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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法相宗学说的古为今用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亦名慈恩宗。此宗创建,发于唐三藏法师玄奘,
完成于其四神足弟子之首的窥基。法相宗以一经二论(《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为创宗经典,主张“八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从阐述法相入手,推证“唯识真性”的存在。还有“唯识三大部”(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弟子慧诏《成唯识论了义灯》,再传弟子智周《成唯识论演秘钞》)也是本宗的基本经典。
万法唯识,这是法相宗最基本的观点之一。他们认为,五彩纷呈的世界都是由人的主观内识而实现的,世间的各种现象虚妄分别,都是人们执着于名词概念而受遮蔽的结果,这就是事物的“遍计所执性”。换言之,就是客观世界是虚空妄有的,可是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又不可能否认,于是进一步又说万物由缘(互为条件)而生起,并非“实有”,只是假有,这就是“依他起性”;这种推论事物假有的主观意识,也就自然破除了被名词概念所蔽的万物实有性,这样才能最后显露出“真如”的实有,得到圆满的认识,这就是“圆成实性”。前二性是说万物是妄有的、假有的,后一性是说“真如”是实有的。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这是法相宗人的认识论。显然这三性都离不开“识”。识有八种,而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八识”之首,是具有变现万物功能的最重要的“内识”,因此又被称为“种子”,而且是最圆满的“无漏种子”。此外,还编织了“五位百法”烦琐的方法论;提出了“五种性”的佛性论,主张“五种性”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佛,这和南北朝以来佛教界早已倡导的“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理论相违。还将佛教逻辑学(因明)传到中国。但由于法相宗基本照搬印度的唯识教义,不能适应“贞观盛世”的社会要求,因此在唐代兴盛了数十年而已,不久即衰。但是它的精深思辨和缜密的思维方式却显示了很高的水平,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的理论水平。虽然后来有人指责这是典型的经院哲学,然而却不能否认它的成就。
法相宗创宗不久,唯识之学便远播日本、朝鲜。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沙门道昭等随使入唐,遂为玄奘弟子,并得到奘师亲传,后携新译经论回国,为日本国弘传慈恩学说之始。后日憎智通、智达入唐留学,受学于玄奘门下,业成回国,为日本法相宗二传。又长安三年,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相偕入唐,从智周门下,返国后大弘法相宗义,为第三传。以上称元兴寺传或南寺传。开元四年,智凤再传弟子玄防入唐,仍从智周修习慈恩宗义,在唐留学19年后返国,大弘所学,为第四传,又称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玄奘门下的新罗沙门,人材荟萃,有神、圆测、道证、顺景、道伦、
太贤等人,后学成归国,取得较大成就者有道证、顺景、道伦。
法相宗的学说虽然在中国大地盛行一时,不久即寂,但是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步入近代,以思辨为特点的唯识学说再次受到了人们关注。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欧阳竟无、杨仁山、熊十力等人都对法相宗的学说给予了新的解释。谭嗣同以法相宗的学说作为经世佛学,认为唯识思想可以正人心,通思想,舍身救世,勇猛无加。梁启超认为唯识的“境由心造”,“万法唯识”的认识论,构成了东方人生哲学的“尽性主义”,以心力征服世界为特征。章太炎则认为由识所造的思想,可以增进国民道德素质,建立“无神宗教”,批判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本世纪在中国还出现了专门研究法相宗的二个学术团体,它们是南京以欧阳竟无为首的支那内学院,以韩清净为首的北京三时学会,时称“南欧北韩”。而着名哲学家熊十力以唯识学说为本位,杂揉儒、道二家思想,创建了“新唯识”学说,至今仍有影响。以上种种情况说明,法相宗的思辨学说在东方哲学中有其独特地位,并可以与西方哲学相抗衡,例如谭嗣同、章太炎等就认为唯识学比康德的理念学说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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