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民间信仰在印尼群岛的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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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民间信仰在印尼群岛的衍播

吴远鹏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泉州人不断地向外展拓、移民海外，泉州民间信仰因而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泉州民间信仰习俗，对侨居地华侨社区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风俗民情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一、泉州人民徙居印尼

早在周秦时期，居住在泉州地域的闽越族先民们就擅长造舟航海，他们“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水行而山处”。西晋时期泉州已有舟船连接海外。陈天嘉三年（562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泛海来到中国，驻锡泉州西门外九日山建造寺，翻译佛经。

入唐以后，泉州港逐渐兴起。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有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后卒葬东郊灵山圣墓。久视元年（700年）置武荣州于泉州地，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泉州建州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自贞元至大和年间（785～835年），泉州升为上州，泉州的造船业已达较高水平，所造海船抗风力强，适于远洋航行，陶瓷、丝织品等成为主要外销商品，随着海外通商贸易的发展繁荣，前来泉州的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日益增多，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市井十洲人”的空前盛况。泉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广州、扬州、交州（今越南交趾）并称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商港，海路所通国家和地区东北至高丽（今朝鲜）、日本，南达南海诸国，西抵印度半岛。五代，王氏治泉期间，招怀离散、保境安民、鼓励生产、继续发展海外贸易。之后，留从效为泉州刺史，清源军节度使，“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发展海外贸易，与海外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如陶瓷业、冶炼业、丝织业、制船业等，都得到很大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充足的商品货源。唐、五代时期泉州已经和印尼群岛诸国有了经济、贸易往来。一些海商在印尼进行贸易活动时，受到季节、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留在当地“住冬”，等到来年季风到来时再返航。

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之后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赶上并超过明州（今宁波），仅次于广州。南宋，海外贸易成为朝廷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泉州港的重要作用更加显现，造船业更加发达，当时泉州舟师、水手、舵工“知地理、识天象、辨水道”，并用量天尺、指南针测量、导航，航海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当时泉州港“风樯鳞集”，“涨海声中万国商”，成为“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的国际大都市，与海外58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与广州港并驾齐驱。

两宋时泉州与印尼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北宋时期古印尼的阇婆、三佛齐、新拖、苏吉丹、巴林冯、蓝无里（兰里）等国家和地区与泉州有贸易往来，这时候前往印尼的泉州人除了海商之外，还有一些手工艺匠也前往印尼定居，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兰里就是漳泉海商船舶修理、货物集散和转运的重要港口，成为泉州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聚居地。南宋间立于莆田县西天尾镇的《祥应庙碑记》明确记载有北宋大观年间至南宋绍兴八年（1107～1138年）“泉州纲首朱仿，舟往三佛齐国”的事迹。南宋间曾任泉州知州的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有泉州海商欲往三佛齐，船遭风触礁漂流孤岛的奇遇。主持泉州市舶司达二十年之久的赵汝适在《诸蕃志》一书中，也记述了泉州商人到阇婆等地经商的情况。

元朝，朝廷大力扶持对外贸易，宣谕各国海商来泉州贸易宠礼优待，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在朝廷的鼓励、扶持下，泉州海外贸易逐渐走向颠峰，成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商港，泉州与海外通商贸易的国家与地区近百个，是“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巨镇，“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海外贸易超过广州，一跃成为世界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称于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入仕元朝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儿汗国阿鲁浑汗，率领庞大船队从泉州港出海，他在游记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50多年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他在游记中说：“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罗马教皇使节玛黎诺里（意大利人）来华，回国时由泉州放洋。他在《奉使东方录》中说：“刺桐港为大商港，面积广大，人口众庶。”

