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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文佛教典籍
魏道儒
佛教典籍就是人们常说的“佛经”。“佛经”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泛指佛教的所有典籍,包括经、律、论“三藏”以及各种佛教着述,我国古代称为“众经”、“一切经”,现在常用的名称是“大藏经”。二是特指“三藏”中的“经藏”部分,被认为是释迦牟尼所说,并为后代记录整理的所有经典。这些经典一般都以“如是我闻”形式开头,表明经典内容是亲自听闻的佛语言。
佛教典籍按文字划分,有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等。其中的汉文典籍是我国佛教典籍的主体部分,现存的数量最庞大。中国汉文佛教典籍包括翻译典籍和中国撰述两大部分。
翻译典籍
中国翻译域外传来的佛教典籍始于汉代,延续了将近千年。到北宋末年,或由民间自发进行,或由官方出面主持的大规模译事基本结束。宋代以后翻译的外来佛典数量极少,影响甚微,可以忽略不计。
各代参与佛经翻译工作的,既有外来人士,也有汉地人士;既有出家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在漫长的译经史上,后秦的鸠摩罗什、南陈的真谛、唐朝的玄奘和义净,被称为“四大译经家”。中国佛教典籍翻译事业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众,译出经典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广泛,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文佛教典籍主要译自古印度的梵文本经典,也有译自中亚地区的各种文字经典,但数量有限。汉文译籍一般分为小乘典籍和大乘典籍,就其中的“经藏”部分而言,小乘大多以“阿含”形式结集在一起,汉文中有4部《阿含经》。唐代的《开元释教录》把大乘经典主要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盘5大部以及5大部以外诸经。日本的《大正藏》把大小乘经典放在一起,划分为10类,即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盘、大集、经集、密教。这部大藏经所收的大小乘经典,有1460部,4225卷。虽然数量很多,仍然没有把汉文译籍收集完备。汉文翻译的外来经律论典籍数量究竟有多少,是很难考证清楚的。
中国撰述
所谓“中国撰述”,是指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佛教着作。中国人撰写佛教着作始于东汉末年,两晋以后数量急剧增加。到唐代初年,根据《法苑珠林》的记载,中国佛教撰述已经达到3000卷左右,以后的数量更庞大。中国撰述的数量有多少,很难得出确切的数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国撰述的数量要超过翻译经典。
中国撰述的种类很多,有经典注疏、史籍僧传、总集类书、经录音义、灯录语录等等。总的说来,到隋唐时期,中国撰述以经典注疏数量最为庞大;从唐末五代开始,禅宗典籍逐渐成为中国撰述的主体部分。以下主要介绍这两种典籍。
所谓“经典注疏”,是研究、阐发和弘扬外来经典的着作。域外佛教经典自汉代开始翻译成汉文以后,就逐渐产生了各类注经解经的着作。注解经典有不同的目的,或为阐发经义,或为另立新说,或为授徒传法,或为记录师言。注解经典的形武多种多样,或随文释义,常称为“义疏”;或概括经典核心思想,常称为“悬谈”;或划分经典章节段落,常称为“科文”;或记录祖师讲解经典,常称为“述记”,或汇编已有的经典注释着作,常称为“集”等。
隋唐时期,以解经注经为主要形式的佛教理论创造达到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许多注疏着作成为建立宗派学说体系的基本典籍。比如,智顗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等通过解释《法华经》,奠定了天台宗的教理基础。智俨注释《华严经》的多种着作,基本完成了华严宗的核心教义。道宣注解《四分律》的多种着作,构建了南山律宗的理论体系。隋唐以后的各朝代,虽然也有大量经典注疏着作,种类也比较丰富,范围也比较广泛。但是,各种解经注经着作都没有什么理论创新,基本以传播佛教基础知识和转述前人成果为主。
随着禅宗从唐末五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禅宗典籍大量涌现,逐步成为中国撰述的主体部分。禅宗典籍的种类也很多,以语录和灯录为主。
禅宗语录是弟子辈对祖师说法内容、传禅机缘的记录。编撰禅师语录起源于唐代,最盛行于宋代,流风所及,遍于元明清禅林。不但名震一方的宗师有语录行世,无所影响的禅师也有语录流传。
