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佛教是社会化还是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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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现代佛教是社会化还是世俗化？

现代中国的佛教变迁，事关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及其转型，事关文化信仰、思想、意识形态的现代变革。涂抹有现代社会色彩的佛陀和菩萨，在找寻它的现代发展形式，但是，它又无法不在骨子里关心国事民瘼或民族的前途。与此同时，政治革命在现代中国急剧进行，往往对社会形成整体性的震撼，促使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层面，不得不发生相应的应求。承受着这一制约，现代中国佛教在二十世纪初年的社会走向，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社会革命所急需的角色和使命，一方面呈现着现代社会必备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由此而产生的世俗化特征。

中国宗教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宗教本质，并非彼岸天国、精神关怀的价值祈向，更主要是宗教道德教化功能如何发挥、王朝的政治要求如何体现的问题。在历代社会震荡中，中国宗教早已呈现的，并不是它的世俗化倾向，而是它的社会政治地位如何再次确立的问题。所以，中国宗教的世俗化进程，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往往表现为权力、意义或政治秩序危机以及相应的意义秩序危机。所以在新政权的重建中，其致力于的不仅仅是权力重组，同时还考虑意义秩序的再建。因此，时进现代，还是同样的历史拷贝，则导致现代社会里非常重要的社会分化原则，往往落空；政教分离的原则，无法体现。官方认可的制度宗教，依然是国家化或国家伦理化的宗教形式。

如果从世俗化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则可以发现中国佛教的现代变迁，常常不是英语“世俗化”的意义。英语“世俗”（secular）一词的拉丁语词根（saeculum），包涵着“时代”和“世界”的意义。希腊人倾向于将世界理解为场所、位置，希伯来人则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理解世界，最后是希腊人妥协于希伯来人，将secular理解为一个变化的现实世界与一个永恒的宗教世界的对立。历经演变，其“世俗”一词，如下多层含义：

其一，世俗的过程，指人们脱离宗教的保护或控制，获得人性的自由的社会过程；

其二，人的注意力，从来世转向此世；

其三，社会与宗教分离，宗教退回自己的独立领域，成为个人的领域，获得内向的文化性格；社会过程非神圣化，社会、文化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人的行为由此建立在理性、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其真实内涵，在于祛魅或者理性化。

在这里，它包涵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即宗教的世俗化和社会的世俗化问题。因此，西欧社会中的宗教发展形式，大都获得了一种与世俗社会相对立的社会形式，严格地区分精神和世俗两个层面，上帝和恺撒的功能也明显分别。正是基于这个价值理念的特殊分野，许多论及中西社会、文化关怀者，不约而同地会将视野转向中西宗教的比较，认为中西社会、文化关怀的差异，主要是在于宗教形式的不同。

早在二十世纪初年，佛教界如着名的仁山、铁岩、华山、栖云、宗仰等人士，就已认同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及其革命思潮，以之为新佛教振兴的基础，并认为“建立共和国与振兴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主张。［巨赞法师在30年代也指出：“佛法可以补助三民主义，在理论方面作更深一层的解释。”他甚至提出：“我们要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揭示佛陀牺牲无我的精神，外抗强敌，内化民贼，从自力更生的中华民族领土里，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设人间的极乐世界”。太虚法师也在1916年发表《释中华民国》一文，认为“真正之国家观，唯民论也”。1929年又在《什么是佛学》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孙中山曾说佛教是“救世之仁”，指出佛教的大慈大悲，即佛学上的道德，可有救世之用。

这些论述，既立足于传统佛教政治教化功能的再度发挥，也注重于佛教传统对于现代革命的适应。其宗旨是，宏通佛教，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这正如政治活动家宗仰和尚所说的那样：“今者民国初立，佛学渐昌，运平等自由，演大同主义，勿论缁白，皆属公民”；“窃念僧俗一体，同处积薪，未有薪燃而火不及者；共巢危幕，未有幕覆而卵独完者，与其薪燃幕覆，而火灾及其身，何如猛发慈悲，以利济斯世？世运虽不以佛运为转移，而佛法自可挽世运之未劫”。

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当时的中国佛教界便率先成立有现代社团性质的佛教会。梁启超曾在《莅佛教会欢迎演说辞》，从佛法的角度阐明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观念，认为，共和国之所以成立，乃是在于人民都视国家为一独立的团体和法人。但是，国人欲知团体、法人的真正内涵，“非深明佛法，不能言其故也”。佛法中的法身与众身的关系，是非一非二的关系，正如国家是国民的国家，国民是国家的国民。舍此求彼，或舍彼求此，均不可得。此乃共和与君主专制的差异。

在此前提下，佛教的世俗性问题得以大大地吐露出来。民国的建设，作为共和政体，本应在政治与宗教之间核定一个法律的距离，切断价值体系与政治权力的矛盾关系，促使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进而使其政治社会生活的合法性，不再以某一宗教价值体系作为基础，不再以精神的感召形成权威性的价值体系，运动社会。然而，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潮的影响和制约，促使佛教界只有一个契合时代的要求，无法真正地按照世俗化的原则，在现代社会最为基本的政教分离原则之下，提供一个可能自主发展、变迁的意义框架。世俗化几乎等同于政治化或革命化。世俗化的价值形态已经变形。在当时的情形之下，革命成为了最大的“公共”问题，覆盖一切领域却又高于一切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