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1951)
释仁山,别号天晴,俗家姓顾,江苏金坛县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生。自幼颖悟过人,为同里乡前辈冯梦华(煦)所喜爱。幼读诗书,专攻制艺。14岁参加县试,县令见他年纪最幼,而文字最佳,特拔置他为案首。
是时,冯梦华以进士及第(冯为光绪丁亥科一甲三名进士),任安徽布政使,闻仁山14岁入学,曾召他至安庆藩署,留他在署中读书,期望他将来能成大器。18岁,参加江南乡试,行前冯公勉励他说:
观子之貌,清逸绝俗,此行果售,步入仕途,异日必为庙廊之器;如不然,学出世法,他日亦必为佛门龙象。
冯公为清末名臣,后来曾官安徽安抚,致仕后立义赈会,救灾恤难,有冯善人之称。他博通世学,亦精内典,对仁山的看法,果然有他的见地。
仁山精通制艺,旁涉老庄之学,为文宗于韩柳,诗则近于元白,才思敏捷,倚马千言可待。及入场屋,是时已废八股文,改考策论经义,且涉及洋务,这一方面非仁山所长,考试结果,名落孙山。
仁山落第,一时颇为沮丧,后来细想,科举取士,不过是帝王笼络读书人的权术,我何必滞惑本真,缠结自性,以博利禄呢?他想及冯公的一席话,乃决计出家。他回到金坛,“绝情哭母,推田赠兄,卸衣于火,投笈于江”,到镇江金山的观音阁,依西来老和尚出家。西来为他剃度之日,庆得种子,传法有人,喜极而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到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受戒期间,开堂师若舜和尚,对他十分赏识,频加奖诲。受戒之后,回到金山,穷究经典。
清末自百日维新之后,光绪末年,社会上有“庙产兴学”之说,给佛教带来莫大的威胁。全国各地,时有强占寺庙,改办学堂的事件发生。寺庙为了自保,莫如自己先在寺院中兴办学堂,则可阻止地方人士的侵占,是时清廷也有指令,要各省县成立僧教育会,以寺产兴办佛教学堂,培养僧才。首先开办僧学堂的,是扬州天宁寺的文希和尚。
扬州有24处丛林寺院,以天宁寺为首刹,天宁寺为东晋时代的谢公祠,佛陀跋陀罗曾在此译六十《华严经》,为历史名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文希和尚首在天宁寺开办普通僧学堂,经费由扬州各寺院分担。那时风气未开,入学的学僧仅20多人,日常课程除佛学外,并授以英文、日文。仁山、智光是最优秀的两位学生。
在扬州诸山长老中,文希是思想较为开明的人士。他开办学堂后,闻日本佛教教育很进步,想到日本考察一番,但多数寺院的住持都是保守人士,根本无意办学堂,勉强承担一部分经费,目的是在保护寺产,认真办学不是他们的本意,并且以保守派的眼光,看日本那种娶妻吃肉的俗化佛教,有如洪水猛兽,是不值得借鉴的。所以,当文希东渡之日,途经镇江,有人向官厅检举,说他到日本的目的是勾结革命党,官厅听说革命党就谈虎色变,不问情由就将文希拘捕,押入牢中。文希被收押,天宁寺的僧学堂就由此停办了。仁山、智光等也因此退学。
过了年余,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季,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只洹精舍,对外招生。求知若渴的仁山得知,当然不错过这个机会,就赶到南京入学。与他同时入学的,还有智光、惠敏、开悟、观同、邱曦明等。翌年春天,太虚、栖云、了悟、善亮等也中途入学。学堂中,由杨仁山老居士讲《楞严经》,苏曼殊授英文,谛闲法师担任学监。本来是难得的求学机会,无奈这个学堂寿命也不长久,到了宣统元年的下半年,只洹精舍因经费困难,在无力为继的情形下也停办了。仁山、智光等又失了学。
不久,江苏省僧教育会在南京开办“江苏僧师范学堂”,学堂设在南京三藏殿,月霞法师担任学监督(后来由谛闲继任)。仁山、智光等自然不肯错过机会,到南京请求入学就读,在校同学百余人中,仁山的表现最为突出,一直名列前茅。可是也未能在这个学堂读毕业。宣统三年(1911年)中秋节过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继之革命军攻南京,受战争影响,学堂又解散了,仁山第三度失学。
一再因为佛学院停办而失学的仁山,为青年学僧的教育前途感到十分气恼。佛教决不是没有钱办僧教育,而是诸山长老观念保守,不肯来办僧教育。那时已是1912年,临时***在南京成立,仁山想上书教育部,把金山寺改为僧学堂,为佛教培育人才。他听说太虚到了南京,就到南京找太虚商议。
太虚这时在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二人见面,太虚告诉他说:佛教的改革,不是办一所僧学堂就可解决,如果能把佛教协进会办起来,则办僧学当亦是协进会的目标之一。仁山听了十分赞成,放弃上书教育部的主张,协助太虚筹办佛教协进会。太虚曾以协进会之事谒见孙大总统,孙命秘书马君武与之接谈,对协进会的内容颇为赞许。仁山邀太虚在金山寺开成立会,且谓有僧师范学堂的数十名同学,如观同、宏模等都在镇江,可以协助。太虚以为成立会可以在金山召开,但会址以设在南京为宜。
