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士人的信佛看佛教的社会作用

从唐代士人的信佛看佛教的社会作用

许抗生

唐代士大夫阶层中，有的是激烈反佛的，如韩愈等人。也有的是信佛的，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韩愈的反佛只停留在佛教的一些表面现象上，正如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所说：“退之（即韩愈）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出家为僧，“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确实违背了正常的世俗生活，违背了儒家的思想，但这只是佛教的形迹，佛教的一些表面现象，外在的东西，并不是佛教内在的精神本质。因此，柳宗元批评韩愈的反佛是“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那么，佛教的这块石，究竟韫有怎样的美玉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在佛教的内部究竟包含哪些合理的内核呢?这是我们应当要认真加以讨论的。在这方面，唐代的一些信佛的土人，如柳宗元、刘禹锡、张说、白居易等人，从他们信佛的切身亲历中已经为这一问题做了一定的研讨。总起来说，他们认为佛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的社会生活起到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佛教的一些伦理价值观念与我国的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的伦理价值观相近或相同，从而使得佛教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柳宗元看得较清楚。他说：

浮图（即佛教）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

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道异。

确实孔子儒家提倡“爱人”，讲“仁道”，而佛教讲“慈悲”，讲“仁慈”，儒佛两者确是相近或相同的。中国的儒家文化尤重孝道，讲孝敬父母，而佛教主张出家似乎有违孝道，为此佛家遭到了历史上许多儒家士人的抨击，也成为韩愈反佛的重要理由之一。然而柳宗元认为佛教与儒家一样，也是十分重视孝道的。他说：

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

遗情以为贵虚。∵

这就是说，不讲孝道，不讲父子之情，是不懂得佛家道理的表现，是违背佛教思想的。柳宗元接着说：

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

可见，中国的佛教也与儒家一样是十分重视孝道的。的确，中国的高僧，有的本就出自儒生，所以尤重之。正如柳宗元所说：

元嵩（指僧人元暠），陶氏子，其上为通侯，为高

士，为儒先。资其儒，放不敢忘孝……于元嵩师，吾

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

崇尚孝道也就成为中国佛教伦理价值观的一大重要内容，从而在我国的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

（二）佛教讲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可补儒教之不足，起到“阴助教化”的作用

在这一问题上。刘禹锡曾经比较儒释二者思想之后说：

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佛

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自白马东

来，而人知象教……而人知心法……味真实者，即清

净以观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迁善；厚于求者，植因

以訑福；罹于苦者，证业以销冤。革盗心于冥昧之

间，泯爱缘于生死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

生成之外，别有陶冶。

这里分析得十分清楚，儒家以道德教化百姓而少讲性命之理（即心性之学），以至“世衰而寝息”，社会乱了，儒家教化也就失去作用了。佛教则不然，佛教讲救苦救难，讲因果报应和心性之学，所以社会浊乱而佛教就越兴盛。佛教既讲清净观空，也讲威神迁善，生死轮回，三世因果报应，可以使人革去盗心，泯除爱欲，起到了儒家不可能起到的作用。这确实可以说是起到“阴助教化”的作用的。的确，佛教的这一套“神道设教”，在广大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儒家的教化是不可能达到的，儒佛两者在这里确实是可以互补的。

（三）佛教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思想，是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和理想，也是佛教对人们的终极关怀，从而使得佛教在群众中赢得了广泛的信众

唐代诗人白居易一向对佛教有极大的热忱，时至晚年体患风疾，更是笃信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的思想，可以作为唐代净土信仰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白居易曾经作有《画西方帧记》、《画弥勒上生帧记》等文，讲述了他对净土佛国的向往和信仰。他说：

我本师释迦如来说，言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号极乐，以无八苦四恶道故也。其国号净土，

以无三毒五浊业故也。其佛号阿弥陀，以无寿量，愿

无量、功德柑好、光明无量故也。

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一切痛苦烦恼，无有一点产生痛苦与烦恼的秽浊之土，故号为净土。其佛阿弥陀有着无量寿命、无量誓愿、无量功德、无量光明。这是一个极乐的世界。对于一个老年人病魔缠身的白居易来说，人死之后来生能生于极乐世界有着无限的向往。为此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这一宏愿：

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

愿如老身病苦者，同生无量寿佛所。

依靠着阿弥陀佛的愿力，人死后能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这确是佛教对人生最大的终极关怀和安慰。在这里白居易说出了广大佛教信众的心愿。佛教的净土学说又怎么能不吸引广大群众对它的信仰和向往呢?所以佛教的净土宗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布。

（四）佛教超脱世俗的名利争斗，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性好清静的生活方式，亦为不少士人所向往，更为一些不得志的士人所欣赏

唐代的一些士大夫就因此而相信佛教的。例如，着名文学家和思想家柳宗元即是如此的一位代表人物。柳宗元说：

吾之所以嗜浮屠（佛）之言因此。……且凡为其

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

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

从?吾之好与浮屠游因此。

又说：

今浩初（指僧人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

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又，父子

咸为其道，以养其居，泊焉而无求，则其贤于为庄、

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其亦

远矣。

像柳宗元这样的文人不愿意在官场上争名逐利，互相倾轧，而愿过着回归自然的宁静淡泊、乐与山水为伴的生活，自然地也就愿意与一些高僧为友，信仰起佛教超脱世俗的名利官位，而追求佛教的清静生活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一些士人（知识分子）之所以信仰佛教，依他们看来，至少有以上4个方面的原因。这4个原因（与儒家伦理相合，阴助教化，终极关怀，不为名、不为利、乐山水、好清静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佛教在我国社会历史上所起的4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然佛教对社会的作用并不限于这4个方面），也是佛教之所以能在我国绵延发展两千年之久，而时至今日仍在社会上起作用的重要原因。确实中国的佛教文化，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为了发扬我中华民族的精神，对我国佛教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以及它在我国当前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我们也应当像唐代的一些士大夫一样，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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