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州雕板镌刻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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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福州雕板镌刻匠人

福建省图书馆谢水顺李珽

我国流传至今的古籍，绝大多数是雕板印刷的。直接从事雕板工作的镌刻匠人是雕板印书业的主体力量。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我国古、近代传统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的福州，刻书业相当兴盛，其原因除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外，有一支技术熟练的镌刻匠人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清代福州的雕板印刷的刻字良工，首推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吴氏三兄弟——吴大振、吴大援和吴大擀。据《世美吴氏族谱》载，吴氏祖籍浙江湖州府长兴县六都清泉乡上杭村，入闽始祖荣赐公于明洪武初年调征福建，授福州卫百户，从此就在福州落籍。族谱的世系《小宗图》载：“仁房第十四代”有“大振公（字翔谋）、大援、大捷、大擀、大拱公。”大捷和大拱未见有刻书，大振和大援所刻书传世亦较少，可以确知的各有两种：大振刻有清·林霔的《印商》（嘉庆十年）和何西泰的《实斋遗稿》（嘉庆11年）；大援于嘉庆十七、十八年分别刻有清·何玉瑛《疎影轩遗稿》二卷、萨玉衡《白华楼诗钞》四卷。吴氏三兄弟中以大擀刻书最多，嘉庆十七年（1812）刻有元代宁德人韩信同的《三礼图说》；道光年间刻有张绅的《怡亭诗文集》（十三年），郭柏苍的《乌石山志》（二十二年）；唐代周朴的《周太朴诗》（二十四年）等，刻印均较工致。吴大擀所刻书中最着名的是清代福鼎人王遐春所辑的《王氏汇刻唐人集》（亦名《闽中六先生集》），此书于嘉庆十五年（1810）开雕，历经四年，到十八年（1813）才竣工。其中王棨《麟角集》卷首“唐王郎中遗像”背面左下角镌有“闽县吴大擀刻”六字。吴氏三兄弟同时从事刻书，很可能是继承父业。但他们是共同经营书坊，还是各有其业，则尚无记载可查。吴大擀的儿子吴寿椿也是一名镌刻匠人，同治六年（1867）刊竣的清·张际亮的《张亨甫全集》中的文集目录后镌有“榕城吴大擀、男寿椿刊刷”十字，这是迄今为止吴寿椿刻书的唯一记载。吴氏三兄弟是清中叶福州着名的刻字匠手，但若把他们与时代略晚的吴玉田、吴玉柱两兄弟相比，则仍显逊色。吴玉田，侯官人，生于道光末年，他不仅是一个技艺精湛的雕板良工，而且还是经营有方的书坊业主，他以自己的姓名为招牌，在南后街宫巷口开设“吴玉田刻书坊”（亦称“黄玉田刻字铺”），坊内拥有一批技术热练的刻字匠人，其弟吴玉柱刻艺尤为出色。吴玉田刻书始于咸丰年间，至同光而臻于鼎盛，所刊刻的书籍以数千卷计，其书坊规模和刻书数量，在清代福建雕板印刷行业中首屈一指。

清代的福州，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兴盛，许多官绅、文人都热衷于编书、着书，这些书籍多由福州的刻匠雕板行世。如嘉庆十二年（1808）萨龙光出版其先祖萨都拉的《雁门集》，由施志宝承刻；龚式谷刻其父龚景瀚的《澹静斋全集》为李邦栋镂板；杨庆琛的《绛雪山房诗钞》、林直的《壮怀堂诗初稿》，由陈仁权雕镌；郭柏苍晚年编定的《全闽明诗传》、《郭氏丛刻》等则都交林士灿雕板印行；龚景瀚的《孔志》、萨察伦的《珠光集》的刻手是良工陈良辅。这一时期，在福州任职的官员和流寓于福州的浙、赣文人所出版的书籍也多由这些镌刻良工雕板印行，如宋钟鸣于同治五年（1866）为福建巡抚徐继畲刻《瀛环志略》；蒋绍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福建盐运使唐宝鉴刻《庭训格言》，刻印均十分精美。此外，他们还代福州以外一些地区的官府、私家刻印书籍，如王友士代福安县衙刻《福安县志》；蒋上亨代福安韩阳秋井家塾刻谢翱的《曦发集》；陈文鸣代泉州清源书院刻《吕叔简先生明职篇》，等等。尤为难得的是，福州刻匠王兴源还在***刊刻过书籍，为闽台文化交流作出独特的贡献。由于史料缺乏，目前我们对王兴源的家世、生平及渡台时间尚无从了解，但我们看到了王在***所刊刻的两种书籍甚为可贵。一种是安溪人官献瑶的《官石溪文集初刻》三卷，另一种是德化人郑兼才的《六亭文集》十二卷。两书均刻于道光二十年（1840），书尾上都镌有“福省王兴源在***刊”九字，版刻风格基本一致，都是楷体写刻，刻印亦较工整。