太虚、仁山到了镇江金山寺,向方丈青权、监院阴屏、知客霜亭等,说明借址开会的原意,青权看太虚所撰的会章尚属平和,也就坦然应允。惟对仁山,以其系金山寺房头观音阁的剃度弟子,金山寺与房头僧之间相处不洽,故对之深抱疑忌。所以,约了扬州的寂山来戒备。
太虚、仁山等在寺布置会场,印发会章宣言、开会通知等,通告镇江、扬州、南京、上海等处寺院,及镇江的军政商学各界。
开会那一天,僧众到了二、三百位,各界来宾亦到了三、四百人。发起人推太虚为主席,太虚致词,说明设立佛教协进会的宗旨,宣读会章,经过尚称顺利。等到仁山登台演讲,词情激昂,称各寺僧把持寺产,不知培育僧才。他提议金山寺应率先倡导,兴办学堂,以金山寺的寺产,拨充经费。来宾一致鼓掌赞成。
这时扬州来的寂山登台讲话,他以老僧训诫小和尚的口吻,对仁山的意见一一驳斥。这时激发了仁山的怒火,他再度登台,历述青权、寂山向来专制,历迫诸山,把持寺产,实行愚民政策。说到激昂处,他当众赌誓说:
金山寺内的寺众(金山寺常住寺众三、四百人),倘有人能写三百个字通达的书信,我仁山愿把头剁下来。
如此激烈的措辞,实是伤了保守派人士的颜面。寂山指着仁山,向他带来的僧众高声喊“打”,他带的人一拥而上,包围了仁山。这时来宾中有赞成仁山主张的,看寂山专制蛮横,不由大怒,持手杖上去猛击寂山的头部,其他来宾亦鼓噪响应。在这种众怒难犯的情况下,青权、寂山等人慑伏,遂通过仁山的提议,并推出太虚、仁山等接收金山寺,作为佛教协进会的会所,并筹备开办僧学堂。
当日会议开完,晚间仁山率20余名同学入寺划定会所的房屋,次日开始办公,派人清点库房帐簿财产,并向禅堂宣布常课依旧进行。但这时青权、寂山、霜亭等人避不见面,并在外面登报及呈报官厅,声称会议无效,以图推翻决议。
太虚以南京方面立案的事尚待进行,遂以镇江的事委付仁山主持,他先回南京。他走后的某晚,霜亭率工役数十人,打入会所,刀棍齐下,将仁山几个人殴打成伤。
后来这件事闹到法院,青权、霜亭五、六个首从分子被判了数年或数月的徒刑。经此一闹,佛教协进会和佛教改革的事也就无疾而终了。
天童寺住持寄禅和尚闻知太虚、仁山等“大闹金山寺”,颇愤年轻人卤莽行事,乃由宁波到上海,联合17省僧侣,将在上海留云寺开会,筹组“中华佛教总会”,他函召太虚、仁山二人到上海,协助他组织佛教总会的事务。
1912年4月,各地僧侣在上海开会,决定将各省原有的僧教育会改组为“中华佛教总会”,推寄禅和尚为会长,同时由太虚、仁山筹备的“佛教协进会”也与佛教总会合并,佛总成为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会址设于上海静安寺。仁山驻会办公,对于这初成立的佛总,立下了章程制度,并处理日常会务。
1913年元月,佛总会长寄禅和尚,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的内务部交涉,和民政司长杜某发生争执,回到法源寺,当晚逝世。寄禅的诗友熊希龄,以此事闻于大总统袁世凯,北京***以此始核准了佛教总会的章程,佛教的寺产稍为获得保障。
1913年3月,佛教总会在上海开会,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禅师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二人任会长,释静权(清波)任副会长。后来仁山以二位会长不过问会务,副会长在会中弄权,以致会务无法推展,乃离开佛教总会,到宁波四明山观宗寺亲近谛闲法师,学习天台宗义。
1919年,他在苏北的高邮放生寺,创办了“天台学院”,培育僧青年。1922年,他接任放生寺住持,改天台学院为“四弘学院”,专弘天台教义。苏北一地没有佛学院,高邮为苏北大县,地理位置适中,且由仁山主讲的号召,各地僧青年相继入学,学院办得很有成绩,与江南设在常熟兴福寺的法界学院遥遥相对,一弘华严,一弘天台,同为当时颇负时望的僧教育机构。
1928年,南京国民***的内政部,有寺产兴学的提议,仁山与时任金山寺监院的智光,运用地方士绅关系,联名呈请***保护寺产,寺产兴学之议始渐平息。
1931年4月,上海举行全国佛教徒会议及中国佛教会第三届会员大会,改选执、监委员。仁山、台源、谢健、黄忏华等均当选执行委员,仁山并当选常务委员。太虚与仁山、谢健等接收佛教会,把原在上海的佛教会迁至国都所在地的南京办公。
后仁山辞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职,仍回高邮。以后多年,他除在学院讲学外,曾遍礼各地名山,随缘弘法,受到大江南北缁素的尊敬。
晚年退居后,仍回金山观音阁,1951年在观音阁圆寂。世寿65岁,僧腊47年。着有《华严新疏》、《法华析疑》、《瑜伽师地论注释》、《法海波澜》等书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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