要强调的是，个人学习能力有限，多数观点仅为个人看法，各位认为有价值便参考，没有价值则大胆放弃，为了达至究竟中观正见，大家谛听、善思念之、善抉择之！

佛教是戒定慧之道，其终极成果被包装在中观见里。由“皈依戒”起步而沿“戒定慧之道”走向圆满的佛教中观见，与《道德经》旨趣“不是同宗，已为同体”，皆为载道之文，故而容易移植、容易比附，欲明真谛，佛弟子极需谨慎抉择。

否则，于老子其人其文无参照系，全失依准，定位不明，轻率褒贬，只是妄加点评，全然不与自家本分事相应。如憨山老人云：“譬夫场人之欣戚，虽乐不乐、虽哀不哀，哀乐原不出于己有也。哀乐不出于己，而以己为有者，吾于释圣人之言者见之。”看来，必先定位其人，方能继而通达其文。在佛教基础上，我们先定位老子其人，已然成为需要了！

A、老子其人的佛教定位

老子是个什么人？

社会有社会上的看法，佛教界有佛教界的看法，我个人也有我个人的看法。社会大众谓之“文化始祖、哲学大家”，佛教不会简单附随，至于个人，看法是复杂的！

老子写了《道德经》。这部书的道理很深奥。在不少的人事阅历中，经常见到一些人忙乱、甚至是苦闷了好半天，而《道德经》的一句话，竟让他楞了好半天，于是拍头猛省、深刻反思……这不只是一本伦常范畴的做人书，也不仅只是一本隐逸消极的避世书，我认为它顺从于道，是一本与佛道相从的特殊典籍。

对其人的看法，可由对其文的了解来作定位。“上善若水”、“不争故莫能与之争”、“治大国若烹小鲜”、“生也柔弱死也刚强”……这样的字眼，常让人一句话回味良久，想不起其它的事。实在讲，很多人甚至佛教弟子，对于讲说过《道德经》的老子这个人是崇拜的。

当然，以上对于老子的一些认识，只是源于个人的、经验性的了解。从常理上讲，真要研究一个人一部书，必先确定其年代，研究才能具备可信度。而这却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关于《道德经》及老子年代的讨论，古往今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二十世纪，讨论已经扩大到了日本、欧洲及美洲的汉学界，对老子及《道德经》的年代有很多疑问和假设。

其中考证所得的观点，有人分为十六种[1]、有分七类[2]，还有分为两大派[3]，都不是纲领性的全面概括。约而言之，大概有早、中、晚三期说：“早期说”认为老子及《道德经》出于春秋末年，源于《史记》的“老孔同期”说，并认为老子年长于孔子；“中期说”认为《老子·道德经》作于战国中期，介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是“孔庄之间”说；“晚期说”认为《道德经》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庄子在前，老子在后，是“庄前老后”说。汉代以来，人们皆同“早期说”。宋代，儒家正统地位确立后，有人开始反感“老孔同期”的“早期说”，尤其反对“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说法[4]。此后，“中期说”开始挑战“早期说”。公正地讲，由儒家正统地位提高而导致的对“孔子向老子问礼”这一事件的怀疑，很容易落入“狭隘门户之见”的牢笼。

二十世纪上半期，伴随“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老子讨论出现高潮，人们竞相发表中期和晚期说，甚至出现了“汉代说”，最后干脆有学者提出历史上根本就无此人[5]。二十世纪后半期，“中期说”曾经成为中国大陆学术阵营中的主要观点，而近一、二十年来，“早期说”在中国本土（大陆、港台）大有回复趋势，而“晚期说”因为始终提不出有力的证据而渐渐失去影响，但在日本和欧美成为主流观点[6]。

而真正没有争议的，是《道德经》的内容。于是，我们便从这部书的文字内容开始，作进一步考察。《道德经》的文字结构，与《诗经》极为相近；从句式[7]、修辞手法[8]（回环、顶针、章与章回环、倒字换韵）、韵式（句句入韵、叠句与叠韵、交韵、偶句韵、复韵、合韵）多方面来看，《道德经》与《楚辞》差异大得多。我们从对以上诸方面做过的统计比较来看，《道德经》韵文部分几种客观性的特点充分彰显出来；风格定位，显然是《诗经》风格影响下的产物。文字风格乃是铁定不变的证据，司马迁“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义五千余言”的记载是不能轻易否定的，《道德经》完全有可能是春秋末年的作品，不可能在战国期间。地域和模拟因缘几乎不可能造成这些客观相似及差异性。所以，这里我们在早、中二期相差两三百年的两种不同说法中，大致同意早期说，同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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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张扬明《老子考证》，13-14页。