元朝泉州人民移居印尼群岛持续增多。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出兵攻打爪哇，就是从泉州后渚港出发，兵士也多从泉州沿海一带招募，后因出师不利，匆忙收兵，不少士兵流落爪哇，游历家汪大渊所着的《岛夷志略》就记载：“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勾栏山）。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元朝周致中的《异域志》也记载泉州与爪哇的杜板（厨闽）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往返，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以倭患为由实行“海禁”，严申“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后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洪武十四年，朝廷再次下谕“禁濒海之民私通海外诸国”，直至封海，禁止渔民出海捕鱼，泉州的海外贸易和沿海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永乐、宣德年间，朝廷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出使各国，前后共28年（1405～1433年）。郑和下西洋，或航经闽海，或直接由福建沿海启航，因此有许多泉州人受雇为船工、火长以及其它勤杂人员，还有一些从军作为使节前往南洋诸国或居留当地，促进了泉州人民的对外交往和侨居国外。永春县《留安刘氏族谱》就记载刘孟福“在南京充军，从官往番邦，故在思门哒口劣（即苏门答腊）”的事迹。明中叶，印尼的杜板、泗水、旧港、万丹、三宝垄等地，就有成批的泉州人居留，形成华人聚居的村社。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占印尼后，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将400余名华侨从万丹地区迁入新建城市——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且任命泉州府同安县的苏鸣岗为最早的华人甲必丹。为了掠夺和榨取当地的资源和财富，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荷兰人还经常派出船队到泉州沿海一带掳掠人口，每次均有数百人遭难，他们或是在新建的巴达维亚城修建港口、城池，或是被强迫到苏门答腊的种植园和邦加、勿里洞的锡矿充当苦力。

入清以后，为切断沿海人民与据台抗清的郑氏集团的联系，朝廷厉行“海禁”，规定“片帆不准下海”。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颁布“迁界令”，强迫沿海人民内迁30～50里，泉州沿海一带被夷为废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平台，翌年“海禁”撤销，其后“海禁”时开时禁，直至雍正五年（1727年）才废除与南洋贸易的禁令，这期间，官方贸易不复存在，泉州海商受到严重打击，民间各种海上走私贸易则随之增多。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厦门作为通商口岸，贸易地位上升，泉州港更是日渐衰落。清朝泉州人大量出洋，移居印尼群岛的泉州人数急剧增加。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开始在闽、粤沿海招募“契约华工”（俗称“猪仔”），清朝后期泉州府各县大批华侨出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据《晋江概况》记载，在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三年（1847～1853年）短短六年间，从厦门被诱骗拐卖走的“猪仔”华工就有一万二千多人，其中有许多是泉州地区人民。他们在邦加、望加锡、勿里洞等矿区，在非常残酷的条件下开采矿产，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印尼的勿里洞曾经是一个遍地荆棘、巨蟒猛兽时常出没的地方，清光绪三年（1877年），泉州永春的林庆吉首先乘船到达这里，此后，他率领闽粤华侨斩荆棘、辟草莱，历尽艰辛开采锡矿，使原本是荒岛的勿里洞逐渐发展成为10万人口的市镇。

二、泉州民间信仰在印尼群岛的衍播

早期华侨要出洋谋生，须横跨滩礁密布的重洋大海，要经受狂风骇浪的袭击，在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的情况下遭遇不测之灾更属常事，海路艰险使他们感到非常无助和恐惧，这种对命运不确定的恐惧和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态助长了华侨们的宗教信仰情感，他们因此更加信奉神灵，祈求神明庇佑、消灾解厄，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故乡广泛奉祀的各种神灵和各种民间信仰习俗便随着早期华侨的足迹而踏入异国他乡。

泉州民间信仰在印尼群岛的衍播情况，大体可以分为这样3个时期：即个体崇拜时期、家庭崇拜时期、社群崇拜时期。

早期华侨出国时对于海路艰险、前途未卜的恐惧，使得他们在出国前往往到家乡民间信仰祠庙祷告，祈求神明庇佑，有的更将信仰神明的香火、符纸、香袋、神像随身携带远渡重洋，这时候泉州民间信仰流传入印尼群岛属于华侨个体信仰，但这种个体信仰具有普遍性特征。到达侨居地后人生地不熟、殖民地***的欺榨压迫、劳动环境的恶劣、侨居生活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延续了华侨们的信仰崇拜。

在侨居地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建家立业是华侨融入侨居地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时候华侨往往将从家乡带去的民间信仰神像供奉在厅堂之上，年节奉祀。对家乡神祗的信仰是整个家庭的整体意识。包括一些娶原住民为妻、生下混血儿的家庭也是如此。

