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和谐思想的现代启示

2011年8月13日∵∵

∵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有自身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而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代表性经典，这些经典体现了民族的智慧，凝聚了文化的精华，形成了思维的范式，并在历史的时空中长久传承，积淀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书写下厚重的一页。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道德经》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经典。

∵《道德经》形成于中华文明的“轴心时期”即春秋战国时代，原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后来在汉代被奉为中国本土文化孕育产生的宗教——道教的经典。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另外一部重要经典《易经》一样，天、地、人三才无所不包，其内容涵盖了哲学、伦理、经济、养生等各个方面，言简意赅，含义深邃，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杰出智慧。关于《道德经》的产生和形成，长期以来有着众多的记载和传说，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大体应以西汉时期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为坐标，即“老子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如此较为接近历史的真相。即使是后来考古发掘出来的汉墓帛书本和战国楚简本的文字与传世本略有出入，应该说也大体与太史公记载的老子思想主旨相去未远。

∵《道德经》虽然仅有五千多言，而两千多年以来的注疏诠释文本则多达千种以上，文字超过数千万言。近代西风东渐，东西方两种文明发生碰撞和交流以后，《道德经》又被翻译为多种外国文字，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这本简短的中华文明经典，为何有着如此广泛的影响以及历久弥新的历史魅力？它的思想内涵与价值意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诠释？它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对近现代以来人类文明产生的诸多难题有着怎样的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这里，笔者仅就人类文明与宗教经典的关系，探讨和发掘《道德经》中“和谐”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以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自传承了数千年之久，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诸多的文化特征，而“和谐”的思想观念无疑是东方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文化中，“和谐”的观念起源很早，如先秦经典《尚书·康诰》就有“惟民其敕懋和”的记载，而《论语·学而》篇也有“礼之用，和为贵”，以及《左传》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名言流传于世。这些古代的经典话语中，既有“和顺”的意蕴，又有“和谐”的含义，前者是从社会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讲“和”，而后者是从自然现象的“仰观俯察”中归纳出的朴素哲学观念。

∵《道德经》则与以前的经典有所不同，首先是高屋建瓴，从更广阔的视野对整个世界作了宏观的睿智考察。第五十四章中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认为世间人们的思想观念根据各自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立足点不同，自然会产生对于世界的不同看法和思想观念。如或从自身个体的角度，或从家庭的角度，或从邦国的角度。这在老子看来，虽然各有所得，然而却不免限制了观察者的视域，都是“有限”的局部看法，尚未悟入“道”的通达境界。只有“以天下观天下”，从整个“天下”（世界）的视野来观察“天下”，具备世界的眼光，如此才有可能洞察万事万物存在的真实本相，体悟出那“不可言说”的“大道”之真实存在。

∵因此，《道德经》所言说的“和”就与以前《尚书》与《论语》所讲的“和”迥不相同。第四十二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由至高无上的“道”化生混沌无分别的“气”，这就是“一”；继由混沌之“气”化生为整个世界的对立物，即“阴”与“阳”；然而单独的阴、阳并不能化生出世间的万物，必须要互相作用，由“冲气”产生出二者的调和，由“二”至“三”经过“和”的阶段，才能化生出大千世界的丰富物象。这里，老子所言说的“和”显然是对《尚书》和《论语》含义的超越，是从世界万物生成本源的视域去言说“和”，因此使《道德经》对“和”的阐释具有了宇宙论的哲学意义，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宇宙生成论的基本范式。

∵世界一经形成，就有了天地万物，继之有了人的存在；因此，就会产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在上述各种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中，老子最为关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也是《道德经》的核心内容所在。

∵老子认为，既然天地万物都由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道”所化生，那么天地万物都有得于“道”，就是说均赋有“道”的本性，这种“道”与天地万物所共同具有的本性，老子称之为“自然”。所以，《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应予注意的是，道家语境中的“自然”与我们今天所言说的“自然”概念大不相同：后者所讲的“自然”是人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和环境，或者说是现代科学视域中的“自然界”；而前者所言说的“自然”却是指“大道”所独有的“自然而然”的真实本性。因此《道德经》中的“自然”并不具有实体的含义，“道法自然”并非是说在“道”之上还有“自然”实体的存在，而是说“道”的真实本性就是“自然”，这才是老子言说“道法自然”的真谛。