注2：牟钟鉴《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125页。

注3：古棣《老子通》下，7页。

注4：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分析道：“老子为什么会成为孔子的老师？我以为这不是讹传的谣言，乃是有计划的宣传。老子这个学派大约当时有些势力，但起得后了，总敌不过儒家。他们想，如果自己的祖师能和儒家的祖师发生了师徒的关系，至少能耸动外人的视听，争得一点学术的领导权。于是他们造出一件故事，说孔子当年到周朝时曾向老子请教过，但他有些骄矜之气，便给老子痛骂了一顿。他知道自己的根柢差得很多，羞愧得说不出话来，只有对老子仰慕赞叹。这就借了孔子的嘴来判定了老、孔的高下，道家的身价就可提高……想不到他们这种宣传不但如了愿，竟至超过了预期，而使儒家承认为事实。不但如此……也增加了一段故事，说孔子曾向老子问过许多礼制，使得《道德经》中既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话，《礼记》中又有老聃答孔子问庙主、问葬礼的话，逼得老子竟成了二重人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们这个工作成功了，索性再进一步，使出手段来拉拢黄帝，把本学派里的货色尽量往黄帝身上装……这就是黄帝与老子合作的成绩，而‘黄、老’一词从此打不破了！”

注5：东大图书公司《世界哲学家丛书·老子》，第8页。

注6：《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号（第五卷第四期），1995，12，77-94页，《关于老子考证的历史考查与分析》。

注7：在句式方面，《诗经》305篇中，152篇是比较严格的四言诗，约占总数的50%；140篇是以四言句为主，间以杂言的诗体，约占总数的46%；只有13篇是其他形式的杂言诗，只占总数的4%。《诗经》时代的韵文，是以四言为主，却又不恪守四言的格式，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其余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句，都远没有形成一种诗体。《诗经》中严格的四言诗，其代表作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一而尽。而《道德经》中的四言句，也明显多于三言、五言、七言韵句，以四字句为主的大体上有27章（第二、五、六、九、十、十四、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三、三十六、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四、六十七章）。而《楚辞》的句式明显以六言或七言为主。

注8：修辞手法方面，《道德经》中，大约94%的篇章具有不同形式的回环，比例相当高，与《诗经》十分接近。在《诗经》中，使用回环修辞手法的内容至少有271首，占有韵诗的90%，这种情况在《楚辞》及它后代的诗歌中是根本没有的。回环修辞手法的大量使用，有力地说明了老子是《诗经》时代遗风的产物。

只不过，老子于春秋末期创作的《道德经》五千余言，在流传过程中受到了历代传承人的加工与修改，使得其中一些观点和概念变得更加突出。虽然个别字段在不同版本中有差异，但基本思想和构架没改动。该经为春秋末期作品，人也是春秋末期的人，可以基本确定。

其实，司马迁时代的古代资料也有众说非一的问题。对于老子的生平，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就已经糊涂了。虽然他当时能读到的关于老子的一手资料，很可能比我们丰富得多，但他也列出了三种可能的人物：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dān）。他们都是隐逸君子，都可能是老子[9]。不过，司马迁更同意的还是李耳。

最终，我们回到关于老子最原始的史料上来。司马迁这样记载老子：

老子者，楚（国）苦（hù，憨山大师注）县（今河南鹿邑县）厉（lài，憨山大师注）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着书。子遂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称老子。（“从母左腋出”，出生便能讲话，生于商代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辰时，恐亦类似于前者，为老派学人对佛教的附会之谈。）

司马迁怎么说的呢？

他说：

老子，乃楚国苦（hù）县的厉（lài）乡，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河南省鹿邑县厉乡曲仁里地方的人，俗姓李氏，名字叫作“耳”，字号称为“伯阳”。人们给他的谥号是“聃”，是“周”时“国家档案馆”的负责人。这是一份不用下地干活的工作，却可以有很多资料和时间，来研究国家、社会、和人生的道理。老子的一生，都潜心地研究并修行“道”与“德”，修为特征以“隐逸”和“无名”为要务。在“周”任职久了，看到“周室”的衰败与腐朽，认为自己已经不适合继续做“公务员”了，于是骑上青牛，奔函谷关而去。