“语录”一般只记录禅师个人及其与师友、弟子的言论,大同于《论语》记录孔子语的体裁。编辑语录者,多为禅师的后学。语录原本重于记言,轻于记行,尤其侧重记录禅师在开示后学过程中流传广泛的名言警句。被称为禅宗“宗经”的《六祖坛经》,实际上就是惠能的“语录”。在唐代以后,语录内容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一般“语录”本包括小参、法语、示众、茶话、机缘,勘辨等内容。有些“语录”本加上了禅师的书信、诗文、各类着述等,成了禅师个人的着作全集。还有些“语录”本更加上禅师的行状、塔铭,以及与禅师有关的他人着作。这些语录往往称为“全录”、“广录”。
“灯录”是“传灯录”的简称,是禅宗创造的一种着作文体。因以禅法历代相传如同灯火相续为譬喻,故名。编撰灯录起源于唐代,以后历代都有仿效作品。最着名的灯录是北宋时期编辑的《景德传灯录》,这是禅宗历史上第一部官方参与编修的禅书,在宋代以后的禅宗历史上影响很大。
灯录的特点,是以禅宗派系的师承关系为标准收录人物,按历史顺序分别记载其传法机缘略传。由于对人物派系分属有分歧,所以一些灯录着作常引起不同派系之间的法统之争,嫡庶之辩,聚讼纷纭。从唐代到清代的众多灯录,记载范围不同,或通载禅宗五家法脉,或选录一家法系,或汇集某个地区的禅门师承。有些着作虽不以“灯录”命名,其性质同于灯录,可视为同类史籍。另有一些着作是集录历代祖师的重要语录,若干类作品,按世袭排列,也属于灯录性质。禅宗之外的宗派,也有仿效“灯录”体裁,编辑本宗祖师的传记。
大藏经
“大藏经”简称“藏经”,原来指中国汉文佛教典籍的总集,现在也可以泛指一切文种的佛典总集。
刻印佛经起源于何时何地尚不清楚,现存最早的印刷佛经,是唐朝成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为其双亲做功德而刻印的《金刚般若经》。从有关资料的记载和实物发现来看,宋代以前,只有刻板印刷的单本经书和佛教僧人的注疏着作,还没有大规模刻印佛教经典总集性质的大藏经。我国雕刻和印刷大藏经,是始于北宋的佛教文化事业。
宋代由***主持的大藏经雕刻始于宋太祖时,其印刷由印经院负责。到北宋末年,民间刻印取代了官方刻印。由朝廷资助并派人主持刻印的藏经习称“官版”,由地方官吏、富豪或寺院主持刻印的藏经习称“私版”。宋代300余年间,官私刻印的大藏经有5部,分别是《开宝藏》、《崇宁藏》、《昆卢藏》、《思溪藏》和《碛砂藏》。其中,《开宝藏》最有影响。
《开宝藏》是由宋太祖提议雕印的官刻藏经,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派遣内官张从信到益州(成都)雕造大藏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完工,历时12年。由于刻成于益州,也称“蜀版”。《开宝藏》所收入的典籍依据《开元录》,计有5000余卷,刻版保存于汴京太平兴国寺内的印经院,并在那里刊印,印刷好之后颁发给各大寺院。随着新经陆续译出,不断补刻加入,另外还增刻了东土撰述和《贞元录》入藏经典,并予以校勘,最后达到6620余卷。《开宝藏》的印本为以后所有官私刻藏的样板,并曾印赠高丽,从而引起仿刻。
《开宝藏》的问世,标志着印刷大藏经开始取代手写大藏经。我国刻印藏经规模之浩大,影响之久远,在古代世界印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对雕刻、造纸、印刷等手工艺的发展,对加强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思想文化沟通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在《开宝藏》的带动下,历代刻印藏经一直延续。辽代有官刻的《契丹藏》,金代有私刻的《赵城藏》,元代有《普宁藏》、《元官藏》和《毗卢藏》。明代共刻过5部大藏经,分别是《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和《万历藏》。清朝刻印有《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清末民国时期刻印有《频伽藏》和《普慧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正在编印一部新的大藏经——《中华大藏经》。这部大藏经的汉文部分拟分为两编,上编以《赵城藏》为基础,纳入我国历代各种藏经的正藏部分(带有千字文编号部分)的全部典籍,并且以8种有代表性的藏经校勘,共1937种,约1万卷。上编部分已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有106册。下编的编印工作正在进行中。毫无疑问,这一部《中华大藏经》将成为历史上收纳典籍最为宏富的佛教汉文大藏经。
出自:∵《百科知识∵》∵2009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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