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教育中的独立人格培养（林国良）

试论佛教教育中的独立人格培养

林国良

《觉群季刊》

一

独立人格的培养，应是佛教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既是佛教教义中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社会对人格的要求。

从佛教的教义看，大乘佛教主张众生本性平等，众生与佛平等，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具有平等的人格。同时，大小乘教义的共同追求都是要实现个人的解脱，而解脱本质上是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解脱，并非集团性的解脱。因为按佛教的因果理论，各人因果各人了，不可能一人证道，他人也因此而获得彻底解脱。这样，每个人面对的都是自己的生命，追求的都是自己的解脱，这就要求每个追求解脱的人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最后，大乘佛教的教义要求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这一普度众生的事业要注意适应社会，适应时代，而现代社会倡导的也正是独立人格。

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都是独立人格。如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参与权，在选举等表现公众意志的场合，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投票权，每一票都有同等的分量，这就要求每个公民都能独立思考、自觉选择，也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应以独立人格进行政治参与。同样，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各项社会活动中，法律赋予了每个人平等的地位，每个人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判断和活动，这也要求每个市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要有独立的人格。相反，依靠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办事，就是社会的不正之风，是转型期的腐败之表现，是建立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需克治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希望弘法利生的佛教徒，如果他没有独立的人格，而是处处表现出依附性的人格，依附权势，依附豪富，他又怎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从而信仰他的法门？（当然，从佛教的平等观出发，作为要救度的众生，佛教也决不排斥权贵和豪富，但这与依附权贵和豪富不是一回事。）这样的佛教徒又怎能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作为一支健康力量，帮助社会建立起一种合理有序的机制呢？

二

对佛教能否培养独立人格，笔者曾听到教外人士的一些疑问。如有人认为，佛教中的“三皈依”和净土信仰，只能培养佛教徒的依附性人格。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佛教的“三皈依”，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本意是将佛、法、僧作为精神导师。佛在世时，佛是信徒的导师。佛圆寂后，佛教徒以“法”，即佛的教导为师。同时，佛教的传统和精神，需要有人来维护和弘扬，这任务主要落到了佛教僧团的肩上。此外，对一般佛教徒来说，“法”固然可以为师，但他们往往更希望能得到切实具体的帮助，这样，护持正法的僧人也就成了一般在家信徒的导师。因此，佛、法、僧，作为精神导师，本无导致弟子人身依附的必然性，就像现代学校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样，完全可以保持双方的平等关系和各自的独立人格。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可能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如果某位僧人修为和境界不高，将名闻利养看得过重，而弟子也不知真正的佛法，这样也确有可能形成弟子对师傅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这不是佛教“三皈依”的应有之义，更不是“三皈依”必然导致的结果。

净土信仰又是容易导致误解的教义，其本质是人们希望寻求帮助。而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并不必然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世间也有许多人在困难时希望得到帮助，但人们在得到帮助后，固然会产生感激的心理，却不需要卖身为奴，或做出其他会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举动。净土信仰的本意也是如此，人们在感激佛菩萨之余，并不必然要与佛菩萨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佛教是不信仰救世主的，净土也不等于解脱。进入净土者，要获得最终的解脱，还要继续修行，因为解脱之事并非他人可以代劳，最终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此外，净土信仰者在感激佛菩萨之余，一般都会发如下“四弘誓愿”：“烦恼无边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就是说，净土信仰者对佛菩萨的感激，并没有使他们希望成为佛菩萨的奴仆，而是希望自己在将来成就后也能像现在的佛菩萨那样去普度众生。所以，净土信仰与人身依附也不相干。

三

佛教教育中的独立人格培养，究竟包含什么内容？“人格”一词，按《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指“个体特有的特质模式及行为倾向的统一体”。但其中的“特质模式”首先需作出界定，因为这一概念很像被佛教理论所否定的“自我”概念。佛教的“无我论”否定一切形式的自我具有真实的不变的本体。这也就是说，某物的“特有本质”虽然本性是空，现象上却还是存在，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将某物区别于他物。下面，我们就在这一“缘起性空论”的基础上，来讨论独立人格的内涵问题。

独立人格所具有的“特质模式及行为倾向”，有表现于外的层面和内在基础的层面。其表现于外的层面，比较明确，那就是通过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作出自主的反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独立人格区别于依附性人格。独立人格的内在基础，却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如果我们放眼于东西方知识精英的人格比较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知识精英所提倡的人格，实际上是一种“圣贤人格”，相对而言，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所践履的或许可称为是“凡人人格”。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正是在追求和塑造“圣贤人格”，其特征是“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这样的“圣贤人格”，强调的是无私无我，提倡的是自我牺牲。而佛教提倡的佛菩萨的精神境界也是如此，释迦牟尼佛的“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等本生故事，正是这一“圣贤人格”的写照。但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大力提倡为他人、为集体而自我牺牲时，近代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正在作另一方向上的努力，即为了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努力限制***的权力，其根本的着眼点不是要为共同体而牺牲个人利益，恰恰相反是要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使其不受共同体的侵犯。

“文艺复兴”以来，世俗化运动将西方社会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同时兴起的自由主义理论，尊奉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就此成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础。但这种个人主义或许应该称为理性个人主义，其特征是尊重法律，享受由法律限制并由法律保障的个人自由，这是其“理性”的标志，不同于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极端自私、完全自利的，本质上不想受任何制约，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不惜损人利己。因此，极端个人主义只会破坏共同体的存在，而不能维护共同体的存在。但人类是群体性生存的生物，共同体是必要的，理性个人主义的上述特征，使其能维护共同体的存在；进而，在对每一个个人尊重的基础上，产生社会公德，并在每个人自觉选择的基础上，产生对共同体的感情，如爱国主义精神。（限于篇幅和主题，这些内容不能在此文中展开。）因此，理性个人主义能够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础，极端个人主义则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即使在抨击贪官污吏乃至昏君暴君以维护社会公正时，由于没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所以仍需要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的勇气和精神。而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在作社会批判时，由于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所以不涉及自我牺牲问题。因此，自我牺牲精神，无论是在维护社会公正上，还是在纯粹的利他主义行为中，都是中国传统的“圣贤人格”的突出标志。

在当代中国，维护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了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中，佛教教育要进行的人格培养，究竟是什么人格，“圣贤人格”抑或“凡人人格”？

从佛教的终极目标来看，解脱或成佛，都需要彻底地破除自我，有任何一丁点自我不能破除，就不可能最终成就。故而凡是真正认同佛教终极目标的，肯定需要培养自己的“圣贤人格”。但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里，道德领域里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多种价值观共存，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任何一种强制推行某种价值观的作法，在现代人看来，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不能为现代人所接受。因此，在世俗社会里，要接受“圣贤人格”还是接受“凡人人格”，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能强求。这样，佛教在世俗社会中弘法，就不能强求其在家信徒、尤其是初期信徒或知识分子信徒，一定要培养“圣贤人格”，而应宽容地留出更大空间，接受上述“凡人人格”。这也符合佛教最低层次的教义，因为佛教的基本戒律，如“不杀生”、“不偷盗”等，规范的行为也就是不侵犯损害他人利益，还没有提到必须自我牺牲。如上所述，这也是理性个人主义的基本规范。

这样，佛教的独立人格教育，包含了不同层面的内容。在基本的行为倾向上，独立思考、自主选择是其主要内容。而在内在基础上，佛教的人格教育既包含低层次的“凡人人格”，也包含高层次的“圣贤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