清代福州镌刻匠人所刻的书籍，版式都比较固定，刻书字体以匠体字为多。字划比较呆板，世称“硬体”，这是清代末年全国各地刻书的普遍风气。但这一时期的福州也有一些写刻特别精美的佳作，如嘉庆六年（1801）郑杰刻其父郑廷莅的《书带草堂诗钞》二卷，由当时福州着名书法家谢曦手写上板，名匠翁茂辉镌刻。此书不仅书法潇洒俊逸，刻艺也十分精湛，加以用白棉纸印刷，更显得精雅悦目。王友三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镌刻《元宰必读书》，内收“太上感应篇”等八篇劝善文，为侯官李兆蓉楷体书写上版，字体端庄秀丽，刻工亦较精劲。吴玉田于同先年间所刻《御注孝经》、《圣谕广训》，其镌刻质量为清代福州刻本之上乘。这两部书的版式完全一致，都是楷书写刻，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正文板框以外四周印有由六条蟠龙图案组成的宽边栏，用朱墨双色套印，书品宽阔，字大如钱，刻印俱精。另外，以薛鹤贵为首的数十名刻匠共同雕镌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可推为清代福州版画的代表作之一。《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是一部劝善书籍，鼓山涌泉寺曾于康熙年间刊印；后来雕板佚失。光绪三十三年（1907），住持妙莲等重新募刊，委薛鹤贵镂板。重刻本按康熙本原样缩小一半，先图后文，共有图二百零八幅，每一幅插图为一则佛经故事，具有浓厚的宗教画风格，其图像之多实属罕见。插图的刻工十分细腻，刀法圆熟，达至很高的水平，在版画已渐趋衰微的晚清年代，这种刻作尤为难得。清代福州的镌刻匠人，在从事大量雕板印书的同时，还摩刻了很多碑碣，如施志宝、吴玉田、李元恩、林士灿、王友士、宋钟鸣、薛鹤贵、蒋上亨等人，不仅善于刻书，还是刻碑的好手。他们所刻碑版以墓志居多，墓主大多是当时福州的达官贵人，如林寿图、陈承裘、郭柏荫、叶祖珪等。

清代福州的镌刻匠人除了各自代人刻印书籍外，有时出于需要也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刊刻任务，特别对于一些卷帙浩繁的书籍，为了缩短刻印工期，更是如此。如同治七年至十年（1868～1871）刊刻《重纂福建通志》，福州的主要几家刻书坊及工匠都参与了这项工程。同治八年（1869），福建通志局提调孟际元在给杨浚的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重纂福建通志》的校刻情况。信中述及当时未完工的刻板太多，而写手、刻手又很缺乏，刻事甚繁。且部分写手、刻手又被外邑修志者所雇用；招南匠亦无裨于事，只有严催匠首，带领刻匠赶制云云，可见任务之重。当时参加“重纂福建通志”刻板工作的匠首吴玉田等人，除本身就是雕板良工外，同时还是刻书坊的业主。他们不仅自己亲自动手刻书，还各自带领坊内工匠协力赶刻。由于他们同时还承担了其它一些大部头书籍的刊刻任务，故《重纂福建通志》的刊刻速度进展缓慢。相比之下，当时另一大部头书着《正谊堂全书》的刻印速度比《重纂福建通志》要快得多。该书系同治五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主持重刻的。他“悉召福州及泉州涂门名匠雕刻”（见郭白阳《竹间续话》卷4），仅一年多时间就刊竣其中五十五种三百八十八卷。这个事例说明了福州、泉州两地镌刻良工交流合作，对加快书籍的刊印速度、提高刻书技艺都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清光绪末年，从西方传入铸字及机械化、半机械化印刷技术在福州迅速崛起，占领了大部分印书市场，手工刻书业受到猛烈的冲击，雕板印刷行业日渐衰微。福州的一些刻书坊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联合起来与之相抗衡。一部分刻书坊业主李元恩、蒋绍荃等为了在印刷行业中保存一席之地，共同出资在市区繁华地段租用一间店面，作为对外承接刊刻业务的“窗口”，并以此作为各刻坊同业的联络据点，这种力量相对集中的“联合体”在短期内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传统的手工业毕竟无法抵挡近代先进的工业，手工业本身生产方式落后、出版慢、成本高等缺陷，很快就使刻字坊失去竞争的能力。因此，自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这些在福州出版史上曾起过重要贡献的刻书坊纷纷转行、歇业乃至倒闭，众多的刻字名手不得不弃艺改行，另找出路。也有个别刻坊在艰难的环境下勉强支撑下来。比如，原在鼓山专为涌泉寺刻印佛经的陈能鸿于1941年租用了“李元恩刻字铺”的招牌，在城内道山路开设了一家刻坊，经营零星镌刻业务。并一直维持到解放后。1958年个体手工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才并入“福州市鼓楼刻印社”。

清代中、后叶，福州雕板印刷的镌刻匠人，为福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这个行业所以能够兴盛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除了当时官府提倡整理图书，士绅、文人乐意出资刊印图书以及雕板印书所需的木材和纸张在福州地区有较丰富的资源等客观条件外，刻匠本身的精湛技艺和辛勤的敬业精神，是雕板书着能够大量出版的重要因素。清代福州镌刻匠人在福建刻书史、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福建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