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东临蒙山,北靠岱岳,南阻峰山,西绕沂泗。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粮仓,很早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这里便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稍后这里又是传说中古帝少吴氏定都之处,号称“少昊之墟”。历夏经商,曲阜又成为鲁周公封国的首都,肩负起镇抚东夷,拱卫王室的历史重任。在春秋时期,曲阜以其所保存的西周礼乐资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造型的摇篮。利用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完成这种造型工程的总设计师,便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学宗师——孔子。
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一生并不显赫,但司马迁的《史记》,为他作有《孔子世家》,与诸侯同列,以示对他的特殊优待。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古往今来君王贤人不少,在生时显赫一世,风光一时,不可一世,但是死后就销声匿迹,形同粪土。孔子则相反,在世坎坷,死后却十分尊荣。历代统治者对他加号进爵,黄屋左蠢,有王者之尊。其后代享其余泽,至今世世不绝。在中国所有宗法家谱中,可能只有孔氏家谱才是货真价实、一脉传衍的第一家族。其原因何在呢?正如太史公揭示的那样:孔子删定了六经,为天下万世提供了研之不尽的绝代经典;孔子一生嘉言效范,为天下万世树立了仰之行之的不朽榜样。他是先师,他是圣人!立德立言,足以垂法后世,宜其子子孙孙传行无穷也。
孔子的先世出自王家。商纣王的哥哥、殷末“三仁”(即箕子、微子、比干)之一微子启,即其远祖。西周初年,微子受封于宋,都于商丘。五传至于弗父何,礼让其国于其弟宋厉公,自为宋国大夫(《孔子家语》),弗父何即孔子十世祖。从此,厉公一系世掌宋国君权,维系着并不出色的世袭统治;弗父何一系则成为宋国辅政公族,保持着宋国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再三传为正考父。正考父知书识礼,以谦谦君子知名后世。他熟悉商代文献,曾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史氏。他受君委命,一命而俯,再命而楼背,三命而筹折,鞠躬如也。他连走路也靠墙循边,不争于人。然而至其子孔父嘉时,情况则大为恶化。嘉作来较公大司马,穷兵领武,“十年而十一战”,民怨沸腾。可巧政敌太宰看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与之相遇于途,“目逆而送之,曰:美丽艳”(《左传》桓公二年)。太宰督假公济私,利用国人的不满情绪,扞然发动政变,杀孔父嘉。鼓公出面干涉,被就。太宰督纳其妻而逐其子,孔子祖先结束世为大夫的贵族生涯,一落千丈,沦为平民。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难于鲁,卜居于曲阜东昌平乡之贩邑。子孙袭姓孔氏,遂为鲁人。心有余悸的孔氏子孙,隐姓埋名,一连四世皆不显,一直到孔子父亲叔梁纥,才稍有事迹见载于史册。
叔梁纥是个武士。叔梁乃字,纥是其名,称“叔梁纥”是尊称。长于吸邑,又称贩人纥,或瞰叔绍。叔梁给腰圆体壮,雷力过人。尝为大夫孟献子武士,颇以勇武闻名于时。《左传》襄公十年载:公元前563年,叔梁约随诸侯军讨伐伯阳。倡阳虽是个附庸小国,却长于诡计。当诸侯军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之时,倡阳人大开城门,妄称受降。诸侯军不知其诈,狠然争入,军人方半,伯阳人猛然放下高悬的城门,诸侯军有被拦腰截断,各个歼灭的危险。叔梁给见势不妙,双手托住千斤城门,呼令诸侯军迅速撤出,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七年后,叔梁纪与大夫臧孙纪同守防邑,被齐军团团围困,众寡悬殊,动弹不得。一天夜里,叔梁给侦察好敌情,挑选精壮三百,披坚执锐,乘间突围。将臧孙给送出重围,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重返防邑坚守。一往一来,如入无人之境(《左传》襄公十七年)。由于他有谋有勇,遂以武功知名诸侯。后升为吸邑大夫。孔氏子孙终于向久违了的贵族集团迈进了一大步。
