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在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

僧侣在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

着重就斯里兰卡佛教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作者：卡鲁纳达萨建华

自公元前三世纪佛教传入斯里兰卡至公元六世纪殖民统治时期，斯里兰卡的僧侣无论在该岛国的宗教史上，还是在文化和社会史上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他们所从事的不只限于精神领域的事情，而且还被期望作为社会的领袖，来引导和教诫人们从事一切有益的活动，这尤其突出在教育方面。由于僧侣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从而寺庙则成了出家僧众和在家群众学习的场所，以及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这种以教育为基础的寺庙以及作为社会领袖的僧侣所具有的仁慈宽厚的影响力，无疑对斯里兰卡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取得佛教文化的兴旺鼎盛起了主要的作用。《岛史》以及大量的历史和考古学证据皆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斯里兰卡古世纪和中古世纪的历史时期里，斯里兰卡的僧侣在翻译经典的工作中，以及在发展和完善佛教思想理论的事业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巴利文三藏中的论、疏已成为南亚及东南亚各佛教国家的标准译注，这些论疏与使得上座部的阿毗达磨达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完善的中世纪的《阿毗达磨纲要》一起都是在斯里兰卡各大寺庙里汇编成册的。斯里兰卡的文献表明，斯里兰卡的僧侣并不只限于学习和研究自己的上座部佛教，而且，他们还对其它佛教流派的思想，以及一些非佛教的印度其它流派的思想进行过研究和探讨。这与佛教历来所倡导的“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宗教教义，就必须对其它宗教的教义进行同等的审查和研究”是和谐一致的。斯里兰卡的僧侣与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往来，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充分的历史证据表明，正当各国着名的佛教徒陆续来到斯里兰卡进行参学访问的时候，斯里兰卡的僧侣也同样跋涉到千里迢迢的异国他乡从事弘法利生事业。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斯里兰卡的僧侣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扮演一个相当出色的多重角色，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处于一个受人敬重和仰慕的社会领袖地位，以及他们知识渊博，在佛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又精通那些予他们以世界性知识生命的语言，如梵语和巴利语等。

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危机

当斯里兰卡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时候，有关上述的斯里兰卡佛教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斯里兰卡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到一个经济上的附庸，教育世俗化，取消国家对佛教教育机构的资助，基督教在沿海地区的迅速传播，基督教传教学校的建立，以及强迫将英语作为官方和高等教育的语言等一系列情况的转变，从而致使整个佛教界及僧伽内部出现了大量的复杂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结果，僧侣所扮演的一个教育者的传统角色和他们所处的社会领袖地位，则逐步被削弱了。然而，在十九世纪中期，当斯里兰卡的僧侣和知识分子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几千年的佛教文化遗产受到殖民统治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开始作出了积极而强烈的反应。佛教界在紧接着的几十年里，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最后终于迎来了佛教的复兴。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创立了智增学院（Vidyoday）和智严学院（Vidyalankara）这两所比利维纳（Pirivena）。创办这两所学院，其最大的贡献，实际上就在于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佛学研究和僧伽教育事业的专门僧材。他们在全国各地，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建立比利维纳，作为出家僧众和在家群众的学习场所。佛教教育事业的复兴，与一系列健康有益的大事件是分不开的，如外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对我国佛教事业的大力支持和热心的帮助，建立佛教学院，开展佛教和基督教的辩论（这样加强了佛教徒对自己宗教的信念），修复佛教文物古迹，以及出版和流通佛教书刊杂志等等。事实上，佛教的复兴，随同佛教中层阶级和受过英语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为政治独立而进行的民族斗争运动开辟了道路。

独立以后

自从1948年斯里兰卡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独立以来，历届斯里兰卡***采取了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正确步骤来促进和发展佛教教育事业，加强和提高僧侣的社会地位。在这些步骤中，首先就是在1959年将我们前面提到的两所最根本的佛教寺院教育机构——智增学院和智严学院，提升为大学级。根据斯里兰卡国会就改变这两所学院的地位的法令条文：他们行使佛教大学的职责，在学术科目的安排上，除佛教外，可以包括一些非宗教的课程，如科学等。无论是僧人还是在家人，都可以投考这所大学。同样，佛教大学的教职员工也是由僧人和在家人组成的。在所有的学科中，单佛教方面就包括有：佛教哲学、佛教文学、大乘佛教，巴利文、梵文以及古僧伽罗文等。在开头的几年里，绝大部分的学僧选修佛教方面的科目，或是与佛教有关的学科。不过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不久就改变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以及现代化的总趋向，绝大多数的学僧逐渐地选修一些职业化的非宗教的学科。因此，在大学的教职员工中间，相应地，在家讲师也越来越多了。结果，这两所在十年间升级为国立大学的学院，以无限的希望而开始，又以彻底的失望而告终。

