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生会的佛教教育思想（张捷、陈旭远）

论康生会的佛教教育思想

张捷∵陈旭远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康生会（公元?一280年）是三国时期致力于弘传佛学的佛教教育家。他原籍天竺（印度），而生于中土。“笃志好学，明练三藏，博览六典，天文图纬，多所贯涉。”①曾从安世高弟子陈慧等人学习佛法。吴赤乌十年（234年），他初达事业，“营立茅茨”，设像弘教，并取信于吴主孙权，为之建塔，名曰:建初寺。此后，他便以建初寺为中心，从事译经和弘传佛学的佛教教育活动。曾译出《阿难念弥陀经》等多部，并为《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做注制序。他译经不忘讲学，为扩大佛教教育的对象，增强佛教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曾提出了下列主张。

一、以佛明法，正心治国“以佛明法，正心治国”是康生会进行佛教教育的宗旨。他认为，修习禅学就是使受污染之心，去掉污垢，使自己的主观精神达到符合佛道的最高要求。同时，还要利用自己获得的佛道去觉悟一切众生，救世利民。由于他“博览六典”，深受儒家大师孟子影响，孟子主张行仁道，即当权者要有拯救人类的“恻隐之心”或“慈悲之心”。康生会同样认为，要救世利民，希望就在于权势者，故首先是向当权者讲说佛教教义，使他们信奉佛教，以求在全国普及佛教教育，君主能实行仁道治国，即通过拯救人类灵魂的办法来拯救人类社会。

“以佛明法”是康生会佛教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意即通过佛教教育，使当权者信奉佛教，经佛道治理国家。也就是以佛教的政治替代当时的政治，目的在于使当权者行仁道，“治国以仁”。康生会将推行仁道、维护礼治的希望，寄托在权势者身上。他理想中的国王，一不“利己残民，贪而不仁”，二是经常检查自己，明白“君贫德民穷矣，君富德民家足;今民贫，则吾德贫矣”②的道理。国王要实行仁道，又以佛道的实行为前提，即以佛教的某些信条作保证，以佛道治国，从精神上统治国民，以佛教的戒律和教育替代武力镇压。具体而言，就是在全民中推行五戒。

五戒是佛教教育中用以制约僧众言行的行为规范，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康生会将五戒修改、扩充，成为“五教治政”。内容是:

一者慈仁不杀，恩及群生;二者清让不盗，捐己济公;三者贞洁不淫，不犯诸欲;四者诚信不欺，言无华饰;五者奉孝不醉，行无沾污。③

也就是说:作为国王要以五教治理国家，一要仁慈为怀，不杀生;二是不偷盗，捐己济公;三是贞洁不淫乱，也不犯诸欲;四是诚实不欺骗，言语朴实;五是奉行孝道不醉酒、行不奸邪。他所主张的“五教治政”是将“五戒”这种佛教教育中学僧遵守的戒律，也即行为规范，进一步扩大为人类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其中不盗，还要包括“捐己济公”、“富者济贫”;不杀，包括“慈仁”、“恩及群生”;不醉，则与“孝道”相连，成为“奉孝不醉”等等。这都是佛教规范中所没有的。他将“孝道”列为“五教”之一，这就具有鲜明的调和儒佛道德观念的特色。他虽认为，尽孝道，对于人正心修养十分不利，但要治国，推行仁道，又必须提倡“尽孝”。在《六度集经》中既有“布施一切圣贤，又不如孝于其亲”④的主张，又有以行孝感天故事的生动记述。他尽可能让孝道在佛教治国中发挥作用。康生会认为实行了“五教治政”，就可以使一个国家“牢狱不设，鞭杖不加，风雨调适，五谷丰熟，灾害不起，其世太平。”⑤

“正心治国”是康生会佛教教育宗旨又一内容。意即通过佛教教育，学僧首先要“正心”然后“治国平天下”。“正心”指净化人的世俗情欲思念，“垢退明存”。“治国”则可说来源于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康生会承袭小乘佛教中“心性本净”的思想，认为人心是纯净的，有如明镜，受垢污染。所以要通过学习，使其“正心”。即“划刮莹磨”，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达到佛道要求的最高层次。正心可以修身，修身后方能“治国平天下”，“正心”是“治国平天下”的途径，而“治国平天下”则为了救世利民，普渡众生。正心，这是小乘佛教教育中所强调的内容，它以禅学为内容，以自利为目的，达到个人的修养提高。治国则是救世利民，是大乘佛教教育所注重的内容，它以修身为途径，达到救世的目的。康生会是将小乘的“正心”与大乘的“救世”思想相结合，将个人的修养与救世利民、国家治理相连，提出了“正心治国”的主张。

康生会将佛教的消极颓废的出世态度改造为积极的救济贫困、治理国家的入世态度，将佛教教育以“自利”为目的，转向以“正心治国”为宗旨。劝奉当权者信佛，实行仁政，这是中国佛教教育史上的第一人。

二、习小乘兼取大乘小乘以释迦为教主;大乘提倡无数佛，将佛神化。小乘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以证得罗汉为最高目标;大乘则宣传大慈大悲、普渡众生、以渡世成佛、建立佛土乐国为最高目标。小乘着重于三十七道品的宗教道德修养;大乘倡导以六度为内容的菩萨行。