就像今天的过海关，没有护照或通行证是过不去的。而老子骑在青牛背上冲函谷关而来，根本没有任何通关文书。福人自有天相，函谷关守关的“检察长”尹喜，却在当天早起时，就看见来路的方向有紫气冲天、自东而来。他断定本日将有圣人过关，心里做好了向圣人求道的准备。当老子这位须发皆白的长者骑在青牛背上悠然而至的时候，关吏向他索要通关文书，他拿不出来，于是将其带到检察长尹喜的面前，交他处置。尹喜有求道之心，已然不在意行私舞弊会违犯什么法律了。他只有一个条件：老子只要向其传道，便放老子过关。

一位陌生的路人突然向这位大智者求道，从为官多年从不张扬的个性方面来看，老子不会轻易开口。但是，看尹喜的架势，带有一点“威胁”，“不满其愿他不会让人过关”。于是，为了过关，或者，基于有关“道德”未来传承方面的观察，老子同意了尹喜略带“威胁”的“请求”。书写了《道德经》上下两篇五千余言，授予尹喜，以“变相红包”[10]换取了通关自由。然后，离开函谷关往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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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论语》中多次记载楚狂接舆、长沮、荷蓧丈人等隐者，对热衷入世进取的孔子师徒讽刺、挖苦、奚落乃至斥责（今佛教亦存在如此情形，如“人间佛教”思想推行过程中，一部分人的反弹）。钱穆认为，斥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隐者荷蓧丈人就是老莱子。

注10：香港老古文化公司《老子他说》，36-37页。

过函谷关想要去什么地方？《史记》中没有交代。从历史文献上来看，只说西度流沙，过了***以北，去往西域了。***的南部，是以塔克拉玛干为主的死亡沙漠，而西北部，大约有两条线路能继续西行：如果沿红旗拉甫入阿富汗境，那就直接往克什米尔高原，真有可能去往印度了；如果过葱岭、灵山去往吉尔吉斯的翠叶城方向，那真有可能是去中东了。《史记》上的交代就四个字：“莫知所终”，既不知道他晚年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

五代时候的宰相杜光庭（进士），因为赶上了道家思想鼎盛的时期，为要抗拒佛教抬举道教，依据佛经的义理写了不少道经。他在其中一部称作《老子化胡经》的书里，说了一段老子跨越函谷关以后的故事：老子将《道德经》交付海关函谷关检查长尹喜之后，西度流沙，一路前行，到达印度，乃摇身一变，成为释迦牟尼佛，开始应化，度脱了无数的印度及西域胡人。由于杜光庭时代已经开始有人如此不根据事实胡诌造经，所以当时佛教及社会人士特意为此创作了“杜撰”一词，用来说明“杜光庭伪造道经”。

历史书的作用，几乎只是记录对时代有影响的大事件，其功能不是追踪生死问题，也不是解决生死问题的。况且，历史对于《道德经》作者的交代，虽然不明，但毕竟因为《道德经》的存在而令老子的“道德”明朗了。这位圣人的行迹，也许恰恰因为如其智慧那样高深莫测，反倒符合了人们的“心理期许”吧！这种“不明白”，的确让很多疑惑“明白”了。当然，以上仅为个人考察的一己之言，加之但凭今人间接的考察手段与方式，怎样的考察也还是难免与史实有距离。为了脱开戏论牢笼，大致确定吧！其实，这都是葛藤，不观其心，终归“场人之欣戚”，哀乐皆不出于本有，道德论题，与尔何干？

以上，大致确定老子这个人的年代、生活地点、大致经历，往下去观察其人在佛教语境下的定位。（有了世间的确定，才谈得上出世间的定位。）

我们试想，在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矛盾尖锐，甚至民不聊生的春秋末期，有很多活跃的思想家在宣扬和坚持各自的思想和做人主张，其中一些哲人博古通今、见识卓越，洞察祸福之机、深明成败之道，以“百家争鸣”的态势，对国家、社会、历史、人事进行深刻分析和理解。或躬耕自食、或寄情山水、或大隐小隐，避世安身、韬晦自守，不是没有对于人类的理想，而是顺应因缘，该行则行，该隐则隐，如《庄子·缮性》言：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返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老子也正是此时，临出关之际，写下《道德经》五千余言尽付尹喜，倾其所悟，尽付来人，实在是“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的善举啊！

老子是位不折不扣的隐逸修行人，以其《道德》一经对后世的影响来看，的确有着非同凡人的悟处。到底有多么高深？能否用大众语言说明白？此点一直为佛教人士所关注。他的悟入水平，是我们《中观见与道德经》课程需要明确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