随着出国华侨人数的大量增多、华侨居住社区的形成、稳定和持续扩大，特别是华侨经济的发展，有了富余充裕的资金，建立华人民间信仰寺庙成为可能，华人寺庙的兴建使得华人民间信仰逐步走入华人社区，在社群中流播开来，成为社会群体性崇拜。有资料表明，在16世纪时印尼群岛就已经有华人寺庙的存在。由于泉州华侨在印尼华侨中人数极众，占有重要地位，印尼的华人庙宇有许多为泉州华侨创建或参与创建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学者苏尔梦在《雅加达华人庙志》中记载，印度尼西亚许多华人庙宇中，有些为清代旅居印尼的泉州人和闽籍华人所建。印尼苏门答腊岛巴东市的西兴宫，前身为观音亭，系由泉州、漳州早期华侨共同创建的，后观音亭毁于火，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重建，改名西兴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泉州华侨参与创建中爪哇南旺的慈惠宫，奉祀天后。清光绪八年（1882年）西爪哇文登的泉州安溪籍华侨蔗农在丹戎加逸创建祖师庙，供奉安溪县保护神清水祖师，之后清水祖师崇拜在印尼群岛传播开来。以上只是泉州华侨创建民间信仰庙宇的几个例子。在印尼的许多地方（包括城市和村庄）同时存在多座奉祀泉州所特有的民间信仰神如妈祖、广泽尊王、清水祖师、吴真人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现象。大规模兴建华人民间信仰庙宇的时期大约是在18世纪中后期（清朝乾隆年间），在这一段时间，仅在三宝垄一地就相继出现了三宝公庙（1742年）、观音亭（1746～1771年间）、振兴街庙（1753年）、泽海庙（1756年）、大觉寺（1771年）、唐街庙（1782年）、东壁庙（1782年）、和丰庙（1792年）、厚德庙（18世纪后期）等华人寺庙，这同清朝乾隆期间国内人口急剧膨胀，华人侨居印尼大量增多，侨居地华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三、泉州民间信仰衍播对印尼的意义

泉州民间信仰的思想根源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海外华侨通过对祖籍地神明的信仰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慰藉，同时也是眷恋故国家园、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同时，这种华侨民间信仰现象的存在、发展、演化，表现出中华文化与侨居地原住民各民族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

在印尼群岛，各种华人民间信仰的庙宇大都仍采用泉州庙宇的传统建筑规制和形式，建筑特点为单开间或三开间，二进带回廊，屋面作双坡顶带脊，脊上雕双龙戏珠，脊端作燕尾吻，整个建筑雕梁画栋，精雕细刻，做工考究，与一般泉州华侨民居相比显得富丽堂皇。有的庙宇还是从家乡请来工匠、运来材料建筑而成的。前面提到的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泉漳华侨创建于中爪哇南旺的慈惠宫，建筑工匠均从家乡聘请。苏门答腊岛的巴东市西兴宫，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建时，从国内请来十余人工匠，购置大批建筑材料，历时4年建成有亭两进，并左右两回廊，具有闽南寺庙建筑风格的新寺宇。日惹的镇南宫也是从闽南运来建材建成的三开间庙宇，建筑风格与泉州无异。这些庙宇建筑的存在，丰富了侨居地的建筑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华人寺庙建筑也借鉴了印尼当地的建筑风格，如创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主祀关帝的杜板关圣庙，1973年增建门楼，上书印尼文名称，上部设有巨蟹图案，数年后沿入口处增设回廊，形成类似爪哇式的前大厅堂。

印尼群岛的华人民间信仰宫庙内的匾额、对联、碑刻等，也都承袭自国内，文字使用中文，思想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些对联将印尼的地名嵌入联中，别具特色。如西爪哇茂物的福德庙内有冠头联：“茂物修竹藏仙果，物阜民康保太平”，梭罗奉祀广泽尊王的保安宫内有对联：“千古仰神府德耀常昭爪岛，梭罗隆血食威严永镇梭京”，将“爪岛”、“梭罗”等地名嵌入其中。毫无疑问，这些别具特色的对联是泉州民间信仰文化逐渐融入侨居地社会生活的生动表现。

值得一提的还有泉州木偶剧种布袋戏，亦随着泉州华侨移民和民间信仰习俗而传入印尼群岛。17世纪时布袋戏已经在爪哇地区流行，布袋戏一般是在华人信仰庙宇的节日中演出，用以酬神。主祀广泽尊王的中爪哇勿里达保安宫就一直延续这一传统。布袋戏演出在印尼不仅为华侨所喜爱，也深受当地原住民的欢迎围观，还对原住民的木偶剧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印尼木偶剧目就是取材于中国的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如《薛仁贵东征》、《梁山伯与祝英台》、《孙悟空大闹天宫》等，而采用印尼语或爪哇方言说唱演出的。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只是物质贸易交流，同时也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华侨、华人问题的实质是移民，而移民过程的实质同样也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人们的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从这一层面来说，泉州民间信仰对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就更加重要、更具意义了。

《福建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