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大师智顗的佛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天台大师智顗的佛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崔玉卿

自东汉之初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迄至东晋末年，已有400年的历史。显然，这是一个外来佛教在中国社会寻求生存基础的漫长过程。佛史一般称其为“格义佛教”。当佛教发展到南北朝时，由于中国僧人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而对于佛典产生了独特的理解，乃至一时间异说纷呈，学派竞起，毗昙学、涅盘学、楞伽学、成实学、地论学、三论学、摄论学等争相问世，形成了被佛教史称为“学派佛教”的热闹局面。加之南北朝时期的各国各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普遍尊崇，致使僧尼人数高达二三百万，写经造像、开凿石窟，蔚为风行。由于佛教的极度繁荣妨碍了政令的颁行和经济的发展，从而一度引发了严重的政教冲突，特别是造成了北魏太武帝的灭佛（444--452）和北周武帝的废佛（574—578）。佛教所遭遇的这两次“劫难”，使当时的高僧心里都产生了浓郁的末法意识。即使是在中央***经过整顿并重祀佛教之后，僧尼们总还是担心佛法能否继续弘传，僧团能否长久存在。于是，为了众生的解脱而荷负正法，就自然成为一代高僧的共同使命。

一、智顗的生平

智顗（538—597），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人，俗姓陈，祖籍颍川（今河南许吕），父亲陈起祖，曾在梁元帝萧绎身边做过散骑常侍。相传智顗7岁时即喜往伽蓝，经诸僧口授《普门品》，他只听过一遍就能心领神会。智顗17岁历孝元之败，18岁依湘州果愿寺（今湖北黄陂红安一带）法绪受戒出家。20岁时遵从法绪之命，跟从慧旷律师学习方等经，受具足戒。后入大贤山诵法华三部经，修方等忏。陈天嘉元（560）年，因“泱泱江东无足可问”而投奔光州大苏山（今河南光山县境内）慧思门下，修学四安乐行、三二昧、三观三智，被誉为“说法中最为第一”。慧思极为器重智顗，请他代讲金字《大品经》，智顗的说法被认为是“辩类悬河，卷舒称会”。在慧思的点拨下悟法华三昧，“一心具万行”。陈光大元年（567），智顗前往建康弘法。初到金陵，折服老僧法济，名震朝野，声驰道俗。在建康住了8年，其间主要住在瓦官寺，主讲《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陈太建七年（575），隐居浙江天台山，长达10年之久。在天台山，智顗在修习禅佛之外，并开讲《法华经》、《维摩经》等，兴建放生池，以此广立功德。陈宣帝听到他的懿行，特敕其所建之寺为“修禅寺”，又下诏：“（智顗）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赋税）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始丰县（今浙江天台县）为天台山所在地。这一时期，智顗一方面进一步持法华***一实的中道，从法华三昧的禅定工夫至止观***的境界。另一方面融冶新思想，讲述《法华文句》，撰着《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在教理、实践兼备的基础上，阐扬《法华经》的奥妙，并以此形成了他的佛学思想体系——法华圆教。由于智顗大师以《法华经》为依据，而开展一宗之教说，因此称此宗派为法华宗：而法华思想经大师的阐扬，盛行于世，因此依大师悟法华***实相的地点，也是以他晚年圆寂的天台山为名，称此宗派为天台宗。《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为天台宗的基本经典，即“天台三大部”，而世人由此也尊称智顗为天台大师。

陈至德元年（583）末至二年（584）初，陈后主（583—589年在位）屡请智顗出山。至德二年（584）三月，智顗回建康，时年47岁。回建康后，主要住在光宅寺，开展讲经说法、授戒等项活动，每日佛事十分繁忙。其中，在太极殿讲《释论》、《仁王经》，在光宅寺讲《仁王经》、《法华文句》，以及为陈少主皇太子、陈少主沈后授菩萨戒等，就都是其中有重要影响的佛事活动。