由于智增学院和智严学院作为佛教大学在办学上的失败，导致了***又于1966年在阿努罗达布拉古城重新创办了一所Buddh8sr∵avaka∵dharmapitha。这是当时的一所专门为提供僧侣学习的高等院校，而在家人可以作为访问学者授课。自开办以来，此校就开设五年制学习课程，主要以巴利文经典及一些评论性的讲演为基础。由于这所学校仅限于招收僧人学生，故学生来源则相对不足。再者，那里的学僧根本就接受不了对佛教进行现代的批判性的学习和研究。结果对佛教教育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鉴于这种情况，各派僧伽代表一致呼吁现***创建斯里兰卡佛教巴利语大学。这所大学创建于1980年，共有四所分校，并设有学僧宿舍。其课程安排，在佛学方面，包括各种与原始佛教有渊源关系的语言，以及一些社会学、教育学、哲学等副修课程。建校九年来，迄今为止只有一批学僧在此大学学习期满毕业，所以，这所大学将来对佛教教育有何影响，现在就来评估它，还为时过早。不过，从现在表现出来的状况看，如不断充实和提高僧伽教育的内容和质量，有迹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会对佛学研究指明一个新的方向。

除上面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佛教教育机构外，在斯里兰卡还有四所供学习和研究佛教的国立大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这些国立大学里设有佛教的课程，同时又教授其它各科的知识，所以，尽管建立了佛教巴利语大学，仍然有相当多的青年僧侣更喜欢进这些大学攻读和深造。

以上是近几年来，在斯里兰卡为提供部分学僧进行高等学习和研究而采取的措施以及早期历史情况的简要回顾。根据这一背景情况，我们将计划对迄今为止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作一鉴定，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途径来。

今天，在斯里兰卡，僧侣正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领导危机问题。不解决这一主要问题而急于去处理其它一些问题，那么就不可能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僧伽教育及他们在社会上应承担的教育者的角色等问题。在殖民统治之前，也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类的领导危机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僧侣正处于社会的领袖地位，那是举国上下一致公认的，是不受任何势力的挑战的。他们不但是人们所敬重和仰望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社会团体的组织者。到了殖民统治时期，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殖民***及其支持下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制造种种事端，以阻止僧侣成为佛教和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领导和先锋。随着斯里兰卡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各种情况相继出现，形势日趋严峻。行政管理上民主化的进展，现世主义和非宗教学习风气的蔓延，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精通各个领域的知识和专业化知识的在家知识分子的涌现，从而使僧侣不易看清自己在社会上应扮演的角色。僧侣在许多领域失去了他们在过去作为世人顾问和导师的地位，如果他们在佛经的阐释方面继续保持权威，这种损失还是能够得到充分的弥补的；然而，即使在这方面他们也已不象过去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威了。过去，他们是在家人的导师，在佛经的阐释和研究上持有绝对的权威。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情况已经改变了，在佛学上，当他们刚起步学习和研究的时候，而在家人早已走在他们的前头了。因此，在斯里兰卡各国立大学里，包括佛教巴利语大学，百分之八十从事佛教研究的讲师是在家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独立以后，既没有对僧伽教育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也没有给僧侣提供恰当的教育机会来使他们适应现代化的方式对佛学及其戒律进行科学的学习和研究。

建议措施

一、僧侣在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

在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领导危机的问题上，不需要再回到过去去。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这一客观实际情况。虽然，正如上面所说，僧侣在很多领域里失去了他们原来作为世人的导师和顾问的地位，但这里还有一点是不可剥夺、不可动摇的，那就是他们作为世人的精神领袖和对当代社会所扮演的传播佛音的角色。专注于这两个职责，不仅需要精通佛法，而且还要通晓现代的知识以及社会学。也就是说，僧侣不能够只是单一地去从事有关佛教的研究，而且还要对佛教以外的各种课题加以学习和研究，如社会学和科学等一些受人类支配的科目。掌握了这类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有助于僧侣向当代社会传播佛音，而且也有助于社会上那些思想愈来愈复杂的人的精神需要。

二、精通世界语言

事实上，众所周知，从十九世纪初期，我们对佛教所做的大量评论性学习和研究以及大量的佛学著作，都是通过英语以及其它世界语言进行的。其主要成果就是使佛学研究成了现代知识思潮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今天，佛学研究在东西方许许多多着名学府里及学术界蔚然成风。僧侣，无论是在斯里兰卡还是在世界各地，都不容忽视这一新的动向。他们必须对这一遍及全世界的佛教研究的新动向作出实际的估计，并且要以身作则，亲自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掌握良好的英语基础，以及其它的世界语言，这已经成为僧伽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强调英语教育的迫切性，其目的是要建立一支实力雄厚，能够从事佛学研究以及在佛学上能为现代国际学术研究作贡献的僧伽队伍。认识到这一客观现实，比利维纳教育必须制定出一个计划来，以使学僧获得充分的学习英语知识的机会，是完全必要的。