叔梁纽先娶施氏,连生9子,都是千金;再娶一妾,生子孟皮,又破其脚。叔梁给为使先人香火有后,以便重振家业。于是,在60余岁的翩翩老矣之年,还向颜氏求婚。颜氏是曲阜大族,家有三女,大女二女都不愿意嫁给这位尽管是英雄的老人,但三女徽在却慨然允婚,并很快有了身孕。十月大期,产下一男,便是孔子。孔子生时头顶内凹(圩顶),有似阿丘,故名孔丘;生前父母曾祷于尼山,因字仲尼。关于孔子出生,还有一个公案。《史记》说:“绝与徽在野合而生孔子。”野合,《史记》三家注,说是给年长,徽在少,不合“壮室初等”之礼,非礼曰野,故曰“野合”。或曰,野合为野外结合,则孔子为私生子。今存异焉。
叔梁艳喜添贵子,却天不假年,他来不及把孔丘培养成人,便在爱子三岁时溘然长逝了(《孔子家语·本姓》)。对小仲尼的哺育教养任务一齐落在年轻妈妈徽在的肩头。为了避免叔梁艳那个多子女、多妻妾的家庭矛盾,徵在毅然离开孔家,带着小仲尼卜居曲阜城内,后称阈里。孔子少时,生活异常艰苦,他小小年纪也不得不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他后来回忆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即指此情。有见识的孔母却没因生活的艰难而忽视孔子的教育和培养。曲阜,是鲁国首府,是一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周公受封于此,其子伯禽赴国,带来了许多西周礼乐文献,素有礼义之邦的美名。晋国大夫韩宣子曾观礼于鲁,深有感触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所以王也。”孔母卜居曲阜,其用意也许还在于利用其文化气氛以便教育孔子。孔子儿时,从不作无聊的游戏,常常模仿大人演礼习仪,学习古法。《史记》说:“孔子为儿嬉戏,设俎豆,陈礼容。”即指其事。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使孔子对礼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15岁时,他留连礼乐,乐以忘返,立志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到17岁时,孔子已是彬彬有礼,在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中,获得了“知礼”的赞许。孔子的身体也很棒,体长九尺(合今2.16米),号为“长人”。力大可举城门,一如乃父。含辛茹苦的孔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自己十多年来苦与乐、忧与思,都以儿子长大成人得到了满意的报答。想到孔丘有成,孔门有后,一股欣慰的甘泉滋润着她那久已枯竭的心田。然而,她同样未能看到儿子大有作为,便带着一个年轻寡妇固有的哀思和悲凉,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是苦多于乐的世界。
孔子3岁丧父,17丧母,过早地失去了亲人的庇护,孤伶伶独身一人跨入了那个动荡的人生旅程。在这个旅程中,孔子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十分麻烦,那便是如何安葬亡母遗体的问题。按照“生同室、死同穴”的规矩,孔子应将亡母与亡父合葬;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肯定徵在与叔梁纥合法关系的机会。可惜的是。孔母徵在从未告诉他叔梁纥的墓地。在注重礼乐教化,强调孝行的鲁国,这实在是件费解的事。《史记》只含糊地说、“盖讳之也。”至于为何讳之,可能只有从孔子出生的情形去找答案。孔子将亡母灵柩殡于当时曲阜车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五父之衢”,以便引起人们的关注。结果一个赶车人的母亲(“挽父之母”)熟悉当年旧事,告知孔父墓地所在,孔子于是得将亡母与叔梁纥合葬于防山,即今梁公林。真乃两全其美,既肯定了叔梁纥与徵在夫妻关系,尽了一点孝子仁人之心,也确认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叔梁纥那士人的头衔和勇武的名气,也许是他步入贵族社会有用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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