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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禅生活的时代意义
有些人认为出家人是等着别人的供养而轻蔑之,却无法体悟到佛陀的教团是强调“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包括婆罗门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出家人,皆称之为“沙门”,托钵乞食是必做的功课。佛陀及其弟子们透过这种方式,宣扬“耕耘心田,丰富生命,”之实践要领,正如《放光般若经》所说的:∵“汝若不分别所施及受者及果报,是则甘露施,便逮甘露果。”食物,财物等之布施是如此,法施也是如此。
佛教传人中国,由于风土人情差距甚远,中国佛教僧团并没有实践托钵乞食的大环境,也为了落实生活即是修行,并能自给自足,而逐渐以“农禅并作”的精神,作为中国禅者生活的风格,百丈怀海禅师便是一例。农林产品更为当地的寺院带来地域上的特色,如赵州茶等禅门公案皆是。
在佛陀的时代,教团托钵乞食是修行,参禅打坐也是修行,洒扫应对更是修行,从未离开人间的日常生活来谈修行。在印度佛教的历史中,周利盘陀伽因持诵佛陀教法能力很差,常被众人嫌弃。后来,佛陀教他在洒扫时不断念诵着“扫尘除垢”,终于从作务中证悟到内心尘垢亦当扫除而证得阿罗汉果位。
佛法传入中国之后,因风土人情截然不同,出家人不适合托钵行乞,但也没因此完全不再勤劳作务。据《高僧传》所述,道安法师初出家学道之时,也曾在农地里毫无怨言地工作了三年以上,后来“启师求经,师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斋经人田,因息就览。”∵(出自大正五O·三五一下)即利用工作休息片刻之余,涌持经典而终有所成就。到了唐朝,百丈怀海禅师更是以身作则,严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实践原则,继承了农禅并作、自给自足等精神,也确立了解行并重的生活风格。
佛法是一个讲究“自己要对自己思惟言行负责”之实际体证的宗教;而非等着任何神明对个人或家庭的恩赐。因此,佛教徒的修行不会局限于外相上的要求,反而更强凋在心地上用功夫的重要,此中的“心地”就是指众生个人的“心田”。要如何在吾人的心地上用功夫,∵《大智度论》提到(大正二五·一五八下):∵“持戒为耕田,天树从中出,天厨甘露昧,饮食除饥渴。”即知佛陀人灭前,交待大众“以戒为师”的深意。若不以“持戒”为修行的基础,种种惑、业,苦的轮回,就足以让人在生死的泥淖中不得解脱,更谈不上出世间的修行,正如《师子月佛本生经》所说的(大正三·四四五中):“持戒得安隐,生处无患难,亦当见诸佛,受法得解脱。”因此,想要突破这样生死轮回的困境,要勤修戒、定、慧以提升心智的力量,才有可能拔除心田中贪、瞠、痴等的杂草。
总而言之,吾人想让自己开出什么样的生命之花,就要看自己播什么样的种子(心态),用什么样适切的(实践)方法耕耘与不轻言放弃的信心与毅力。因此,身处现代高科技发展的人们。修行也不该只强调外相上的有无,仍应在心地上用功夫。只要能利益大众,就算是现代佛教文化产业的开发也是修行,才不失现代的农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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