三、研究大乘佛教

大量的历史证据证实，在斯里兰卡古代，就有上座部的僧侣研究大乘佛教以及了解大乘的许多传统仪规。这种从事大乘佛教研究和了解大乘传统仪规的活动，尤其受到无畏山寺（Hbh，yagi，i）的僧侣的提倡和鼓励。然而，在当今的斯里兰卡，研究大乘佛教的步子却迈得相当的缓慢。这倒并不象有人揣测的那样——那是由于在部分僧侣中存在着门户之见，而是由于缺少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在斯里兰卡，没有一所比利维纳或大学提供适当的机会来学习汉藏两大语系的大乘佛教。结果，在斯里兰卡，佛教研究越来越偏重于对上座部佛教的学习和研究。这倒不令人意外，斯里兰卡本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座部佛教国家！然而，这不应该被视为是在替忽视或轻视大乘佛教学习而找的借口。东亚的佛教国家，象中国，就完全可以为扭转这种局面做出贡献。比方说，这些佛教国家就可以在斯里兰卡创办大乘佛教的研究项目，这样既对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徒有利，同时也有益于东南亚各佛教国家。

四、佛教与其它世界性宗教

今天，一场由西方首先倡导和开展的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和相互了解的运动，遍及全世界。在不同信仰的人之间开展真诚而直率的讨论，这对佛教来说，并不是件新生事物，正如佛经所记载，过去佛陀就曾经和他的弟子们与一些持各种异见的宗教徒开展过激烈而坦诚的讨论。因此，在今天，我们应当要以佛教的传统精神来欢迎这一运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随着世界各宗教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佛教的观点始终代表着正确的一面，那种对佛教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最后都要被抛弃。这里还必须引起注意，为了佛教能在世界宗教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就必须具备其它各宗教的知识。因此，当学僧进入高等学习和研究机构时，我们就必须提供充足的条件来让他们比较学习各种宗教。

五、开展大小乘之间的对话

相当荒谬的是，在佛教与其它宗教间的对话越来越显得重要的时候，佛教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对话却极为罕见。这是一个值得全世界各派佛教徒严肃注意的问题。开展教内各派别间的对话、讨论会、一般性会议、学术著作的出版和流通等多项有益的活动，既可为各派佛教徒在他们的信仰中找到共同语言而起作用，同时又可以正确评价由于各自的经论解释以及传统习惯和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产生的多样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佛教的观点来说，采取批判的态度，避开一切有害的或不利的因素，是有利于陶冶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两大教派的追随者们需要寻求坦诚、直率的讨论和相互了解的原因之一。这一任务，需要靠那些兼通大小乘佛教的僧伽学者方可完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高等僧伽教育必须尽快地组织和统一起来，为研究大小乘佛教的经典论着提供良好的机缘。

六、建立国际佛教大学

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佛教国家为了发展和提高高等佛教学习和研究，建立了大量的佛学院、佛教大学。尽管这对佛教研究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我们仍然需要再创建一所国际佛教大学，并包括对所有领域的佛教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以作为第一流的国际佛究中心。在每一个现有的佛教大学里，很自然，其学术科目，更有结合自己本国佛教而加以学习和研究的倾向性。譬如斯里兰卡佛教巴利语大学，它就相当地侧重和偏向于上座部佛教的学习和研究。再者，在这些佛教大学里，通常都是以自己的本国语言来作为教学的媒介的，但有时也有以英语来教学和研究的。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压制因素，二者有反对和抵制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佛教研究中心的狭隘病态思想。为此，我们建议，大学里的学习科目必须要等同地代表所有的佛教流派、思想，以及包括对各派佛学的学习和研究。鉴于汉语和英语是两种当今世界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我们有必要来采用这两种语言作为学习和研究佛教的媒体。大学的教员必须要尽一切可能来学习和掌握这两种语言，这也包括各国的一些博学多闻的学者。为了迎合国际社会上的在家出家学生研究和交流的需要，大学就必须具备这两种语言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条件。此外，大学有必要发展一个包容古代和现代世界佛教文献资料的国际佛教图书馆。大学，正如我们所计划的，它除迎来了佛学研究的空前复兴之外，还将作为整个佛教界的文化的动力和知识的中心。在此，我愿意把这一建议提请世界佛教僧伽大会考虑。

*比利维纳（Pirivena）是斯里兰卡专门为年轻出家人而设立的学校，属中小学一贯制教育。其课程安排，基本上与社会上一般的中小学课程相一致。它设在各大寺庙内，规模较小，一般的比利维纳只有几十个学僧。目前在斯里兰卡大约有四百二十所这样的学校。

（中国留斯学僧建华译）

[斯里兰卡]卡鲁纳达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