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禅者心灵实录：学箭悟禅录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是什么东西成道时是它，修道时也离不开它呢?恐怕只有一个“中”字。所以尧传舜只有一句话∵——“允执厥中”。老子也说“多闻数穷，不若守於中”。孔子称中庸为至德，佛陀称至法为中道。中国以中为国名，中医以中为准绳，我们的文化处处体现出中之妙谛。

这个中如果用两个字表达，便是中和。中为体，和为用。如用四个字表达，便是中和圆通。中和是体，圆通是用。

这个中是我们文化的灵魂，也是做人做事、成道成圣的最高准则。理解了这个中，我们才能读懂经典，走进圣道;不断地依中而行，我们才能日日自新，转凡成圣。大道至简，得其一，万事毕。一个中字便可囊括千经万典，便可统摄千语万行。中之义大矣哉!

但领会与践行这个中又谈何容易!这个中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多维的，而不是平面的。它既近又远，既显又隐，既平常又神奇，既是过程，又是结果。所以要把握好这个中永远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事。它是人生走向幸福的一条光明大道，是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法宝。一个人只有在圣贤的指引下，时常怀抱这个法宝，永不偏离正道，经过一生的努力，才有望达到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至善境界。

何谓中?中有体用两面。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说的是人七情未动时的至善本性即是中。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说的是万物的共同本性即是中。所以就体来说，於人，这个中即是孔子说的仁，子思说的诚，孟子说的良知，佛家说的佛性;於物，这个中即是子思说的天命，老子说的道，佛陀说的空。就用而言，子思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是说用情合理即是中的表现。又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是说天地万物各循其性即是中的显现。因为体用既非一，又不二，其妙皆在一中，所以体现在修身上，自然要讲成己成人，内外兼修，动静交养，本末并进。这种“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道行持法是孟子以前圣圣相传的大中至正的圣道大法。自伏羲至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子、孔子、曾子、子思直至孟子，可谓薪火相传，法脉不绝。

自孟子後圣道衰微，圣学凋零，大道一脉衍为三教。於是以中为本、以和为用的大道遂分为以自我和为特征的佛家、以人我和为特征的儒家与以物我和为特征的道家。分裂後的三教已不把集古圣之大成的孔子视为大道圣师，却将之视为狭义的儒家创始人，於是三家各持己见，互争高下，遂使大道愈来愈晦。而在儒家内部也渐分儒学与儒教两派，一重学术而轻做人，一重做人而轻学术，两者皆偏离孔子道艺并重、德才兼备的圣学宗旨。

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先儒释此句异说纷呈，都是因为这个∵“中”难明之故。有的无视“乎”字，将“攻乎异端”解作“攻击异端”，有的将作语气词的“也已”解作实词，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反对异端，异端的危害就会停止”，或者理解为“攻击不同於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如果说孟子因处於大道岌岌可危的时代，为了维护圣道，出於不得已而有攻击杨、墨异端的言词，但在孔子的言论中我们却找不到反异端的言词。在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摄行相事期间，齐国给鲁国送上一批美女组成的乐队，鲁定公与大臣相与观赏，三日不举行朝礼，孔子只是一走了之。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遇到一些洁身自好的隐者，他们劝孔子避世，孔子只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既不斥隐者之非，亦不改拯救天下之仁心。孔子平常教人也从不用过激的语言，或用矫枉过正的方法去对治，只是给人指出“中”，让人明白“中”後自觉地向“中”靠拢，因此，孔子的教法，如用医来比喻的话，便是不用猛药对治，只教人合理疗养，是治未病的上医大法。用民国学者江希张的话来说，孔子的道是“大无不包，细无不纳，体无不备，用无不赅，无论何时何地何人无不相宜”。孔子为什么不反异端?因为反异端是不能包容异端的表现，也就是说自身也在异端之中。既然各执一端，那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异端邪说从来没有因为人反对而使之灭迹，就像用化疗难以彻底治愈癌症一样。所以，孔子只说一个人如果不明中道，把功夫下在走极端上，那么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因此，孔子的教法主要体现在导人入中上，让人在言、行、思三方面都能做到合情合理，适中合度。这既是治法，又是养法;既是改过法，又是迁善法;既是入世法，又是出世法。真是“吾道一以贯之”啊!世上大概只有中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有这么深厚的文化，有这么智慧的民众，才足以造就像孔子这样的至圣，也才有幸得到这种高明圆满的教化。生为中国人，当感到庆幸。

圣道隐晦数千年，一方面是人们小看圣人，只看到圣人其近如地的一面，而看不到其远如天的一面;另一方面是高看圣人，认为圣人生而知之，高不可攀，世人学不了，不必学，不知圣人亦是人，只是改过迁善，敦伦尽性而已。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有成圣的潜力，只是人是否有恒志，能否去笃行罢了。

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正好是文革的十年，在那个年代，传统文化的教育几乎等於零。上研究生後才开始接触过一些，虽然所学甚浅，但对传统文化的概貌也有所认识。2005年有人上门求学，也有人请我到外面讲学。自知浅陋，不敢为人之师，但想到讲学正是促学的一种好方式，便坚持了下来。这样，除假期外，每个周末我在愿意提供讲课场所的地方开始系统地讲四书，因为听的人每次有几十人，而且也比较固定，於是便成立了广慧书院。後来，因为场地的变更，又改为中和书塾。

转眼间，学四书讲四书已经五年多了，开始并没有觉得儒经有多深，而且心底里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圣人，看不上儒经，只是觉得身为中国人对本民族的经典如此陌生是一种耻辱，想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熟悉熟悉而已。没想到越学越讲，对儒经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对圣人也越来越敬佩，而身心家庭的变化更是前所未有，觉得实实在在地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

记得在年纪尚轻的时候，我心里有个隐隐约约的愿望，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找到一种无所不包的学问系统。讲完《中庸》，我觉得要找的这个大学问系统，我们的古圣先贤在二千多年前已经建立了。尤其後来我得到清代大儒四川人刘止唐的学问传承，对何谓圣学才有了更清晰的了解。随着讲学的深入，以毕生的努力去践行圣道、弘扬圣学的心愿油然而生。而来书塾与我共学的诸君，其好学的精神与无私的奉献也是促使我坚持讲学的最大动力。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至於我自己所写、所译、所述、所编的东西，虽然也曾参考过很多资料，但总有择而不善，或善而不精的地方，尤其是在谈自己领会的地方，领会不深是肯定的，错解与偏见也是难免的。

在校改过去的稿子时，我常常发现有不少错解的地方，而想到我的一个错误，经过印刷品的放大，会成为无数的错误，同时还会贻害到无数人，就不会有勇气去传播了。但又想到，经典的原文仍在，我只是一个译者，译得对错好坏自然跟译者的素质有关。高明的读者自然不会受蹩脚的译文影响，况且自古翻译解说经典的人多如牛毛，一人的错解会被他人纠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既然写、译、述、编都是为了更好的学习，那么将其内容出版流通，不是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他人的指正吗?建立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我着手整理汇集自己过去所写、所译、所述、所编的文字。而将我对圣贤之道的一点感悟记录於此，以为总序。

2010年7月8日於北京外国语大学抱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