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的宗教及其走势

宗教与世界和谐关系重大

宗教在社会中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可以激发社会成员产生凝聚力量，引导树立社会道德规范，为广大信众确立终极信仰。在全球化的今天，宗教将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生存空间之内发生作用，其重要性更为彰显。然而，世界范围内宗教走势对中国宗教的影响也是无可置疑的，不仅如此，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世界宗教的发展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及发展亦有重大作用，因此，对世界宗教发展走势应首先关注。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地球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村落”；再有，互联网已把世界连成一体，每个人已把世界握于股掌之中，随便点击几下，另一国度即在眼前，各民族宗教的信息亦很容易了解到。在这小小的地球村落之中，各国、各民族之间宗教没有任何接触和影响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宗教与世界和谐的关系可谓重大，虽说宗教具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如果宗教之间发生冲突，则对社会有严重危害，历史的教训已非常清晰地摆在世人面前。若从系统论角度看，在社会大系统之内，宗教与经济、政治等社会子系统一样，都是社会系统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影响和制约，而宗教与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子系统，如法律、道德、艺术等也存在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按照当代复杂性哲学的观点，宗教系统与社会各系统及整个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复杂的关系，宗教系统的种种变化，在系统演变的关节点附近会通过非线性的放大机制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作用，而宗教冲突在此时对社会的危害将呈几何级数增加。因此，宗教系统的和谐与否对社会其他子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都有重大影响作用。而宗教系统又由各种宗教子系统组成，每一宗教子系统又有众多的教派小系统，宗教系统的和谐不仅要求各种宗教子系统之间保持和谐发展的态势，还要求每一宗教子系统内部众多派系之间保持动态和谐。

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各种宗教尤以几大宗教为代表，他们正处在互相接触和了解的过程之中，美国着名基督教神学家汉斯·昆在提出全球普遍伦理的倡议的同时，指出普遍伦理实施的前提在于世界几大宗教之间的真诚对话，而真诚对话又以平等相待、信仰纯正等条件为基础。汉斯·昆倡议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宗教处在新的人类历史时代发自内心的沟通愿望，是对宗教史上由于宗教独断而引发持续的宗教战争、至今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仍频繁出现从而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教训的总结，是对人类走入21世纪共同营造世界和平环境的美好向往。

可以预言，宗教间的对话沟通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其间也可能出现冲突多于对话的困难阶段且会有多次反复，但前景毕竟是充满光明的，因为人类的智慧是不断提高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反思是不断进行的，对宇宙及社会真理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且这一过程较以前人类历史上的宗教及文化交流过程会大大缩短，因为科技的不断提高已为这种交流对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宗教对中国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相对“和谐”的局面，其中，宗教对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注重建功、经世的儒教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理想亦是以社会“和谐”为旨归的；道教重个人修道及超世，而“天人同序”与“天人合一”的在世表现便是社会和谐；佛教的超世特点最为显着，个人修为的最终结果是成佛，而佛的境界必然是社会的“终极和谐”。虽然三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的程度有很大不同，但自唐代以来，“儒释道合一”的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三者互相影响、渗透、弥补及促进，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起到重大作用。

在我国，宗教也呈不断发展的态势。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在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指导下，我国各宗教之间应保持坦诚的对话与沟通，以促进各宗教及宗教各派别的和谐发展，进而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共进。这方面，我们具有诸多优势：我国既有宗教发展史上各宗教和谐共存的优良传统，也有国家和***对宗教发展的正确指导，也有各民族团结奋进的良好政治局面。

各宗教及宗教各派别的和谐共进取决于每一种宗教自身的不断发展。每一种宗教越是重视从物态层面至信仰层面的建设和发展，这种宗教就越能提高信仰度，也越具有凝聚力量。美国着名宗教社会学专家罗德尼·斯达克经过对美国宗教长期研究，提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宗教市场论”，其主要观点是：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有极高的相似性，在“宗教市场”上，在没有宗教垄断的条件下，会出现宗教的竞争和多元化，而宗教竞争会造成某些具体教会或兴或衰，但从总体上会促进宗教繁荣；竞争能促进宗教提供者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宗教“产品”；宗教信众作为宗教“产品”的消费者，在选择宗教“产品”时具有理性判断即趋向于选择“收益大于付出成本”的宗教。很显然，斯达克理论的提出有其所生活的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背景，他似乎以宗教系统附和经济系统，但他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合理性。

我们暂且借用斯达克“宗教市场论”中的术语，某一宗教若要成为信众信仰的宗教，提供者就要努力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宗教“产品”，而具有竞争力的宗教“产品”必须在物质层面直至信仰层面加强和深化建设。在当今寺院道堂的物质层面建设已取得较大进展的基础上，更应着力加强宗教自身的信仰建设，这也是中国宗教在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加强信仰建设是一个巨大的课题，有众多层次和方面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在实践层面上看，也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从中国佛教史上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的信仰建设过程，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可以预言，这一过程仍将持续下去。这一过程永远持续的原因是，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会不断遇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提出的种种问题，宗教若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解决这些问题，而每次对时代问题的成功解决，宗教就会前进一步。当然，不是每次都能完满回答时代提出的所有难题，有些问题是亘古至今存在的，而对这些问题的部分解决或认识上的逐渐深化，也使宗教不断发展，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宗教的魅力所在。