祯明三年（589）元月，隋军攻破建康，陈朝灭亡。智顗时年52岁，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顗沛流离的8年传教生活。此间，一度避居庐山。后因晋王杨广邀请，遂到扬州为其授菩萨戒，杨广尊智顗为智者大师。借此机缘，智顗利用个人的影响力，有效地保护蒋州奉诚寺、龙光寺、光宝寺等名刹，使其免遭破坏。开皇十二年（592），智顗在当阳玉泉山创建玉泉寺。

开皇十六年（596），智顗再次回到天台山，他立御众制法十条，依据佛教经论制定了各种礼忏仪轨。如敬礼法、普礼法、请观世音忏法、金光明仟法、方等忏法等。

开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四日，在踏上晋王杨广迎请出山的的路上，于石城（今浙江天台县赤城山旁，新昌大佛寺），由于“乃之有疾”，而口念“弥陀”、“般若”、“观音”，溘然归西，留有“石城遗书”。晋王杨广按照智顗生前遗愿，为他在天台山南麓建佛刹，名曰天台寺。大业元年（605），杨广即皇帝位，为隋炀帝，遂改赐天台山寺为国清寺。

二、智顗的佛学思想

智顗一生经历了梁代、；陈代、隋代三朝，周游多个佛学中心。他把这些地方的佛教传统，特别是荆州、嵩洛、建康等佛地的佛学，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和充分的吸收，在教观两方面融合了南北朝几乎所有佛教学派的大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完整的佛学思想体系。至此，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终于在中国有了全面的移植，并使其从这种选择、创造与融汇中获得一种结构性的自我生成的能力，成为在“中国文化”这个母体中能够独立发展的有机元素。正是由于智顗的贡献，才得以出现中国化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充分显示了中国佛教内在的旺盛创造力。智顗不仅是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

智顗在成功地融会北方重禅法和南方论义理的佛教两大主流的基础上，成功地建立了止观并重的宗教哲学，较为完善地构建了新的宗教哲学体系，并有效地以其止观并重的理论来弥合了佛教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分歧。其主要理论创新的支撑点有三个，即：***止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智头佛学思想体系的本质，在解明中道实相的奥义。

体现智顗佛学思想的主要撰述共有38部171卷。这些着作现已绝大部分收入《大正藏》或《续藏经》之中，只有少量文献在敦煌或日本名世。其中，一些存目的作品已散失。存世的《摩诃止观》、《法华会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佛经疏》被称为“天台五小部”。

智顗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止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三个方面：

（一）***止观

它的精髓是“以观心为本”的“一心三观”，属于修行方面的方法论。在智顗之前，大小乘禅法一直并行不悖。小乘禅法以五停心观、四念处观为主，大乘禅法则以各种三昧法为主，禅法之间繁简不一。智顗在对南北朝中后期禅学进行革新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止观”的观点，不但强调“道由止观”，而且把止观当作“诸佛之师”。在印度佛典里，“止观”是指全部的修行方法。智顗借此建构了一套“***”的止观体系，全面体现了他的独特佛学思想。他的这套止观体系被称为“摩诃止观”。

止观，广义地说，即指小乘三学中的“定”、“慧”两学，也可指大乘六度中的“禅定”、“般若”两度。狭义地说，就是两种具体的禅法：“止”就是止息散心，使得被观察的对象“住心于内”，灭除心、心所的作用，臻于无想，灭尽两种无心定以及四静虑、四无色定和八种有心定：“观”就是专注一处，澄心静虑，观察或冥想预定对象的真实相状，止息杂念，从而生起智慧。

智顗在他的《摩诃止观》中，把所有的修行方法概括为“四种三昧”，提出“十乘观法”，最终落实到简易可行的观心论，以“次第三观”与“一心三观”具体展示法华圆教的摩诃止观。

（1）四种三昧

l、常生三昧，亦称“一行三昧”。所谓“一行”，就是摆脱复杂的修行方法，专心于“法界一相”。

2、常行三昧，亦称“佛立三昧”、“般舟三味”。结合观想念佛和称名念佛，并以念阿弥陀佛为主，为后世“台净合一”开了先河。

3、半行半坐三昧，亦称“方等三昧”、“法华三昧”。智顗在《方等三昧行法》中把修行的全过程分为六个步骤：（1）方等秘法具六缘：（2）方等秘法识遮障；（3）方等秘法禁法；（4）方等秘法内律要诀：（5）方等秘法修行；（6）方等秘法受戒。