∵在这样的“天下”视野之下，人、天、地乃至宇宙万物都是由“大道”所化生，并且都具有“道”的自然本性，那么人与天地万物就不存在像西方文化传统那样出现何为主宰的问题，而是本身即是不可分离的生存整体，有了自然界（天地万物）才有人的存在，没有天地万物就没有人的存在，而人与天地万物的存在都由“道”的存在所规定，所以《道德经》主张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它本或作“王亦大”，于考据、义理皆不可通，究其源流，当为战国时法家传本所致），由“道”的“自然”本性规定了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和谐关系。在这种天地万物一体共存的关系规范之下，人与自然界必须保持和谐共存的恒常关系，即自然界（天地）从“大道”那里秉持了自然的本质属性，因此自然界提供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而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长久存在，也必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不能任意破坏自然界的生存基础和条件，二者不是对立的状态，而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道教的传统观念认为，如果不尊重“太上大道”，无视“自然”的永恒法则，肆意损伤天地自然的生存，就是违背了天地生存之道。《道德经》第十六章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因此，“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意谓认识和了解天地万物的永恒法则叫做“明”，达到了“明”的境界者即是具有大智慧的人，这种智者能够包容一切，符合自然，最终与“道”相和，长久生存于世。当今的世界，由于人向自然索取过度，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关系，从而产生了众多的自然灾害，严重危及了人类自身的安全与生存，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担忧，回顾老子关于“天（自然）乃道，道乃久”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人类应具有极大的智慧启迪。∵《道德经》主张“道法自然”，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相处的和谐关系，同时对人类自身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庄子·天下篇》评论老子的思想说：“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将老子的道家学说概括为最高的“道”与永恒的“无”、“有”所构成，这是抓住了老子的核心思想。《道德经》以“道”作为其思想的最高核心，以“无”和“有”作为其解释世界的“玄关”，并将“和谐”的理念贯穿于万物存在的方方面面。

∵《道德经》主张个体的身心状态与修道的实践是息息相通的，第五十五章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认为修道者倘若个体身心修炼达至内部和谐的状态，有如赤子，那么就可臻达得道的境界，这可称作“以身观身”。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而组成家庭的父母、兄弟、妻子传统称为“六亲”。《道德经》主张“六亲”要在“人性”（即自然产生的人之本性）的基础上和睦相处，这样就不会存在“孝”与“不孝”的人为的社会问题（“六亲不和有孝慈”），这是“道”的自然原则在家庭中的应用，可以称为“以家观家”。

∵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国家政权的建立，中国古代称作“封邦建国”，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说法。《道德经》主张“小国寡民”，其实本意是主张国家政权都是为了解决民众的生存而建立，而要治理好国家就要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因此主张国家要小，民众要少，其根本目的是要使国家和人民都保持自然淳朴的本性，减少财富和利益的争夺，维持和谐的状态，使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就是“协和万邦”的根本目的所在。用《道德经》的话来说，这就是“以邦观邦”。

∵从“以身观身”到“以家观家”，从“以家观家”到“以邦观邦”，都是《道德经》“和谐自然”观念的具体应用，最后升华至“以天下观天下”的最高境界。用今天的话语来理解和诠释，就是“各家”、“各邦”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生活观念和文化传统，如果分别来看，都有自身的不同特征和各种作用，然而囿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也有所局限和不足；只有在建设好自家的“家邦”的基础上而超越之，能“以天下观天下”，高屋建瓴，远瞻世界，从整个人类生存的处境来看问题，从世界文明的视野来看待古往今来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按照《道德经》所讲的“自然”和“和谐”的原则来行事，这样才能达到“道”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家和道教的和谐思想为我们生存的文明提供的杰出智慧。

∵几千年前的文学总集《诗经》中曾有这样的至理名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过去的古代哲人用他们的杰出智慧创造了民族文化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培育和增进了中华文明的和谐传统。然而时至今日，世界仍有种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存在，如世界范围的生态失衡，局部地区的长期动荡，东西社会的贫富悬殊，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以后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在在造成了人们生存环境的困难与心灵的困惑。不过我们仍然乐观地相信，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会中断，哲人的优秀智慧还会重焕光芒，《道德经》的和谐思想必将能为我们走出现代的困境提供有益的启示，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华侨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信息来源：《中国宗教》）