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走势

加强宗教信仰建设，其核心是“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在当今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是“宗教与和谐社会相适应”，这是我国***在对宗教发展历史正确总结基础上提出的对宗教发展问题的总的策略。而对这一总的策略的理解和把握，还有许多理论及实践问题需要解决。“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强调了宗教的“处境性”，但并不是削弱或抛弃宗教的优良传统，也不是对现实社会暂存的违背历史发展的错误风潮的俯首迁就，更不是对宗教传统中不适应现今社会的所有传统习俗的一概坚持。实际上，在“坚持宗教传统”与“宗教同社会相适应”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使得宗教要在保持优良传统而不至削弱或丧失信仰同适应社会、避免脱离社会而趋衰落之间保持良好的动态平衡。我国不存在绝对保持传统而不受现代社会影响的宗教及派别，存在的只不过是对传统与适应的不同程度的取向而已。

我国宗教在适应社会方面有众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宗教传统的“重出世、轻现世”（不包括儒教）表现较为突出。本来宗教的终极信仰是以出世为目标，但以佛教大乘佛法的宗旨来看，出世之后的入世度众才是佛教的根本旨归，而在实践方面，可以说与大乘佛教的要求有相当差距，这也正是近代太虚法师提出“人间佛教思想”的初衷。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为此目标的实践提供了较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可行的社会物质基础，可以说，“入世济世”是当今宗教界可能且必须的行动选择。一方面，出世的彼岸与现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入世济世”的慈善服务是宗教出世信仰的现世基础和表现，另一方面，“入世济世”的慈善服务是社会民众感受宗教的最直接、最有力的途径，是传播宗教信仰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加强宗教自身信仰建设的重要方法。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宗教具有强烈的“轻利观”，形成这种思想是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然而，近代以来，这种观念受到西方思潮的强烈冲击，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国人受西方影响可谓深刻。本来传统宗教的“轻利观”对国人拜金思潮应有一定稀释和矫正作用，但问题没有那样简单。中国传统宗教对国人思想影响虽说很深，但儒家重现世、重实用的思想更居上风，中国历史上未出现如西方千年宗教狂热的信仰程度，外国学者说中国缺乏“超越”精神，从此角度看亦有一定道理。可见，“轻利”与“重实用”一开始在国人思想深处就存在深刻的二律背反；在社会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重实用”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国人便唯经济利益马首是瞻，这亦可解释当今腐败现象发生的思想根源，也可解释国人在小富面前普遍缺乏“富而思进”精神的种种现象。与此相对，西方人在近代以来改变传统的“一切为上帝”的绝对超世思想，经由加尔文“神召论”思想的宗教改革，“一切工作都是为上帝增加荣耀”、“为上帝工作”等思想使西方人把渴望发财、渴望成功与得到上帝的拯救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宗教情怀便激励了人们的商业欲望和对成功的持续追求。而“上帝恩宠的证据是一个人对他人的乐善好施”的思想又使西方人积极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由此可见，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及管理思想的同时，应努力把握其文化深处的宗教思想及价值观，而不至于邯郸学步。而本土宗教思想确实缺乏经济利益与宗教信仰的密切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应汲取西方宗教在此方面的合理思想，融于我们的宗教和文化之中，这也是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会话沟通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既有利于我们致力于经济建设，又使国人具有“富而进取”的长远眼光，以切实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

此外，我国宗教发展也有宗教间及宗教派别间的相互接触、对话、沟通，宗教内部出现更多教派等趋势。这种趋势出现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同上面所述当今世界全球化及开放性有众多吻合之处。诚然，宗教的一神崇拜（主要指基督教）与宗教平等对话、宗教宽容之间似乎存在较大张力，从宗教信众角度看，在信众皈依信仰某一宗教的初期，这种神的唯一崇拜对其宗教信仰的专一性和稳定性有很大裨益，但从各大宗教的整体角度看，这种绝对一神崇拜的独断论为宗教冲突的产生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因此，宗教对话和宗教宽容对当今时代世界和谐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宗教的对话沟通在国家宗教政策的引导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同一宗教的教派之间的对话沟通也在进行之中。另外，宗教内部派系或新的思潮也不断涌现。***近年出现李元松的“现代禅”，佛教界时有批评，认为其偏离佛教传统，但若从宗教宽容角度看，任何思潮和派系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它在某些方面及一定程度上对宗教发展也有积极意义。墓林僧的出现，佛教界对此也有众多贬斥之说，但亦可以宗教宽容之心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