智顗在这种三昧基础上提出“方等仟法”、“法华三昧忏仪”。整个仪式包括五个步骤：（1）三七日行法华忏法劝修：（2）三七日行法前方便：（3）正入道场三七日修行一心精进方法：（4）初入道场正修行方法；（5）修证相。方等三昧是一种以持咒为要旨的密教修行法。这种三昧其实隐藏着后来“台密”的渊源。

4、非行非坐三昧。亦称“随自意三昧”、“觉意三昧”。“觉意三昧”，要达到心、意、识非一而三、非三而一的境界。

（2）十乘观法

在《摩诃止观》中，智顗把止观对象分为十种境界，即阴界入境、烦恼境、病患境、业相境、魔事境、禅定境、诸见境、增上慢境、二乘境、菩萨境，这十种境界可以相通互发。接着智顗又提出了适用于十种境界的“十乘观法”。

十乘观法：（1）观不可思议境；（2）起慈悲心；（3）巧安止观；（4）破法遍；（5）识通塞：（6）道品调适；（7）助道对治：（8）明次位；（9）能安忍（10）无法爱。

（3）、一心三观

一心三观，是观心法门的一种，最简易、最有效，要求在“一心”中同时体证“入空观”、“入假观”、“中道观”，在一念之中心里达到“即空、即假、即中”三谛圆融，甚至可以具足十法界、千种性相。

智顗的***止观——“止观相即”，旨在实现·（‘所止之法”与“能止之心”、“所观之境”与“能观之心”的统一，并达到心与色或心与物、境与智的不二。

(二）一念三千

亦即“性具说”。智顗的老师慧思曾据《法华经》创立了“十如是”理论。智顗以此为基础，配之以十界、十转化、三世间，提出一念三千说。有情共有十类，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由于这十类有情从主观上所看到的世界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十类有情便有十界。十类有情既互相蕴含，又可以互相转化。而十界互具，则构成百界。有情皆由五蕴组成，这叫五蕴世间。五蕴构成有情，这叫有情世间。有情必居住在山河大地等处，这叫器世间。百界各具备三种世间，即有三百之数。每一世间法体都有十如：相（外貌）、性（本性）、体（相性的统一）、力（作用）、作（有所作为）、因（能发生他法）、缘（辅助作用）、果（后果）、报（报应）、本末究竟等（一切有情皆平等地具备十如）。三百界配以十如，便构成三千种世间。这三千种世间，即可看成是宇宙的全体。有情的任何一个闪念，便具备这三千种世间，此即谓“一念三千”。在三干种世间中，有的属于善，有的属于恶。因而，任何一个闪念便都具有善恶两种法。凡有情皆有“念”，有念便有善恶两种性质的法，由此而决定了善恶乃即本性的体现，任何有情都是同时具有的，这叫“性具”。一念三千说的本质是JfJ陆具说”。性具说是智频成熟的思想，天台宗的核心理论。