康生会从师小乘佛学传人，但并没有局限于小乘佛学内容，还吸收了大乘佛学的思想，使他的佛教教育思想具有了大、小乘兼有的特色。他提出“正心治国”的教育宗旨就是明证。

康生会学师安世高门下，僧传曾曰:“传禅径者比丘僧会”，⑥可见，康生会传承安世高小乘禅学。安世高的“禅数”之学也称“定慧”、“止观”，指专心守一，控制自己的意识活动的力、法，使内心摆脱环境的影响，在保持极度安静的状态下，凭借预定的构想，达到相应的宗教道德或宗教认识的目的。康生会则认为学习禅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正心，二是神通。神通指“制天地、住寿命”之类的神德。正心是现实的，经个人修养就可达到。神通则是比较高级的禅定，近于幻想。他在《六度集经、禅度无极章》中，明确指明修习禅学不同阶段有不同目的。初修禅学时，要“合会众善内着心中”，以众善而消除意中的“诸秽恶”。修禅至高境界，则“善恶皆弃，心不念善，亦不存恶;心中明净，犹琉璃珠。”再进一步修习禅学，则达到了神通的境界，即能“轻举腾飞，履冰而行，分身散体，变化万端，出入无间，存亡自由;摸日月，动天地，洞视彻听，靡不闻见。”也就是说，初修禅者，要消除“诸秽恶”，然后弃善恶比如琉璃珠，进而进入“分身散体”、“存亡自由”、“摸日月”、“动天地”等境界，就是神通。可见，康生会弘扬禅学，主张通过对“神通”的追求，促进个人持续不断的“正心”修养。他认为正心可“专心涤垢，神与道俱”，但不限于此，还要“志寂齐乎无名，明化周乎群生”。这就使康生会的禅学修习，不仅作为个人修养、获得解脱的手段，更成为“明化周乎群生”的手段，而“明化周乎群生”是不以“自利”为目的，主张救度众生。这显然是大乘佛学的思想。他这种志于拯救众生的精神，在他宣讲佛学的教材《六度集经》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六度集经》记述了释迦牟尼未成佛前的种种神话般经历，以寓言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学习效仿的各种典范。辑录各种佛经和佛经段落91种，共8卷，按“六度”的次序编排。《六度集经》主要是倡导大乘的菩萨行。大乘佛学的吸取，使他对社会的态度是悲天悯人，热衷于救人于苦难，强调众生普渡，迫求世人的普遍解脱。他在《六度集经•摩调王经》中讲述了一个生动故事。南王是一个有志于济世的贤王，因功德累累，帝释劝他留居天国，但他“志在教化愚冥，灭众邪心”，毅然拒绝帝释，要“还世间，教吾子孙。”南王的故事，深刻地提示了康生会追求世人的普遍解脱这一根本主张。

康生会用以说服国君信奉佛教的佛教教义不外乎善恶报应或诸行无常等内容。他主张“信善得福，恶有重殃”。因果报应是佛教教育中学僧人生观教育的核心内容。在东汉三国时期，虽已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但因为佛教教育传播不久，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佛教教义就是善恶报应和三世轮回的理论。康生会以天堂来吸引人，以下地狱来恐吓人，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来生的好坏全由今生的善恶行为决定。统治者只要信佛，扶持、发展佛教，对民众施恩惠，死后就可升入天堂;民众安分守己，信奉佛教，来世可摆脱苦难。一个富户向国王说，财产和人命均属无常，不如多做好事。国王觉悟到“身尚不保，岂况国土妻子众诸可得长久乎?”⑦于是散出财宝，赈给贫困，恣民所欲;立佛寺庙，悬象烧香，饭诸沙门。身自六斋，如斯三年，四境宁静，盗贼都息，五谷熟成，民无饥寒。王后寿终，即上升第二天。⑧

康生会在教学过程中，还注意教育对象，对孙皓这样一些对佛教既无信仰也不了解的王公贵族，不是宣说断情绝欲的四谛、八正道等修行解脱的道理，而是宣传与中国传统道德说教比较接近的佛教人生观——善恶报应等，使孙皓等较易接受。据僧传所言“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⑨回答孙皓诘问时说:“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并坦白地说“《易》称‘积恶余殃’，《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⑩公开借用儒家格言来释佛教教育的因果报应说。

佛教因果报应带有利己主义成份，佛教的“诸行无常”，本属“苦”义，是一种悲观消极的理论，但康生会将之改变为一种积极的救济贫困，治理国家的鼓动手段，使佛教人生观由小乘“为己”转向大乘“利他”，并进一步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世俗。

康生会是中国佛教教育史上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使佛教教育的宗旨由个人成佛转向了“以佛明法，正心治国”，将佛教教育与治国、施仁政紧密相连，将佛教教育所宣扬的消极的出世态度改造为积极的容纳儒家治世安民的精神。他是中国佛学由小乘向大乘发展的关键人物。

注释:

①⑩梁慧皎《高僧传•康生会传》。⑨僧枯《出三藏记集•康生会传》。

⑧③④⑥⑥⑦⑧《六度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