智顗创造这套理论的目的，旨在说明众生之所以沉沦于苦海，不得解脱，乃是由其本性决定的。众生既然皆具性恶，那就要求欲革凡成圣，便必须要摆脱本性的束缚。

（三）三谛圆融

“二谛”，原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用语，后被大众部系的说假部采用，逐渐成为般若中观学的基本理论之一。真谛，也译为“胜义谛”、“第一义谛”，表示佛教超凡脱俗的出世间法，或者是对这些出世间法的认识：俗谛，也译为“世谛”、“世俗谛”，是一种表示现实生活时的世间法，或者是对这些世间法的认识。自佛教传入中国，始终伴随着“二谛”的讨论。东晋的“六家七宗”，经过涅盘师、地论师，到成实师、三论师，都提出过自己的二谛学说。而智韵认为，诸法皆具有空、假、中等三个真理，即“三谛”。“三谛”说是智顗继慧文“一心三观”理论而创立的天台佛理之一。《中论》里有一首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慧文的“一心三观”理论是由解释这首偈而形成的。智顗的：‘圆融三谛说”也是源于这首愒的创造性诠释。所不同的是，智顗是从能观方面进行解释的。他认为，任何现象和事物都有其被错误认识所歪曲的自性。如色（客观物质）以质碍为自性。这种自性是人们强加给它的。偈中的“空”，就是空去这种自性。只有空去这种自性，色的本质（本来面貌）才能被认识。但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通过“假”，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假”（契机）才能认识色的本质。因为色虽无自性，却有虚假的形象。认识了本质，也就是“中”。由此可见，对空、假、中的认识，是同时实现的。为什么会同时呢?因为空、假、中本身就是同时存在着的，“它们同时存在着每一谛中具有其它二谛”，圆融相关，所以叫“圆融三谛”。有了“圆融三谛”的智慧，即可“开佛智见”。圆融三谛说所指明的，达到佛果的方法或道路。

智顗的“法华圆教”，是天台宗的思想基础。这套教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与独创性，并因此而被赋予佛法的正统性。智顗思想分为“***止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三部分，总括起来，便是代表大乘佛教的“境行果”。“三谛圆融”是在“二谛”的基础上提出“境智不二”的圆融思想，统一了佛教的真理论与本体论，此属于认识对象；“一念三千”则要给出众生解脱的不可思议境界，描绘了一幅奇特的天人宇宙图景，属于佛性论与解脱论的范围。我们通常是用“境、行、果”来涵盖整个佛家哲学，所谓“依境而起行，修行而证果。”在中国佛教史上，智顗用藏通别圆的“四教义”最先完成圆教体系。天台宗的创立，首先是依靠这套教理的系统性。

从佛教传入到南北朝末年，大约有600年的时间。印度佛教的思想林林总总，智顗正是通过对这些不同的思想进行归纳整理，而提出一套圆融无碍的佛学体系的。这不仅是在中国佛教史上，而且即使是在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页。这种系统性，构成了智顗思想的独创性，使其在融治同时代人思想的过程中，得以展现自己的佛学理路。摩诃止观、一心三观、三谛圆融、十界互具、一念三千等，是智顗根据印度佛教的基本思想推演而来，而在这些思想中却又找不到印度佛典的原文。这般抓住契机、高度融汇、结合实际、大胆创新的独到阐释，是中国佛教保全和发展印度佛教的最佳方式。

智顗对天台宗的创建，不仅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长壮大，而且使得中国佛教从融会阶段走向了创造阶段，并因此而使天台宗成为中国佛教创建最早的宗派。在它的影响—下，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相继成立宗派，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佛教和佛教中国化的发展。所以，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天台宗的成就也是中国佛教的成就。

三、智顗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智顗是中国佛学的奠基者。他的佛学思想，不仅传承发扬了印度之佛理，而且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正是在与中国社会相互摩荡、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一念三千”对天人合一及心学思想的深化和影响

“天人合一”理念乃中国传统哲学之根基。早在先秦时期，便从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出发而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老子的道生自然、庄子的“与万物共生”、孔子的“四时运行，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所推崇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等，皆是一种朴素的人文自然思想。《易经》、《黄帝内经》是阐发“天人合一”的经典之作，但其所凸显的则仍是“观物取象”的比喻方式。及至西汉，天人合一在谶纬之学的影响下，才逐渐走向神秘。

智顗在其“一念三千”所阐发的“一念起”而万物动，一念动则可达三干世间，颇有孟子“万物皆备我”之气度与胸怀。智顗的天人合一不仅仅局限于“人物交融”，而是从“人生万物”的深层次上进行了本质性的解构，从而赋予“天人合一”以更为广博的含义，正如他所诘证的：“心既能生万物，万物自然亦可归于一心”乎!

“一念三千”，对“心学”的影响很大，并己成为陆王学派之“心即理”的立论基础，如陆九渊所说的“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满宇宙，无非此理”。其他像明代学者李贽的“童心说”，也显然是受“一念三千”之影响的思想产物。在近代，谭嗣同、孙中山亦明显地接受了这一思想影响，如谭嗣同所言：“心之力量，五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至于孙中山则将“心力”转化为精神信念，那则更是对“一念三千”的发展，他说：“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于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技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者，万事之本源也。”

（二）“中道义”是对“中庸”的进一步提升

“中道”思想是中国哲学之精髓。无论儒、道，皆取法于“中”。中国哲学向来崇尚一分为二。儒道则强调“执两用中”，讲究的是“不偏不倚之谓中”。儒家经典在《论语》、《易经》、《中庸》中均有对“中”之大义的论述，而道家庄子的“两边”思想，就更是“执两用中”之典范了。

对于中道，智顗的论述显然更具原创性。智顗说：“若一法一切法，即是因缘所生法；是为假名假观也；若一切法即一法，我说即是空；若非一非一切者，即是中道观。一空一切空，无假中而不空，总空观也；一假一切假，无空中而不假，总假观也：一种一切中，无空假而不中，宗中观也。即《中论》所说不可思议一心三观。”显然，较之于传统哲学中的中庸思想，智顗的中道思想更具新意，也更有张力。

由于智颇是通过“一心三观”、“圆融三谛”，着力从能所、性境上通盘考察“中道”的，所以便更为充分地在求证既使心不所偏，保护中正、中庸，又不执着于“中庸”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用圆融无碍的方式解决了心法之关系。这不仅丰富了传统哲学“中观思想”的理论内涵，而且赋予了其以严谨的逻辑能力和缜密的论辩色彩。

（三）、“***止观”是对“知、行合一”的丰富和拓展

“知行合一”乃中国哲学之古老命题。孔子早有“察其言而观其行”得论述。其他如宋儒程朱派的“智先行后”、明儒王阳明“知即行”、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知易行难”等等，就都是对知行合一的诠释和认知。但智韵所创建的“***止观”，则无疑是对“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哲学认知的一次极具创意的充实与提升。

“***止观”是具体的修炼法门。智顗在《摩诃止观》中对“止观”有详尽的论述。他说，止有三义：即止息，将烦恼和妄想寂然停息；停止，心倾注于谛理，专注不二；对不止止，面对不止而知止之意。观亦有三义：贯穿，以智慧灭烦恼；观达，观智通达，契合真如；对不观观；临不观而能明白观，即使烦恼菩提本来为一。三止三观，均是在正确的知见引导下从“禅坐”中所获得的“般若三昧”之真如。与此同时，对修持者静坐观禅时所出现的一。些偏差，智顗的处理也相当圆融，他将中道圆融之义理与具体修炼法门紧密结合，非常完美地做到了知中有行，行中育知。

宋代大儒朱熹曾深受“知行观”的影响，其所言“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之两轮，如鸟两翼”中“两轮、两翼”之喻，便是出自智频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只不过朱熹在将禅定转换为涵养道德之心时，融入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和人生体验。

（四）、以“性具善恶”对传统哲学之“人性论”的务实解答

从先秦至清初，历代学者对“人性论”皆有论述。孟子以“人性善”设论，苟子以“人性恶”破题。其后的董仲舒之“性三品”，韩愈之“性情三品”等，终都均未超出先秦思想之窠臼。而智韵的“性具善恶”理论，则是在整合了中国伦理思想和印度佛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全新创建。其既在理论上说明了“圣人何以作恶”及“不善之人何以成佛”，又在实践上贯彻了“一阐提”皆能成佛的主张，从而不仅扩大了信徒的范围，繁荣了佛学，而且圆融地解决了传统哲学之“人性论”中的偏颇。这，无论对印度佛学和中国哲学皆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天台大师湛然在智顗“性具善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无情有性”说，并以此而将佛性推广至无生命界。这一衍生性的理论创造，在生态环保、能源危机严重的今天，尤具现实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智顗的佛学思想体系，不仅体现了隋唐盛世思想领域兼容并蓄的新气象、新体系，而且对中国哲学产生的影响也是积极的和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